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外地人想在京入学谈何容易！不知道托了多少关系送了多少礼，才进了太平湖小学的幼儿班。虽然我在老家已经上了几天一年级了，可是人家说一年级满了不能插班，必须从幼儿班上起，以后可以直接升入一年级。没办法，只能这样了，能有学上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后来升一年级时还是又费了些周折。

现在回忆起来幼儿班的日子是最美的，没有任何负担。班主任程老师当时也就是五十多岁的样子，卷发，瘦瘦的，总是挂着亲切和蔼的笑容，显得那么的慈祥。每天上语文课就是学诗，教材是一套《儿童学古诗》，现在还能找到一二本，可惜已经有些霉烂了。总共学了几十首诗，由于喜欢，学得很用功，所以都背得滚瓜烂熟。这对我以后的兴趣爱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我现在这么喜欢古诗词，与那时的兴趣培养是绝对分不开的。记得当时放假回家老舅给我录过一盘背诗的磁带，现在要是还能找到可就太好了！每天早晨在教室吃早餐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都是自带的，先要排队洗手，旁边的小茶缸里放着香皂。其实我每天都是吃过早饭去上学的，但还是要带些酸奶、饮料什么的去凑凑热闹，曾有一次不小心把瓶子打破弄了一书包的酸奶。教室里有一台电视，每天上午十点十五分都要准时收看动画片，印象比较深的有《大闹天宫》、《等明天》、《咕咚来了》等等，都是经典片子，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还要和小朋友们讨论的唾沫飞溅的。看完动画片就放学了，下午有时候学些算术和美术，大部分时间是游戏，玩积木和塑料插接玩具，这样的玩具那时在村里是无缘得见的。很快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马青山、焦富宝一直和我是同班同学，直到我转学。我前座曾欺负过我的家伙名叫崔嵬，当时课本里有句诗“崔嵬在云中”，就是这两个字。同桌是个叫包艳梅的小姑娘，和我一般高，梳个马尾辫，鸭蛋脸，不是很白，好像是在中闹市口住--每次都是她爷爷来接她，老爷子总是带一顶黑色鸭舌帽穿一件黑呢子外套--下课了就和她一起玩，在校园里疯跑，有一次跑到一个大煤堆上去玩，没有按时集合，结果我俩被程老师点名批评了一顿。后来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小姑娘转到哪个学校去了。还有一个小女孩叫冯谦（大概是这两个字），一直很纳闷她为什么刚转来没几天就又转走了，于是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还有个男孩叫白金德成，这是我多年来众多同学中唯一一个四个字的名字，所以也没有忘记。可能那些同学们打死也想不起我了，而我却连好多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我的记忆力超好！

由于没有户口，升一年级时遇到了困难。无奈只能回老家学校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和姥姥住在一起。后来爸托关系终于打通了负责此事的崔主任的关节，于是回京，重返太平湖小学参加入学考试，考语文和数学。考试在会议室进行，爸就在门口等我。那天沈主任监考，我坐沙发在一个玻璃茶几上答卷，中间桌子上还有另外两个人考试，所以我感觉待遇比他们好还颇有些得意。记得有一道大题是计时口算，时间三分钟，其中一题是7+6，由于6印得不清楚，就不知如何是好而愣在那儿了，沈主任于是立刻到门口给爸爸报信：“7+6不会做，卡住了。”时间到了，后面的题一个没做。从此才知道考试时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先跳过去做别的，然后举手问老师。

总算通过了考试，把我插班到了一（3）班。班主任是王凤琴老师，二十多岁，身材高挑，肤色较深，披肩散发。先让我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我安排到一个空位子上，都是单人单桌。由于还没有课本，于是让我先搬椅子坐到后面的马骜旁边共看一本书。当天爸打听到卖小学生教材的书店，很远，第二天我就用上了新书。第一节课一下课，马青山和焦富宝就跑过来，一把从后面抱住了我，同时大声地告诉别人：“我们幼儿班就是同学！”认识新来的同学大概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在新的环境遇到了相识的小朋友，我也不觉得那么孤独了。

从乡下养成的习惯到了这里马上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最明显的就是唱读和磨铅笔。村里的老师好像没有意识到应该培养孩子们普通话朗读课文的习惯，所有人都是唱读的。那时村里根本没有自动铅笔，所以上课削铅笔磨铅笔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事，老师是不会理会这些事情的。很多人为了磨铅笔方便，都准备了一叠剪得方方正正的砂纸放在铅笔盒里。我那一天也是带着这样的一叠砂纸去上学的。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我磨铅笔时“呲啦呲啦”的噪音打破了教室的宁静，王老师问道：“这是谁呀？”，大家都看我。王老师对我说：“以后上课时不许磨铅笔”。好在那时还处于天真无邪时期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嘲笑我，马青山焦富宝们还是照样和我往来。我也很快就改掉了不好的习惯：能标准地朗读课文了，写字时作业本里按要求垫上了垫板，也用上了自动铅笔，从此再不用磨铅笔了。精心准备的那一叠砂纸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就提前下了岗了。

升入二年级，因为王老师的调走，我才得以遇到这一生中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人--杨天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