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上映时，我没去看，担心泪洒当场。前两晚在家里看了，意外发现这部影片没有煽情点，反是让人沉默——观众有许多观点想要表达，却又不知如何陈述。正如导演文晏所说，“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

这确实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影。

它很真实。像跟拍的纪录片，镜头长时间停留在未成年少女小米、小文、新新身上。直至影片最后，事件的施暴者刘会长都没有正面镜头。

它很克制。足以失声痛哭时，只有小文坐在病床上无措晃动的双脚、挂在下睫毛的一颗泪珠。需要作出选择时，只有半敞的窗户和空荡荡的病床，小文跳下去了吗？可下一个镜头还有她。

它很无奈。无知的十二岁小孩瞪圆眼睛问“处女膜是什么？”受害者父亲愤怒而无力呐喊“那公道呢？”受害者母亲狠狠扇孩子耳光“谁叫你整天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它很深沉。每个人作出的抉择，看似个人行为，其实暗中纠缠在同一张网上：选择忍气吞声的受害者父母、选择责备孩子的母亲、选择金钱的目击证人、选择维持利益的商人、选择权利交换的执法者，选择伸张正义的律师……无形中都活在以施暴者刘会长为代表铺开的社交网里。

这比直接施暴更可怕。

平凡人为了平凡人生营营役役，梦想有一天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他们本应拥有的嘉年华，却在“上帝”随意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间化为乌有。

这个“上帝”，可能是权贵，可能是贫穷，也可能是或忍气吞声或随波逐流或大放厥词的我们。

导演高明在于不直接点破这层关系。她引导读者去寻找、去思考。而且每个表面的答案背后，犹有更进一层的深广含义。

——新新为什么认刘会长为干爹？

——刘会长是爸爸的上级。

——小文为什么晚上不回家？

——唱K晚了，回家怕妈妈骂。

——小米为什么否认目击全事件？

——避免不必要麻烦，保全自己的工作。

——小米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份600元月薪的工作？

——她十三岁从家里逃出来，三年间经历了十五个城市。没有身份证。难得酒店经理允许她工作。

——新新父母为什么放弃对刘会长的诉讼？

——孩子受到伤害既成事实，告他最多坐牢几年，出来照样呼风唤雨；拿他的钱，孩子可以读昂贵的私立学校，重新开始人生。

——警察为何维护刘会长？

——不外乎权权交易。

影片以小米的视觉展开，对小米的来历却交代不多。只知她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出生在夏天，即将满十六岁。

至于她为何离家出走，怎样辗转于十五个城市，没有呈现。

不难猜测，她过去三年过得很艰难。在莉莉问她是否雏时，她闪烁的眼神似乎暗示些什么。

她说小文和新新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随即因拿了刘会长的掩口费被黑衣人暴打。暴雨的暗夜，几个黑衣人对付一个弱质女子，除了动粗还有没其它更残忍的行为？

不忍卒想。

小米代表着底层努力生存的女子形象。她领着600元的月薪，貌似和住在700元一晚酒店的小文扯不上联系。实际上，小文、小米、莉莉、小文妈妈的命运暗藏着彼此的影子。

小文可能会重复小米的人生道路。小文被迫夺取的童贞，像烙在身上的烙印，就像广场中央梦露雕像裸露的大腿上揭之不尽的牛皮藓小广告，总有好事者不断揭伤疤、贴标签。才十二岁的小文已厌学，也许不想继续读初中。以低学历、贫穷子女的身份进入社会，能做些什么呢，不外乎像小米一样倒倒垃圾、铺铺床单，做些低薪的苦力活，挣扎在生存的贫困线。

小米可能会重复莉莉的人生道路。莉莉临走前劝小米，“要不你跟老板道个歉，现在走就亏了，留下来说不定可以做个前台”。莉莉觉得对她和小米而言，酒店前台已经是份难得的好工作。后来小米拿起莉莉的化妆盒，戴上莉莉的耳环，她几乎要成为和莉莉一样靠男人为生的女人。

莉莉可能会重复小文妈妈的人生道路。陷于失败婚姻、夜夜笙歌的小文妈妈不是合格的好妈妈，她对小文不闻不问，出现问题则把责任推卸在孩子身上。这是她的罪孽及无奈。也许她也是这样被养育成人。她曾经历小文的遭遇、小米的挣扎、莉莉的堕落，最终长成这个无力顾及后辈的母亲。

广场中央高耸的梦露雕像，代表这群曾经的女孩的未来梦。她们曾幻想自己的青春绚烂无比，却难逃牛皮藓广告和被拆除的命运。被刘会长们观赏玩腻的梦露何去何从？

——要么被运去更破败的小镇。

——要么被扔进垃圾堆。

影片最后，穿着白裙的小米骑着摩托车逃向下一个立足之地。影片的色彩忽然明亮起来，像在陈述一个美梦。

它也许真的只是一个美梦。

在讲述完刘会长勾结执法者、医生宣布小文和新新没有被侵犯，镜头一转，突兀插入一则刘会长们被调查的新闻播音。

在小米擦上莉莉的口红准备出卖肉体时，竟突发奇力，砸开铁链，顺利避开众多眼目，开走摩托车。

手指粗的铁链锁可以用石头砸开吗？这和刘会长被调查一样存在疑问。

当然了，影片可以只展示半敞的窗户和空荡荡的床，也可以制造逃离的美梦。

这个美梦代表这个世界会好起来，还是代表现实的逃匿？

希望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