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分析模式是：把整体分割为部分。无论是在社会事务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人们都已习惯了这种思维。然而这种思维越来越不奏效了，并将导致宏观上的思维混乱。这将带来大量的问题，严重妨碍我们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一种天真的想法是，所有这些被分割的部分都是独立存在的，而实际上这只能导致无休止的冲突和混乱。
英国物理学家 戴维·玻姆David Bohm
【导读】
我们分析问题、处理事情的程序总是惊人地相似，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却总是不能令人满意，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进展通常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在组织里，影响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我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会议正在进行。我来这里开会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我们开会的目的是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我们随便找一个分析工具，然后试图借助它想出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这些分析工具可能是某人刚刚从书本上读到的，也可能是最近在培训班上学到的。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员工士气低落、生产效率滑坡、生产进度失调，或者是重新设计某种功能。主题是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我们处理事情的程序总是惊人的相似，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又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会议室里到处都是挂图。写满待处理事务、存在的问题、时间进度、计划、责任区分的挂图，毫无章法地贴在墙上。最后，这些挂图将被从墙上取下来，紧紧地卷起，送到某个秘书那里。这位秘书负责将这些内容输入电脑，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大家。几个小时或几天后，我们才能在电脑上看到秘书发来的资料，此时它们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这些信息将出现在我们的日程表上，成为每个人的待处理事务。无论这些事情是否得以执行，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不喜欢我们作出的工作计划，对进度的拖延也让我很恼火，更不喜欢将问题分解后再组合在一起。因为，这样做根本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图也好，表也罢，都没有考虑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些东西的存在，只不过意味着我们试图通过它们控制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究竟如何，是难以认识清楚的。我们就像受迷惑的巫师，举行过去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它们显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智慧大师会告诉我们如何更聪明地工作与生活。世界上有太多的外界干扰和稀奇古怪的东西，失败的预测与控制随处可见。可话说回来，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不是机器，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适用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它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渴望新思想的出现。按照17世纪科学理论建立的组织无法再生存下去了。自牛顿和笛卡儿以来的几个世纪里，人类不断探索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前因后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一直试图控制一切。300多年来，我们不停地制订计划，预测未来，并进行各式各样的分析，对因果关系有强烈的偏好。对于包含具体数据的计划，我们赋予了它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家只能遵照执行。人们用数字描述经济发展、生产效率，甚至身体健康状况，用大量的图表和计划描绘未来，这些东西就像老船员心目中的航线图。没有它们，我们将迷失方向。
牛顿所描述的世界是很迷人的。伴随着时钟的滴答声，我们开创了机器时代。钟摆的规律性摆动让人们有了新发现。地球绕着太阳日复一日地转动，就像时钟一样，让我们相信世界上的事物具有确定性，也是可以预知的。人们希望万事万物都呈规律性变化。对于工作和学习，我们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世界是可以预知的。
