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人未上过大学，中师毕业。中师，肯定不是本科。是专科吗？非也。专科也得读完高中才够格被专科学院录取，虽然分数不高。我未上过高中，看来也不够格。高中文凭？好像又有些不甘心。当年本人可是初中生中的尖子生，那些没能考上中师的同学才上的普高。究竟什么文凭？至今未见到红头文件明确给予定论。对文凭的纠结已足见其迂。何况在山村讲台站了三十来年，至今未走出大山。到省城看病，儿子带我坐地铁，我上了车就把地铁卡片扔进了垃圾桶，结果出不了站，儿子一个白眼：“迂！”怎会不迂？长年累月跟山里娃打交道，“近墨者黑”，智商情商急剧退化，现今应该退化为一个懵懂山里娃，不迂才怪？迂师太过迂，越来越看不懂当今社会，越来越适应不了当今教育。辗转难眠，往事历历在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十七八岁的我，背着铺盖卷儿，怀揣分配文件，牢记校训“为师为范，献身教育”，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向大山深处的学堂—原来的老祠堂。　握住老支书老松树皮一样的手，自己做个滑轮，和一群山里娃第一次唱响国歌，看着五星红旗高过了那棵苍柏，心中热血沸腾。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二二得四，二三得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十来个娃，两个老师（还有本村一位民办教师，已两鬓斑白），我们四级复式教学。手摇铃铛上课，手摇铃铛放学。孩子们唱着山歌来，诵着唐诗走。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中午娃们轮流和老师蒸饭，三个娃一天。打开热腾腾的饭盒，就着从家里带来的泡菜、腌菜，蹲在阶沿上，吃得那个香！老师和娃们一起吃，这个娃给我夹点泡菜，那个娃给我分点腌菜。娃们抢着分给我，我不住地说：“够了，够了。”送走最后一个娃，夜幕降临，听着犬吠蛙鸣，在那颗山风中摇曳的老灯泡下，批作业、备课，靠在床上读几篇小说，自然睡去。

    娃们巴望上学，不喜欢放假。放假就要捡柴、放牛、做饭、干农活，稍微偷点懒，老爹那油光发亮的使牛条就会噼里啪啦响。还是上学好！作业不多，放牛时躺在大青石上就能做好。玩的可不少，娃们聚在一起，啥点子都想得出：用稻草搓跳绳，用鸡毛扎毽子，用破袜子缝沙包，用竹结做竹车，用铁丝绕铁环……可吃的零嘴儿也无奇不有：“二月樱桃红，三月枇杷四月杏”；五月苞米秆儿赛甘蔗；“六月六，地瓜熟，愿扒地瓜不看屋”；秋季更是水果的天地：桔、柚、柿……还有漫山遍地的红苕；冬季柿饼已上霜，冬萝卜脆生生……三四个娃聚一起，在上学的路上，还是放学的途中“下手”，每每得手！那时“窃果”也不算“偷”吧，听着几句骂骂咧咧，不上纲不上线。往往我的办公桌上就有一堆。别管是哪个小子弄来的，只管享用就是。

      山民尊师，是发自肺腑的。四季尝新，都有我的份：新米、新面、鲜豆、鲜菜……东家送米，西家送菜；这家没吃完，那家又送来。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请我写对联，都请我做支客司（应该是现在的司仪吧）。好像请到了我，就是他们的无尚荣光。特别是冬天临近过年，家家户户杀年猪，争先恐后请我喝庖汤。不管家里有没有娃念书，都请！我和有身份的或者年长的山民围着红红火火的柴火堆，看着四五个小伙揪的揪，拖的拖，推的推，把个大肥猪“押上刑场”，杀猪匠赤膊上阵，杀猪刀明晃晃的闪着寒光。几个小伙把大肥猪按压在正堂屋外的阶沿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转瞬之间，鲜红的、热腾腾的猪血从肥猪脖子上的血口子往外涌，大洋瓷盆一会儿就差不多接满了。大肥猪还没来得及哼哧两声，就进了冒着热气的大木桶，褪毛、开肠破肚、去头剃骨，眨眼间就变成了满案猪肉：肉是肉，骨是骨，脏是脏……选几块最鲜的、不肥不瘦的，切成小块，放进柴火堆上方吊着的老鼎罐里，再拍破两块大骨放进去，加几个脆生生的萝卜。不一会儿，香味就随着罐里的“扑扑”声往外钻，馋得人直流口水。等猪头敬了天地和祖宗，灶屋里的酸辣猪肝、米粉毛血旺、粉蒸槽头肉……陆续上桌，村民自酿的高梁酒醉而不晕，三杯两盏下肚，打着柏皮火把，哼着山歌，飘回学校，一觉睡个大天亮。第二天放晚学又有人来请了。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喝酒的，也闻惯了山民的旱烟味，走惯了山间的夜路。

