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本名《通志》，后由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吸收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借鉴），是由宋神宗命名的。在当时，其成书后被皇太子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
在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我所感受到的是司马光对待皇帝时殷切诚恳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时相对公允的态度，以及对待历史中的错误时痛定思痛的态度；秉着这三种态度及“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本意，司马光先生力求所用史料符于史实，不失偏颇，即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为什么开篇之作是“三家分晋”
《资治通鉴》开篇就讲：“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可见这部史书主题之一就是“礼”。“三家分晋”正是周朝礼法体系完全崩溃的标志，也被儒家认为是夏商周三代美好的时代终结。因此《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端也是想以此呼吁未来的统治者重视礼法制度。
在《资治通鉴》成书前，中国已有孔子所编纂的《春秋》一书及其三传，它们详尽的记叙了春秋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且具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因如此，司马光先生认为已不必对春秋时期再作笔墨，所以《资治通鉴》自然就从春秋彻底结束的“三家分晋”开始。
“三家分晋”
在周朝后期，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君臣之间的礼仪崩溃，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相互争雄，三家分晋就是其中我们很熟悉的一次历史事件，它本又是一次很平常的战胜国瓜分战败国的事情，然其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的周威烈王姬午 封韩赵魏三家为侯国，自此，礼制崩，天下乱。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韩赵魏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司马光先生也在本卷中写到：韩赵魏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韩赵魏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的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说，韩赵魏三家成为诸侯，并不是韩赵魏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
对于“礼”的理解
周朝的礼教，这与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注重“礼制”，注重“正统”。
《资治通鉴》中对“礼”是这样解释的：“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孔子强调的“礼”既指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形式，它从政治层面以强制性的规定来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又指一种潜在的道德力量，从伦理层面无形地干预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来维护社会制度。
秦汉之礼
秦朝和汉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大一统王朝，虽是承前启后的两个王朝，但它们在政治上的大体方针可谓是截然相反；秦朝注重法家思想而忽视礼教，重罚弱民，历代皇帝多残暴不仁又极尽奢靡，最终导致百姓群起而攻之，就此消亡；汉武帝时期推崇董仲舒发展后的儒学，注重礼教，创下了“汉武盛世”的局面；虽然汉武帝时期的繁荣昌盛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礼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也不怪孔子会将呈现天下大治的局面寄希望于恢复西周礼制上。
结语
古人有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同样也证明了“礼”是非常重要的，上到每一个国家，下到每一个家庭，都离不开一个“礼”字。所以说，我们要重视“礼”，要用它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