看一看牛顿组织是如何运转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机械的宇宙观应用到组织管理工作中，就是强调实体结构和众多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若干责任组合在一起形成功能；若干人员组合在一起形成角色。林林总总的组织管理图描述这个机器是如何工作的：共有哪些部分，谁适合放在哪里，谁是最重要的零件。在20世纪90年代，“再造”成为解决组织管理问题的主要途径。人们这时才发现：我们一直像看待机器那样看待组织。组织管理遭受惨重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程，另一方面是多年来形成的观念，不重视组织管理中“人”或者说“生命”的因素。威廉·拜格雷夫（William Bygrave）是从物理学转行的组织理论家，他发现大多数管理理论家都是工程师，其余虽不是却向往前者。从过去到现在，从钱德勒到波特，情况依然如此。他认为在组织管理领域，这些人总是试图建立一种理性的、结构化的方法，这与他们的工程学科背景不无关系。
300年来，将整体简化为部分以及分割的进一步细化，不仅仅体现在组织管理上，而且渗入到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将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和课程，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学校和办公场所，提出基于离散因素的分析技术。甚至，我们把自己的行为也分解为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部分”。
在组织管理上，我们的关注点主要放在以下三方面：对结构和组织进行设计；广泛收集数据；用先进的数学方法进行决策。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忙于建立精细的模型，分析更多的变量，提出更加精确的分析方法。我们习惯地认为，通过对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的目的，不管有多少个组成部分。我们对事物进行简化、描述和分解，分析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最后以线条和图框的形式呈现这个世界。
按照机械宇宙观，我们的世界充满界限。在一台机器内，每个零件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同样，在牛顿组织中，我们也是到处划分界限。我们定义角色和责任，指明上下级关系和责任范围。我们对整个流程进行界限划分，将相互关联的完整网络分割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我们将变量看作是相对独立的，而且界限清晰。即便在采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来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信息是以二维图表的形式展现的，而且信息量呈爆炸式发展。这些图表让人们知道市场份额、员工意见、客户级别等信息。我们将权力看作有界限的资源，即“属于我的那块饼”。
这些无所不在的界限，给人一种相当可靠的感受：这些界限既保护我们，也明确了我们该做什么。界限让人们认识事物间的差别。达纳·佐哈（Danah Zohar）在《量子自我》（The Quantum Self）一书中写道：“古典物理学的精髓就在于事物的分割，以及分割开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又怎样互相影响。”古典物理学就是研究事物的，研究分割开的事物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由事物所构成的世界里，界限很明确，所以能够准确地说哪个地方是一个事物的结束又是另一个事物的开始。我们可以站在某一事情之外，不用干预就可对其进行观察。因此，从“事物”的观点看，我们能够科学、客观地认识世界。几百年来，在界限明确（你—我、里—外、这里—那里）的世界里，我们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就交给我们了。我们要对它做一些假设。它极有条理，它的工作是完全可以预知的，揭示万事万物运转规律的仅仅是几个简单的法则。分割、简化的思想让我们相信：我们终将弄清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完全控制它，甚至于它的生死。科学取代了上帝。科学作家布里格斯（Briggs）和皮特（Peat）认为：“混沌仅仅意味着过于复杂，科学家无法跟上它的步伐，但他们确信，早晚有一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一天到来时，混沌将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说，存在的仅仅是牛顿法则。”
在物理学领域，对根本规律的探求已促使人们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工作，人们现在称之为“万有理论”。有些科学家仍然相信，他们将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并能控制一切。管理领域的一些专家也梦想着能实现类似的控制，他们期望预测将来，但收效甚微。在如何确保组织运转良好这一问题上，真正的简单化思想与毫无实质内容的说教完全是两回事，但却经常混为一谈。
机械世界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与我们人类好像总是格格不入。佐哈说：“古典物理学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生命改变为无生命的、僵化的机器。在有生命的世界里，意志与才智是最宝贵的，世界的运转全靠上帝对人的热爱……”机器世界里的事物都是按确定的规则运动的。在这一世界里，冷漠取代了丰富多彩。人类和他们的付出、思想体系，甚至生命本身，都与庞大的机器世界毫不相干。