    那时的功课任务一点不重：做几道算术题，写几篇汉字，期末检测一次。美术、音乐、体育都开课，扯开嗓子唱，甩开膀子跳，自由得很，不愁考试。孩子们身体倍儿棒：摸爬滚打是能手，长跑3000不喘气，跑得不快还追得上兔子？爬树翻墙赛猴子，不然怎么摘果子？老师也轻松，9点上课，下午4点就放学。因为娃们离家远，住得又零散，这山一个，那山一双，翻山越岭到学校，早不了，也晚不得。一根黄荆条说打学生就打，没有家长找麻烦，他们信奉“黄荆条子出好人。”春游、秋游；野炊、摸鱼；割麦、晒谷……自由自在，师生共乐。

    工资百来块，每月到粮站买“国家粮”一毛三分八一斤，三十斤要不了几个钱，两斤菜籽油也只需一块多钱。何况根本不用买，村民送的都吃不完。“国家粮”全留给老爹老娘养弟弟妹妹了。住的是学校祠堂老木屋，喝的是校旁老井水，基本没有电费水费房租费。菜嘛，哪用买？想吃啥菜到菜地采就是，从不管是哪家的。好像这是我的“特权”。学校后面还有一大块勤工俭学地，和学生种花生、黄豆，收获几大麻袋，吃不完还托付村长带去卖钱给学生添置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学生哪个欢哟！缝件衣服可以穿几年，又不肩挑背磨，哪会烂？一年下来，自己存个“小金库”，还可给老爹老娘买几袋尿素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像害羞的山姑，九十年代末才跚跚来到我们西部山旮旯里。头两年有几个胆大的山民在农闲时节背着铺盖卷走出大山，去外面务工。他们尝到了甜头，回村一吆喝，成批成批的山民像潮水一样往外涌，村里只留下老人妇孺。慢慢地，妇女也跟着老公出去了，还带走了孩子。听说到大城市可以上民办学校。大点的不上学，直接跟父母到工地上干小工去了。

      村校的学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心里失落得慌！土操场上长满了荒草，几条无人喂养的狗瘦骨嶙峋，慵懒地卧在旗台的青石板上。村子冷清得很！我教着八九个学生，只有幼儿园和一二年级，两个上四年级的被迫到乡中心小学当食宿生了。每当送走了最后一个学生，我就从学校附近的雷大爷家借来锄头，发疯似的铲土操场上的荒草，可荒草也发疯似的生长，好像跟我较着劲。晚上闲来无事，靠在床头看胆大的松鼠在漆黑的屋梁横木上跳来蹿去，我用黄荆条子把床沿敲得噼里啪啦响，它却拿小眼睛瞧我，一点都不害怕。

      好多国营企业改革改制，供销社被承包，粮站私有化，工人下岗，“下海”、“停薪留职”潮起。我的粮油本儿躺在抽屉里，成了历史性的见证。“国家粮”取消，我们也要买议价粮了。一角三分八变成了三块八。才听说几个同学“停薪留职”，过不了几天，又听说几个胆儿大的辞了工作直接“下海”，回老家办了砖厂，生意红火得很。我也有些心动，给老爹老娘一说，他们马上生气，老爹把个旱烟锅在门槛上敲得啪啪的响：“你是听见风就是雨，这山望着那山高，你以为到外面捡钱吗？一个姑娘家，当教师有啥不好？旱涝保收，还有寒暑假，退休了还有养老金。你们工资不是也涨了很多吗？不许出去！”我并不是听了“老人言”，而是自己也有些后怕。我除了会教娃们识字读文、算术几何，我还会什么呢？难道也到工地上搬砖当小工？这些年握惯了粉笔的手恐怕搬不动了。更何况学校还有七八个娃，我若走了，好像就欠下了山民们情一样。毕竟“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软”。

