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山大学：文化上锐意革新

      《国立广东大学规程》规定：“国立广东大学以灌输及研究高深学理和技术，并因国情，力图推广其运用为宗旨”。[1]为体现办学宗旨，学校各项工作积极改革，文化建设锐意革新，一方面革除了校内陈腐的旧思想、旧文化，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学生的革命思想文化教育。

      孙中山常以“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来勉励学生，自己也定期在原高师大礼堂讲演三民主义，并聘请政治名人，社会名流来校任教，举行演讲，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革命和学术氛围。

      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国民政府决议改校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而引起的查办广大风潮，进一步强调了广东大学的革命思想教育和对革命人才的培养。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中指出“广东大学，乃国民党所设立学校，各教员对于党义，平日须研究有素，方能指导学生，为国民而奋斗”，批评“该校所用教员，多不明白党义”。[2]因此，迫使学校作出回应，出台了《广大增设孙文主义科目》，“决议增设中山主义一科，每周授课三小时，无论任何学院之本科。皆须以之为必修科目。并拟在课余之时，邀请名人演讲，皆对于三民主义有极端之明瞭”。[3]同时，调查强调“要破除情面认真查究，尤当注意于精神方面”。[4]当时，《广州民国日报》上也发表“社论”，认为此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就在于“精神调查”，并且说广东大学“乃国民政府最高之第一学府”，“为国民革命政府下唯一培养革命人才之所，亦即为吾党总理孙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寄。如此校不能本此义以培养革命人才，则辜负政府设立此校之本旨”。社论从培养革命人才的角度对广东大学创办以来的成绩基本加以否定，认为广东大学“颓唐散漫，不能充满紧张革命之空气”，“所培养之人才，乃未能满足党及政府之需要”，反而“须赴外国以练习之，是吾党最伤心之事，是吾党最耻辱之事”。[5]虽然此次查办由于调查委员会工作中的疏漏，误把“调查”写成“查办”和对广东大学评价存在不准确等原因，而引起了学校师生的误解和反对。但最终还是以国民政府驳回广大师生要求惩办调查委员会主席甘乃光，开除陈孚木党籍等请求而告终。社会舆论对此次风潮，也大多倾向“批评反对调查国立广东大学的同学，拥护国民政府对国立广东大学的调查”，[6]并批评由校长邹鲁支持成立的学生社团“民社”，指责其是“想利用大多数学生反对调查之阴谋”。[7]12月2日下午，广州特别党部召开党员大会，由汪精卫作报告解释此次调查风潮，[8]风潮才得以平息。会后，一般学生对此次风潮表示“已完全了解，而且希望该校最近改革教育方针，以养成能做革命救国运动之人才”。[9]

      1926年3月，郭沫若受聘任史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后，广大发生的“择师运动”，则掀起了除旧革新的高潮。广大查办风潮的善后处理，就有讨论如何挽留良好教师问题，拉响了“择师运动”的序曲。郭沫若来广大之前，广大学生又曾向校长提出“革退不良教员”等要求。[10]3月28日，广大同学为郭、郁、成等开欢迎大会上，再一次针对革退不良教员和革新教学内容，“请郭先生宣布其整顿文科计划”。[11]郭沫若应学生的要求，在深入实际调查，取得校长褚民谊支持的情况下，着手整顿文科。整顿考虑到“本学期即将结束”，且认为“所称不良教员，其所授功课，仍有多人选修，不能由片面决断”，而“以待暑期”。但随着学生对部分不良教员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请求“将不良教员，一律辞退”。郭沫若迅速占到学生一边，和校长联名发出布告，在学期行将结束之时将所有课程一律重新改选。这一措施明显存在过激，不合常规之处，引起教员的反对也不无合理。因而，部分教员 “致函褚校长称郭学长蔑视校章，侮辱教员，请即日免郭学长职。并声明本日起，文科学科，一律停课”，却激起学生的愤怒。学生在校内贴出“解决饭桶，煽动罢课”，“打倒一切饭桶”等标语。[12]郭沫若本人也致函校长褚民誼说明：“此次奉命来粤……，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该教员是故意刁难，难以共事，校长应予以相当处分”，并表明“如经校长认为有适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13]