在所谓的科学世界观里，如果不考虑人的经验，将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正像普利高津和斯唐热所说的那样，尽管科学家与自然界已进行了成功的对话，其意外结果却是：“发现了寂静的世界，这正是古典科学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古典科学展示给我们一个无生命的、被动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一旦编好程序，便会根据程序所确定的规则连续运转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自然界的对话是将人从自然界中隔离出来的，而不是让人与自然界更密切地接触……科学对其所触及的事物，好像都不够尊重。”
不仅科学界笼罩在孤单的气氛里，整个西方文化也是如此。美国人主张个人主义至上，每一个人都在保护自己的界限，宣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社会学家贝拉（Bellah）认为：“个人主义既表示令人愉快的不受干涉，也是一种可怕的隔离。”
在科学领域，20世纪的到来动摇了牛顿思想的霸主地位。人们发现，亚原子世界里的一些现象无法用牛顿定律解释，因此迫切需要寻找认识世界的新方法。牛顿力学对于科学进步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为了解释大量的自然现象，人们需要发展全新的科学理论。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世界不是确定的、僵化的世界。量子力学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
在认识自然界的进程中，很多重大突破都是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改进——或者对事实进行重新组织，或者对这些事实建立新的关联，或者根据不同背景灵活地看待事实。但是，量子理论完全摆脱了这些基础的影响，通俗地说，是“另起炉灶”。过去认识世界的方法对量子现象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很多方法都不再适用了。但是，最终结果不是对现实情况一筹莫展。相反，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量子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
尽管量子世界是具体、清晰的，但它也是很神秘的，即便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两位著名的理论家对此做了评论。玻尔警告说：“如果谁没有被量子理论所震撼，那就说明他还不懂量子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在谈到量子理论的深奥难懂时说：“我不喜欢量子理论，但没办法，我总得跟它打交道。”
但是，量子世界不仅仅是神秘而迷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对量子层次的奇异行为感兴趣，并进行深入思考时，我相信，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也一定会有新的收获。量子世界观对我们所做的众多基本假设都提出了挑战，包括我们对关系、联系、预测和控制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量子现象也适用于大型的事物，或者说大于我们过去认为的尺度。我们的脑细胞“已敏感到可以有选择性地吸收单个光子，因此它肯定也有不确定的、量子层次的行为体系”，佐哈这样认为。而沃尔夫（Wolf）则说：“我们物理学家发现，量子力学不仅适用于世界上极为微小的角落，其适用范围已经迅速地扩展到越来越大的时空。”
量子世界是很奇特的，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比喻来描述它。佐哈将量子世界描绘为“一个广阔的世界，所有事物都是不确定的和不可度量的……它很深奥，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卡普拉把它看作“不断互相转化的动态模式——连续进行的能量之舞”。还有人认为，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就像一个巨大的干涉图样。20世纪30年代，天文学家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对这一新世界的描绘是我最为欣赏的：“与其说世界看起来像是一个大机器，不如说其更像一位伟大的思想者。”
只有不再将世界看作机器，我们才能逐渐认识到世界的动态特性，而很多熟悉的方面就随之消失了。按照量子理论家的说法，“事物”消失了。尽管一些科学家仍在寻找构成“事物”的最小“积木块”，但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已经放弃这种徒劳的工作。他们不再将事物看作有限的和分散的，因为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特性时，他们发现，如果基本粒子彼此相互作用或与观察它们的科学家互动，“事物”便会改变自己的形态和特性。（见图2-1）“代替了通过接触力四处运动的小台球”，佐哈写道，“有那么多活跃的关系模式存在——电子与光子、介子与核子等。它们的双重特性很费解——有时是位置，有时是动能，有时是粒子，有时是波，有时是质量，有时是能量——这一切都取决于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环境的反应。”
在极短的时间内，K介子进入气泡室。当它们与不同的能量源相互作用时，临时出现了12个不同的粒子。
对于很多物理学家来说，在量子世界里，关系不仅是有趣的，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全部内容”。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认为，“从本质上说，基本粒子是与外界事物建立联系的一组关系。”与其他能量源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寿命短暂的粒子。