      春节来临，曾经教过的几个娃跟着父母回村过年，毕竟家里还有爷爷婆婆。没有老人在家的连过年也没回来，老房子“铁将军”把门，青苔长到了门槛石上。很难听到杀年猪的猪叫声。两个学生来看我：狗娃黑是黑了些，但个子长高了不少，穿一身牛仔装，还没进门就扯着嗓子喊：“李老师，你还在这旮旯里？我以为你调走了！”我把他们迎进门，他们往床沿上一坐，长腿不住地摇晃着：“工资涨没？”“涨了，涨了，如今我每月能领八百多呢？”我说。“什么？才八百多？我跟我爹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每月耍耍当当地干，挣个一千七八轻松得很！去年幸好没听你的劝去乡上读六年级。你看你那么有文化，才挣那几个工资！”“李老师，彩群挣钱更轻松！”“哪里嘛？”彩群扭摆着腰，操着普通话。我刚给他们弄好茶，寻声一望：是彩群吗？原来的小丫头一年就出落成大美女了：金黄的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一条大红的包臀裙裹出了漂亮的三围，露出洁白的前胸和大腿。我有些不敢注目了。“李老师，彩群在理发店当学徒。哦，该叫阿彩。她一个月最少也要挣两三千！”狗娃声音响得很，连屋梁上的松鼠也吓跑了。离别，他们送我好大一袋苹果，又大又红艳。我抓起一个咬了一口，却总觉得没有先前他们送我的山果香甜。

                  新世纪来临

      我早就嫁作了他人妇，当了娘，丈夫是乡中心小学教师。先是“普九工作”落地生根，接着又是“两免一补”。希望工程拆了旧祠堂，修建了一所两层楼的漂亮小学，操场硬化，黑板变白板，粉笔被水写笔取代，多媒体走进村小。我有专门的办公室、教师宿舍。可惜村里的好多老屋都是“铁将军”把门，锈迹斑斑。村民们挣了钱，有的到乡上，有的到镇上，有的到县城购买了新房，举家进城，孩子都带走了。剩下几个孩子在空落落的新教学楼里学习。他们那颤微微的读书声显得是多么孤单，就像留守的孤独老人，坐在老屋前的石磨上，呆望着通往村外的马路，从夕阳坐到黄昏。“留守老人”、“留守学生”、“留守妇女”，是新时代的新名词，为啥没有“留守教师”呢？我时常望着在山风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呆呆地想。

      数字化时代有火箭般的速度，我飞也似地跟跑：自学考试搞了个专科文凭才几天，又让我暑假进函授学校专升本；昨天还在熬夜背诵五笔打字口诀，今天又要学习微格课件上传；刚学会网上备课，又说手写教案才能提升老师的书写能力。各种各样的学习接踵而来：《新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心理健康教育、各种安全教育（防溺水、防地震、防踩踏…… ）新课标培训、新课程学习……我就像村里的老水牛，架上电动犁头，在田里疯跑，反倒找不到原来的犁沟了。

      工资像驴打滚儿一样，翻了一番又一番，可物价也跟着疯也似的上涨。今天公公住院，明天老娘手术，儿子上学要钱，我和丈夫再怎么省吃俭用，每月节省下的钱也不够在县城买一平方的房子。看红了眼的我们也沦为了最后一拨儿房奴。每周和丈夫“鹊桥相会”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本月的按揭款凑齐了吗？”丈夫曾深情地握住我的手调侃：“我们要衷心感谢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啊！幸亏只生养了一个娃！二胎政策放开后，我又要衷心感谢我亲爱的老婆大人，长期留守村校，没给老公留下创造二胎的机会。”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让我out(这是我学会的新词儿)的是总也适应不了当前的教育新形势：当我习惯性地举起我那根油光发亮的黄荆条儿，想拍拍强强的手心（因为他已经第三次撕烂苹儿的语文书了），突然想起来“体罚就是犯罪”，只得把它藏到枕头底下。教师怎么能犯罪呢？想想这些年在讲台上“犯下的无数罪孽”，不得不汗颜，夜夜难眠：张家大爷、李家媳妇、还有我那老爹老娘……哪个没拍打过自家的娃？法不治众！法不治众！我自我安慰过自己无数次。不然，早就投案自首了。

      永远忘不了那次……

      我实在禁不住秋的诱惑，实在禁不住：绿叶丛中黄澄澄的桔再也藏不住了，在山风中你挤我碰；红通通的柿子就大方多了，在枝头高傲地举着灯笼；松鼠拖儿携女，从这棵松树“嗖”的一下跳到那棵松树，忙着采摘松果；被松鼠震落的松针厚厚的、软软的，赤脚踩上去舒服得很……我偷偷地带着我那八个大大小小的学生秋游了一回。我们摘果子，我们追松鼠，我们躺在松针上听吹过松林的秋风……我们玩得真嗨！

