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镇的干部当然不是这样的英雄，他们是凡人，他们找不到破解难题的办法，从现实的角度看，也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办法。但他们倒是不缺乏谢书记所说的责任心、工作作风和工作艺术，行政考评、面子和虚荣心，还有乡镇改革背景下裁员分流的压力，都容不得他们没有责任心。而工作作风转换为乡镇的说法就是“擂”，“对上靠吹，对下靠擂”的“擂”，即反复无休止的督促。不过，“擂”绝非不断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复与无休止的缠磨。在这里，“缠磨”二字本身就体现出“擂”的艺术，即所谓乡镇干部的工作艺术。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几乎所有的挂村干部这段时间都天天往村里跑，为完成征收任务而向村干部们施展种种“擂”的艺术。……面对着来自镇里的“擂”，各个村的征收机器再一次转动起来。”

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吴毅谈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

2、“村干部不积极，身着制服的财政所专管员便有些力不从心，毕竟村民不缴，财政所没有制约的手段，结果，任凭你挂村干部怎样“擂”，征收的成效总也不显著。”

乡与村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情感、利益与权力的纠缠（非正式关系，政治智慧）。而乡镇、村庄两级的制度和利益间存在的差异→双方成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互相支持、配合与协调的工作互动中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谋划。乡镇则称得上是有目的的退让，即在乡村的互动中乡镇政权无疑仍居于强势和上级位置，但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给予了村干部留下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双方出现利益博弈时，村干部最担心的启示是政府干部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人情味，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是乡镇看似外弱，村庄看似外强。但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情感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而非时刻以强权示人，从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事半功倍。村庄的外强一则由于经济的独立性，二则由于乡镇人情与面子的礼遇。

3、“前文说过，乡镇对村里的“擂”虽然主要是以拉关系、套近乎等柔性方式展开，却不能由此即认定这种柔性就是“擂”的本义。就乡村关系的本质来看，柔性的外包装毕竟还是以某种类似于科层化关系的行政硬核为支撑的，以对村庄权力资源的各种渗透性控制为纽带而建构起来的乡村体制性连接，仍然使得当“擂”的柔性一面不再奏效时足以确保其作为国家正式权力势能的硬性的一面能够发挥效用。”

一种自上而下的‘媒’与‘擂’，在工作中其实体现的是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只有双方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媒才作为一种术逐渐凸显作用。双方的对立是一种角色对立而非人际对立，这也体现了事件——过程分析框架的动态性，互动模式是变动不居的，根据具体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在征税等涉及较多利益的场域。但群体之间的关系又是紧张的，随着事件的结束，由于利益矛盾而建构起来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消散。

4、“只有当研究者真正愿意并且实际走出政治与德行话语空间，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农民群体发生近距离遭遇，才有可能克服单向度的话语屏蔽，更加真实和复合地把握农民的道义形象。”

繁复的描述充斥着作者的震惊与愕然，一会儿感受到心情的波动，一会儿又不由得抽身出来，以学者的眼光理性判断。跳进、跳出这对关系用在这里太老套，但显然，这才是浸入式的意义。

5、“我自下乡数月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也应该认真地、主位地和正向地去思考关于“农民可嫌”之评价的生活、政策、学术与政治的多重意涵，如果不能够有机地交融这多重意涵，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去思考农民的社会群体特性，那么，我们关于形象研究，就仍旧可能是宏大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相互分离的，因而我们关于中国农民的政治与社会研究也仍旧不能脱离泛意识形态与泛道德主义的自缚。”

从政治哲理性的玄思回到小镇征收博弈的具体场景中来，理论➕实际。这份研究的结构并不复杂，但可读性很强。因为实在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江汉平原腹地某乡镇（即“小镇”）政治运作的实态，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深度描写”。微信读书上显示两千多页，目前已过半，采石场、招商引资、征税、迎检、土地承包等林林总总的事项看似自然而然发生，实际都是作者精心选送的事例，为了体现且全景式体现小镇的方方面面，以事件为纽带，以‘国家-社会‘理论为框架，阐释‘国-民’之间现实世界中变化的流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