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原诗】
之一·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之二·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之三·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组诗总评二】组诗中陶渊明委运任化的生命观

“运”是天运，指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化”是大化，指自然物质的变化。在陶渊明看来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化”之中，都必须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陶渊明将生命安置在天地大化、广袤宇宙这样宏大背景中，认为生命属于万物运化的一部分。委运任化即顺应自然，听凭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寒暑、荣枯、生死都是自然运化的结果。

《形影神》组诗所阐述的哲学内涵，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生命哲学，事实上包含或者指向一种本体论。首先，我们看到，陶渊明是在宇宙自然即诗中所说的“天地”“大化”这样的宏观背景中落实生命的位置，并且认为生命属于万物运化的一部分，所以要纵浪大化。纵浪大化，即委运任化。

“神辨自然”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委运任化，其实质是强调精神相对于运化的独立地位。就“形”与“影”两个层次来说，生命是直接地受制于物质世界与一般所说的社会的。生老病死，祸福荣辱，乃至于属于主观反映的喜怒哀乐，这一切，都是属于“形”“影”层次的生命内容，都是受运化支配的。而“神”作为最高理性，却是宁静、澄明的。这种宁静、澄明的理性是具有本体性质的。前者陶渊明曾用“形迹”来称呼，后者则用“灵府”来称呼：“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戊申岁中遇火》）“形迹凭化往”，即委运任化的意思；“灵府长自闲”即认为精神可以保持一种永恒的宁静。这里关键是强调精神有一种可以独立于运化、不受运化支配的作用。当然这个精神属于理性的范畴，而非一般理解的心灵活动，尤其与平常所说的心理活动不一样。可以说，这个“灵府”与“神”是同等的概念，具有哲学范畴的特点。这类思想，在陶氏作品中经常出现。如：“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所谓“迁化有夷险，肆志无窊隆”，与“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显然是一样的意思。其中“肆志”即灵府自闲的意思。本诗中所表现的委运任化思想，与《神》诗是完全一致的。此外，《连雨独饮》中的“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也是同样的意思：“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按逯钦立《陶渊明集》：“曾本云，一作形体凭化往，又云形神久已死。”又云：“和陶本作在心。曾本云，一作在心。”按宋刊汤汉注《陶靖节诗》、元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并作“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按此两句，实亦《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戊申岁中遇火》“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之意，特措辞稍异尔。其言之意，是说“形骸”即“形迹”，“形骸久已化”“形迹凭化往”，皆有纵浪大化之意，亦即生命本身及人生之种种遭遇，都是运化所致，主观并无执着与决定之能力，所以只有委运任化。“心在复何言”之“心”即“灵府长自闲”之“灵府”，亦即“肆志无窊隆”。“心在复何言”为感叹自慰之言，此两句言：形骸久已委运任化，然此“心”则是自我之唯一体现，此心即能自我拥有，则迁化之夷险、生命之短长，复有何可系虑者？故上述三诗中的这三联诗句，所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在陶渊明的表达习惯中，“神”“灵府”“志”“心”这些概念，与一般的生理或心理意义不太一样，都是一种具有哲学内涵的范畴。这是因为陶渊明是用这些范畴来阐述一种生命的哲学。渊明诗文中多“心”字，其中最富哲学范畴意味的用法的，即《归去来兮辞》中“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些表述，都是属于“神辨自然”范畴的内容。可以说，陶渊明将“心”“神”“志”理解为一种独立于形影之上的理性，将此作为真正的自我所在。他对“心”的独立作用的强调，与后来的禅学、心学是有相通之处的。

从以上所论可知，陶渊明并非简单地接受玄学自然思想，而是对魏晋以来的崇自然论者、形神论者及其所有行为方式有诸多的思考与辨析，并落实在人生行为与艺术创作之上。由此可见，“神辨自然”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形影神》组诗之内，作为一种单纯的生命哲学存在，而是包含在渊明思想与行为的整体之中。陶渊明通过对“自然”“神”等旧有范畴的创造性发展，建立了最高理性的哲学范畴，其《形影神》组诗中的哲学表述，也就具有了可与古今中外一切阐述主体精神、理性、本体的哲学相互阐发、印证的条件。

《形影神》的对话由“形”发起。“形”发表这一通有生必有死的看法，并非简单陈述自已的观点，并非自言自语式的，而是针对“影”的观点而发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劝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则是“影”对“形”的答复。所以，这里存在着“形”与“影”的明显对立，但却只能各言其是，因为它们所阐述的都只是伦理学层面的东西，是“善”的问题，而非“真”的问题。《影》诗所说的“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就是反映这一点。只有“神”是超越伦理学的层面，从哲学层面立论，对“形”“影”的观点做出剖析，达成最高的生命哲学。“神”所辨释的这种生命哲学，陶渊明称为自然，亦即“真”的问题。也就是说，陶渊明通过《神释》正面地展示他对作为魏晋哲学最重要的范畴自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