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上人谈论到谁家经济条件好，常说的一句话是：他家无荤腥，勿吃饭。
绝大多数家庭，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饭桌上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罕见猪肉、鲜鱼等荤菜。
生产队年底分红，往往是“搓搓手”，进账不多，甚至有欠帐；平时起早贪黑，见缝插针，靠种养挣点小钱，应付家里大小事情，常常捉襟见肘，只好牙齿缝里省钱。
大队的代销店里设了个卖猪肉的点，每天一爿40斤左右的猪肉，就能应付方圆几里内群众的吃肉需求。“斩肉某某某”的名号老少皆知，知名度甚至高于大队领导。
年底生产队起干河塘捕鱼，打谷场如节场，聚集了很多人，小孩子很兴奋，围着鱼，在大人之间窜来窜去追逐打闹。
按照家庭人口，分好一份份鱼，再抓阄，称重，一家老少，拎着几条白鲢鱼，高高兴兴回家去，用于过年及招待亲戚。
如果有谁家锅里提前飘出鱼香，门前经过的人，大多心里会嘀咕：这家人真不会过日子。不过节咋能就吃了。
荤菜吃得少，肚子里油水少，饭量就大。有些家庭粮食不够吃，就用南瓜、山芋、土豆等补充，到了青黄不接时，还得借粮。
大人们的劳动强度大，特别是“三抢”和“双抢”大忙季节，活重而时长。下午3、4点钟，要吃“四顿头”补充体力，中午剩的冷饭，浇上剩的菜汤就是对自己的犒劳。
如果没剩的汤，家里又正巧有肥猪肉熬的荤油，就在开水里倒点酱油，放点碧绿的大蒜叶和乳白色的荤油，一碗当时很有名气的酱油汤，雅称“青龙白虎汤”，就成了下饭的佳肴。
艰苦的日子里，大人们辛勤劳作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尽力把当下寡淡的日子过得有点滋味。
我家里经济条件也一般，母亲为了饭桌上经常有荤菜，动了不少脑筋。常见的有太湖鲚鱼干，9毛钱一斤，分成9份，隔三差五在饭锅上蒸一份吃，香香的，咸咸的，嚼上去有一点劲道，很下饭 。
时不时蒸个鸡蛋羹，也算个荤菜，上面浇一点酱油，既当菜，又当汤 。丝螺也常常来凑数，5分钱一碗，有时在河滩头洗碗，也能顺便摸上一小碗。清蒸或红烧，都味道鲜美。
很多年以后，有山东、陕西的同学来锡，见我拿双筷子就能自如地吃到丝螺肉，很稀奇，而他们沾满汤汁的手指捏着丝螺，汤汁顺着手心手背往手腕上流，嘴很努力的吸了很多次，还是吃不到一颗，最后不得不拿牙签挑几颗尝尝了事。
偶尔能吃上肉糕，香气扑鼻，隔几户人家也能闻到。但很长时间才能吃上一次，心里吃肉的渴求很强，以至于为吃肉，我还出过洋相。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跟着奶奶去亲戚家送“人情”。“人情”是母亲卖了白白的拉毛兔的毛，扯了几尺布。我以为是跟着奶奶去的，又是带着礼的，一定能吃上肉。
一路上蹦蹦跳跳，走在奶奶前面，还催着她走快点。到了吃饭点上，端上来的荤菜，只有煎鸡蛋，我大失所望。
我们是临时去的，人家家里哪正好有肉啊。我心里不开心，虎着脸，坐在饭桌边不动筷子。亲戚不知原因，奶奶就说：“要么是没有肉吃？”点破了我的心思。
我坐不住了，“噌”地站了起来，嘴里喊着“没肉吃，我走了”，眼泪跟着下来了，很委曲的样子，随后“噔噔噔”朝门外跑去。
亲戚和奶奶都没料到我这一出，赶紧追出来，一直到村口才追上。奶奶尴尬极了，气得不行，火劲劲地说：“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了。”亲戚赶忙劝住：“佬小么，正常的，肉有，我们回去。”
后来，亲戚在别人家借了点咸肉蒸了，才算了事。我肉是吃到了，这过程实在是有点不光彩，活脱脱一个馋嘴的小赖皮。二十多年后，已在军校任教的我，返乡休假，碰到亲戚，还调侃我：“到我家白相（土话，玩儿的意思）啊，我家有肉吃的。”
预先约好的走亲戚，则是蛮“有吃的”，能够吃到不少荤菜。外婆家、舅婆家、姑姑家、阿姨家等，都是拔腿就想去的地方。除了春节，平时也要去一二趟，甚至更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涂上了一抹亮色。
记得有一次，阿姨村上放露天电影，我们一家早早过去吃晚饭。菜很丰盛，有红烧肉、红烧鱼，还有新宰了自家养的鸡，做了红烧鸡块。阿姨一再往我和妹妹碗里夹荤菜，叫我们多吃点。小孩子不懂得客气，想吃啥就吃啥，吃得开心满足，嘴边油光光的。
主食是馄饨，她家人缘好，串门的多，这边尝2个，那边吃3个，最后我们吃饱吃好了，她自己没吃的了，但还是很开心。
电影结束后，阿姨、姨夫陪着我们走，与我父母说着话，送出好远。分别时，阿姨把2只汤罐里煨熟、带着她体温的鸡蛋塞到我和妹妹手里。记忆中，每次到阿姨家吃饭，她都准备的。
我年龄大点后才明白，阿姨家孩子多，吃嘴多，经济条件并不好，这样招待我们一次，一家不知要节衣缩食多少天，况且吃饭时，表兄弟们极少坐到桌子上来。每每想到这些，我的鼻子就有点发酸。
这些年春节期间，我总要到亲戚中的长辈那儿坐坐，说说过去，聊聊现今，内心踏实而温暖。常常说到我小时候，到他们家吃饭的事，荤菜总是个话题，议论着它的前世今生，我们一起或笑或感慨。
今天的人们，关心着荤菜的量，关心着荤菜的质，关心着荤菜与健康、环保甚至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一定意义上说，这桌上的一盘盘荤菜，见证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