      郭沫若的改革计划，得到广大特别党部和广大学生的支持。“广大特别党部开党员大会决定：援助文科同学择师运动，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计划”；文科和文预科也开大会，决定成立文科革新文员会，发表《文科全体学生宣言》声援革新计划。[14]校长褚民誼也“以准许学生改选科目之布告，完全出自校长意思，并非郭学长有意捣乱学程”，[15]向黄希声等作出解释，并“以郭学长沫若，为近代文学上负有声誉之人才，段不肯令其愤然离去，故对郭则主挽留不许辞职”。[16]“至于外界之舆论，多认广大学生之举动为新气象之表现，如中央青年部亦必扶助该校本党之青年，又闻教育行政委员会中某委员，亦谓此次革新运动甚佳”。[17]但也有舆论认为“学长以学生之心为心，想切实整顿文科一切，是谁也赞成的；但必不择手段，一意横行，且必扩大范围，陷教员全体于不安及愤慨之中，则学长自己应感重大责任才对。”[18]最终，风潮以不受欢迎的15名教授被辞退而结束。“择师运动”明显地表现为新与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文科教学改革的这一次胜利，其实就是新派力量的胜利。从文化的层面来看，“择师运动”，就是一次除旧革新的文化运动，就是新文化、革命文化对旧文化的胜利。

      1926年9月下旬，戴季陶接管中山大学,进一步除旧革新，实行党化教育。上任之初，他便建议国民政府改校长制为委员会制，下令解散学校，重新整顿，并根据国民政府“训令”，重新厘定学校规章，对学生实行“甄别考试”，对教职员一律停职另任。[19]这其实是又一次“择师运动”，进一步肃清了校内旧派势力。同时，戴季陶注重学校的党化教育工作，明确学校的党化问题。他提出：“大学政治教育”“必须以党化教育为原则”，并强调“在大学的一切科学的研究，应造就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的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20]此外，《国立中山大学规程》也规定学校宗旨是“务以国民革命之精神振兴国民智力之开展，一方挥弘各种科学艺术，以备国人之享受；一方挥弘教育之党化，以坚革命之工作”。1926年12月，学校还成立了政治训育部，“目的是对学生实行党化教育”，“训练内容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1]至此，学校彻底革除了旧思想、旧文化，成为富有国民革命精神，革命文化浓厚，培养革命文化人才的阵地。

      总之，革命学校的建立，是本着国民革命的精神，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学校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宗旨，进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宣传。学校这种把革命和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文化氛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化人才，并通过宣传等渠道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地区的革命文化建设。因此，革命学校的建立，为广东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为广东革命文学渲染了浓厚的革命政治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也给广东革命文学提供了作家队伍和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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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定宇、陈伟华、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6页.

[2]《派员查办广东大学》.《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6日.

[3]《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

[4] 希直：《查办广大事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0日.

[5] 陈孚木：《调查广东大学之重大意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6日.

[6] 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1页.

[7]《广大学生纠纷内幕》.《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6日.

[8]《广大特别党部全体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3日.

[9]《改革广大之一段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8日.

[10]《广大文科生要求三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2日.

[11]《广大学生欢迎郭沫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12]《广大文科风潮之内幕》.《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4日.

[13]《郭沫若致褚校长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

[14] 黄义祥、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大事记》（1924-1996）（征求意见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页.

[15]《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

[16]《校长态度》.《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4日.

[17]《“广大”文科风潮起因》.《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4日）.

[18] 申公理：《广大文科学潮的批评》.《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4月27日.第五期.

[19] 黎洁华、虞苇著：《戴季陶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第173页.

[20]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613—614页.

[21] 吴定宇、陈伟华、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