第三章 革命文学社团的成立及革命文学活动
广州是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最早的城市，是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第一道门户，康有为、梁启超提倡新学也起步于这里，但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新文学上是相当寂寞的。1917年，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广州也没有一家新文学社团，甚至没有一份新文学刊物出来响应。到1920年，广州虽然陆续出现了《新学生》、《南风》、《广东群报》、《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但除了《南风》有新文学“尝试”外，其余各刊都是综合性的刊物。直到1923年7月，大革命高潮开始掀起的时候，广州才出现了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广州文学研究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使然”，二是“缺乏一所学术的大本营，像其时的北京大学”，所以南方“能执笔写文章的人，可是都要送到上海和北京投稿去”，“南方的学者”也“都往北方去了”。[1]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及其带来的革命报刊的大量创建发行和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学校的建立和革命文学人才的培养，给广东思想文化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氛围，带来了新的契机，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一时期，广州的新文学社团才逐渐在学校中发展起来，出现了“倾盖社”、“广州文学会”、“革命文学社”等具有革命色彩的新文学社团。
第一节 新文学社团的诞生：广州文学研究会
1923年7月，广州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广州文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由岭南大学的学生刘思慕、梁宗岱、叶启芳、陈受颐、潘启芳、司徒宽、陈荣捷、甘乃光等发起。同年10月，该会又出版了广东新文学的第一份纯文学刊物《文学旬刊》，附在《越华报》“国花”副刊上，作为会刊，以扩大其宣传阵地。与此同时，潮汕地区也成立了火焰文学社，“会员五十多人，大多是潮汕各地爱好文学的师生，也有广州、武汉、上海、天津、北京和南洋以至印度等地的文学青年，火焰社发行《火焰周刊》（共印行一百多期）”，[2]是广东现代文学第一种独立发行的有群众影响的期刊。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家洪灵菲、戴万平、冯铿等都曾在该刊发表过作品。此外，潮州金山中学的晨光文学社及《晨光》杂志、伏虎文学社及《谷风》杂志，和1924年海丰地区也成立的莹光文学会及出版的《莹光》会刊等小型新文学社团及刊物也曾在一定范围内对广东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广东新文学社团一开始就注重与上海、北京等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新文学团体、作家、尤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引导。广州文学会成立之前，其发起人梁宗岱，叶启芳就与郑振铎、许地山等人熟悉，并有“通过启芳同许、郑的旧谊跟上海‘文研’‘挂钩’之意”。也正是通过叶启芳与郑振铎的通信，“才使得广州文学研究会搭上全国文学研究会这趟车”。[3]上海文学研究会方面也给以广州文学研究会支持，其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国内文坛消息”一栏里，报道了广州文学研究会、火焰文学社、晨光文学社等广东新文学社团成立及会刊发行的消息，并附有梁宗岱来信致郑振铎的信，详说广州文学会分会成立、会员、出版会刊、通讯等情况，[4]此后，《小说月报》还不断发表广东新文学社团成员的文章。
1925年底，郑振铎“致广州文学会分会叶启芳等人告以沈雁冰将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学研究会委托沈雁冰与他们洽谈有关分会工作问题”。[5]1926年初，沈雁冰抵达广州，曾两次与广州文学会会员交谈。一次是在沈雁冰住的旅社，一次是广州文学会会员在惠爱东路文德路口一家小酒楼上宴请过沈雁冰。据刘思慕回忆：“通过这两次交谈，通过雁冰的积极支持，我们的文艺小团体与‘文学研究会’挂上钩了：作为团会员加入这个全国性组织，并改称“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6]
这一时期的广东新文学社团明显受到文学研究会的影响，文学主张和创作上都倾向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其成员“当时对于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鲁迅、沈雁冰、郑振铎（西谛）、许地山（落花生）、谢冰心等都十分仰慕，把他们的作品当作自己写作的楷模”。[7]会刊“《文学旬刊》，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体例与北京上海的相仿”。[8]该会的主张也几乎与文学研究会完全一致，“鼓吹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以及那些无病呻吟或徒有形式之美的旧文学，认为文学的责任表现人生和批判人生”。[9]陈荣捷在《文学旬刊》上写的一篇文章《诗之真功用》也说，“文学的任务是表现人生和批评人生”。[10]此外，《小说月报》在报道火焰文学社的消息时也称，该社“以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而附带的整理中国旧文学及研究世界文学”。这与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洪流中，广东新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内容，很多青年开始朝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方向，迈开诗歌和散文创作的第一步。并且，广东新文学社团极有可能已经受到当时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非战文学”的影响，从而开始走向革命文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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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振金：《岭南现代文学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4页.
[2] 许峨：《郁达夫到汕头》. 陈子善、王自立主编：《回忆郁达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68页.
[3] 刘思慕：《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转引自易新农、夏和顺著：《叶启芳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第35-36页.
[4]《小说月报》“国内文坛消息“栏里，分别于14卷8号报道了广州文学研究会分会、汕头火焰社的成立消息，并附有梁宗岱的来信；14卷9号报载有火焰社《火焰周刊》的消息；14卷10号载有潮州星光文学社的消息和广州文学分会出版物《文学旬刊》的出刊消息。
[5]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25页.
[6] 刘思慕：《羊城北望祭茅公》.《矛盾专辑》（第一卷·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256页.
[7] 刘思慕：《羊城北望祭茅公》.《矛盾专辑》（第一卷·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255页.
[8] 梁宗岱：《梁宗岱致郑振铎信》.《小说月报》.第14卷第8号.
[9]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文化卷》（卷16），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69页.
[10] 陈荣捷：《诗之真功用》.转引自易新农、夏和顺著：《叶启芳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版.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