我们给每一种能量源都起了名字——中子、电子或其他粒子，但它们都是相互作用网络里的中间状态。物理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些相互作用的概率和结果，但是任何粒子都不能与其他粒子完全分离开。在粒子相互作用图上，最重要的是基本粒子相遇和改变的整个过程。对基本粒子逐个进行分析看似简单，但我们却无法做到。
在组织管理领域，我们刚刚踏进由关系构成的新世界的门槛。我们想知道这些新的图形是否正确；也担心如果照此前行，结局是否会很惨。一个水手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有时会信心百倍地喊一声：“啊！陆地！”他知道要寻找什么，知道山峦怎样出现在地平线上，知道如何区分云朵和陆地。有时喊叫本身就表示信念。寻找量子组织的新世界需要这样的信念。然而我们一旦熟悉了量子世界，组织管理方面的一些特征就会在雾中隐隐显现——它们的轮廓已清晰可辨。
关系世界内涵丰富且复杂。沟通大师葛瑞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了“关联模式”，并要求我们不再讲授关于“事物”的知识，而应将关系作为一切的基础。有了关系，我们就不再指望预测性，而是转向潜在的可能性。若干年前，我从书上看到有人将基本粒子看作“潜能集合”。我开始按这种方式考虑自身：我们就像世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无法定义、无法分析、而只是有若干种潜能。我们谁都不能脱离与他人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不同的环境和人将使我们的某些特性显现出来，而另一些特性则处于休眠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每一种关系里面都是不同的、全新的。
既然所有事物都不能脱离与外界的关系而独立存在，我们就不需要按分割的方式进行思考。许多年来，我都在苦苦思索一个我认为尤其重要的问题：在组织里，影响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是系统还是个体？量子理论给我的明确回答是：“二者兼而有之。”无需在二者之中选出一个，如果这样做，就已经把它们当作相互独立的了。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才是关键所在。系统影响个体，而个体又决定着系统。正是相互关系创造了当前的现实。至于哪个潜能会变成现实，则取决于人、事件和时间。
因此，预测和复制是不可能的。这毫无疑问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这样的世界也肯定更吸引人。人不再是可预测的，而变成了“意想不到”的。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不同的人。这并非让我们变得不可信了，只不过是把我们变成了“量子”。不仅我们是模糊的，整个世界都是模糊的。
基本粒子天生就有两面性，这是人们对世界感到困惑的原因之一。基本粒子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基本粒子有时呈现为粒子——在空间上确定的点；有时又呈现为波——分布在一定区域内的能量。基本粒子的总体特性（称为波包）包含两种可能形态——粒子与波，这就是互补原理。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统一的多样性”。
但是，人们无法将这两个互补的特性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研究。这是量子物理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测量有关粒子或波方面的数据——粒子的位置或者波的传播，但是，我们绝不可能同时测量到这两方面的数据。佐哈说：“虽然我们能够测量到波的属性或者粒子的属性，但具有二元性的整个粒子的属性却无法检测到。对于任何一个波包，我们能够获得的最理想结果就是对位置或者动量的模糊理解。”我们期望世界是确定的和可度量的，但最终我们的期望还是落空了。
这两个原理促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测量与观察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如果基本粒子与观察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并且调整自身以满足观察者的期望，那么，观察结果还是科学、客观的吗？假设科学家构造了一个实验来研究波的特性，这时，基本粒子呈现波的属性。如果实验者要研究粒子，基本粒子通过自我调整又呈现出粒子形态。观察行为导致波包的潜能“塌缩”为波或粒子。只要一种潜能成为现实，其他潜能立刻就不复存在了。在观察行动之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一旦观察者选定观察内容：“观察效果就立竿见影，而且非常神奇。描绘被观察系统运动规律的波函数全部失效了，唯一的例外是成为现实的那一种潜能。”
若干年前，组织管理理论家卡尔·韦克（Karl Weick）指出，组织管理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观察困境。韦克称之为“相互作用”。他认为，组织的现实情况是我们参与创造的。他说：“组织所担心的环境问题，是由组织自己构造出来的。”韦克的观察结果说明，社会科学也存在与量子物理学类似的敏感性。绝对客观的现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也无法脱离组织而独立存在。它是我们通过观察行为共同创造的，这关键要看我们注意和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确实认为组织生活中也存在敏感性，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争论什么是“客观的”环境。因为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所以关于谁对谁错的冲突也就不存在了。韦克说，要放弃对谁是谁非的争论，将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成效上来，关注发生了什么，以及采取何种行动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我们不要为弄清真相而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是要找出最优的解决办法。