      可惜孩子回家不到一小时，校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李老师，今天你干了什么？在外务工家长的举报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我……我……带娃出去玩了一下午。”“谁给你的这个权利？明天我到你的村校来处理！”嘟嘟……校长挂断了电话……我忐忑不安，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年轻帅气的校长带着教导主任移驾我的村校。我苦笑着给领导敬上热茶，像个老犯错误的孩子（错了，现在的孩子无错。因为专家说：“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反正我是乖乖地站在校长跟前，垂着手，低着头。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李老师，你这个老教师，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难道你不知道带学生郊游需要打书面报告吗？报告需我们中心校审批，再交局安全股、德育股、研学旅游股三股合审通过才可以。你有书面安全预案吗？暑假学习我说的那么清楚：谁审批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学生出了事你担得起责吗？……”“贾校，别生气。老李老师对工作还是很负责，就是迂了点。”教导主任打圆场，“老李老师，你也别怪校长生气。昨天家长举报你一下午没上课，擅自带孩子郊游。他的孩子是过敏体质，回家后全身发痒……”“今儿早上八个孩子都到校了。我问了他们，没有任何问题。”我小声嘀咕。“你还有理了！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娇贵 ？你擅自带孩子出校门，就违反了操作流程。幸好家长是向我打电话，要是打到局里，就会影响我们学校的年终总评分，就会影响全校教师辛苦一年的绩效等级，你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校长更生气了，把端起的保温杯“咚”的一声放在办公桌上，“你不要倚老卖老，越老越迂腐。上次局领导来检查劳动实践基地建设，我好不容易做通了村校旁雷老头的工作，专门做了张牌子插在雷老头的菜园里，你却在领导观看现场时说漏嘴，还说什么一二年级娃根本种不出这么好的蔬菜。你是不是迂到家了？让你买10只小鸭子送到扶贫户家，你却说冯大娘年龄大了，五年都没种庄稼，养不了。你把10只鸭子养在村校的空教室里，又臭又噪，你在教室上课，鸭子在给你唱歌，是吗？……”校长拿连珠炮轰我，一一数落我的罪过。我实在忍不住了 ：“冯大娘八十岁了，又有腿病，儿女都不在家，她连自己做饭都成问题，怎么养鸭子？她拿什么粮食喂鸭子？你说这是扶贫的鸭苗，冯大娘又不要，我又不敢扔又不敢卖，只好替她养着了。想着养大了送给她。我容易吗？为了扶贫，老人节我要看望冯大娘，帮她里里外外打扫清洗，我老娘住院，我都去不了。我容易吗？冯大娘儿子大老板，女儿是上市公司的白领，是冯大娘自己不愿离开老屋，她怎么会是扶贫对象？……”“别说了！别说了！”教导主任使劲拽我。“李老师，你说这些干嘛？我们也是没办法嘛。现在好多事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你究那么多干嘛？我们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吗？叫你做任何事都要留下书面痕迹，雁过留痕，你说你总忘。班主任工作记录没有，村校管理工作记录没有，安全隐患排查记录没有，扶贫台帐不全，家访没有影像资料，巡河巡山没有影像资料，防溺水防地震防踩踏工作也没影像资料……你总说你都做了，没有记录，也用不着记录，这怎么行？昨天更不像话，敢私自带学生秋游，幸好没出大事，出了事怎么办？今天下午放学请你买上防过敏的药自己亲自到学生家里去给他爷爷道歉，还要给他家在外打工的父母电话道歉。”校长不知为啥火气小了些，也许是觉得有些事也不在理吧！“老李老师，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你快退休了，就得过且过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一回佛系老师不行吗？”主任在旁边敲边鼓，“哦，佛系老师，你也不懂。”主任看着我满头白发，自顾自摇着头，好像有些不屑。

      送走了领导，我正准备写检讨，几个小脑瓜却钻了进来：“老师、老师，这是我昨天捡到的最大的松果，送给你！”“老师、老师，这是我用野花编织的花环，多漂亮！”“老师、老师，我昨晚回家画了只松鼠，你看像不像？”“老师、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又出去玩呢？”“是呀，是呀，我们什么时候又出去？”……我抚摸着他们的头，把那颗带着儿童体温的松果紧紧捏在手里，心里像灌了铅一般—堵得慌：我的孩子，宝贝！可怜的宝贝……

      好想退休！好想！也许我实在太迂腐了，的确是该退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