韦克还建议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组织分析。他说，行动应该先于计划，因为只有在采取行动之后，我们才能创造出环境。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之前，我们怎么能阐明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战略规划上，我们好像是为了回应环境的需求而采取行动，但实际上，这种环境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战略应该是“准时的，并且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全面的技能、快速学习的能力、相信直觉、灵活规避损失等”。
韦克对于系统与环境如何共同创造自身的论述，近几年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整个战略规划领域都在对此进行重新思考。现在，很多先前崇尚规划的学者都在谈论战略思考，而不是规划。他们强调，组织需要掌握新的技能。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分析和预测能力，而是要懂得如何洞悉那些正在发生的事物，并从已发生的事物中悟出道理成为学得最好、学得最快的学生。为了应对频繁的、突如其来的变化，敏捷与智能显得尤为重要。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里，“预测远没有行动重要”。
转变对战略和规划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关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年来，我们在计划流程上花了太多的钱，这些计划都是基于牛顿思想制订的。有多少公司从费时费力、精心制订的战略规划中获得了理想的回报？很少。量子理论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失败的案例。客观现实就在那里，如果我们现在若不参与进去，环境和我们的将来就不会建立起来。为了弄清我们能创造什么，就必须与世界相互作用。我们的未来是通过立刻进行参与活动创造出来的。
这并不是说组织总要以随时准备出击的状态存在。组织的目的及现状是尤为重要的。如果不清楚自身目前的状况，也不知道打算做什么，组织就无法与环境和谐相处。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会积极地融入环境。
我们对组织的众多争论与担心，都源于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现实，这一客观现实向我们的分析与理解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需要做的是找一位合适的专家将现实看清楚。但是，寻找客观现实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我们以为能够找到现实，并对其深入分析，但在这个难以捉摸、潜能无限的世界上，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直在与“干涉图样的巨大网络”和“永不停歇的能量之舞”打交道。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复杂而多变，编织着越来越复杂的关系网络。
为了在量子世界中从容地生活，我们需要改变做事的方法。我们不需要任务描述，而是要学会如何推动过程，想方设法建立关系，并维护其成长与发展。我们需要提高自己的倾听能力、交谈能力、尊重彼此的个性，因为这些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团队行动已取代了单打独斗，但这仅仅是开始。过去，我们总是把人看成互不关联的个体。但在量子世界里，这种观念已不复存在。在生活的巨大网络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
甚至组织权力也完全依赖于关系的建立。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很有学识的朋友长谈了一次，他对我说：“组织中的权力是由关系生成的能力。”这是一种依赖关系而存在的能量。自那次交谈之后，我对组织的关注点发生了改变。现在，我通过仔细观察实际工作细节就可判断组织内的关系是否健康发展。我不再依据任务、功能、控制范围、层级等术语来描述组织形态，而是关注有助于强化关系的更基本内容。大家知道如何彼此倾听和交谈吗？怎样与形形色色的成员和谐相处？人们能否在整个组织内部实现自由来往？人们能否获得足够的信息？组织价值观让人们的关系更紧密，还是疏远了？人们是否以合作为荣？人们能否坦诚地进行交谈？
由于权力是能量，它就必须在组织内流动，不可限定在某一特定的功能或层次上。权力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取决于相互间的关系。如果将组织改造为参与式管理或自助式管理团队，使权力能在组织中共享，那么往往会产生积极向上的创造力。许多年来，很多人（包括研究人员）一直从积极方面描述这些新的关系，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员工满意度。
在另外一些工作场所，领导者试图通过高压政策和竞争手段取得预想结果。有时，领导者根本不把员工和员工的能力放在眼里，这样的组织里也产生了很高的能量，但却是消极的。权力变成了问题，而不是能力。人们千方百计地与这些领导者对着干，或者根本不予理睬。总之，人们不愿意做对组织有利的事。对我们来说，道理是很清楚的。如果说权力是由相互关系而产生的能力，我们就要时刻关注这些关系的状态，并牢记：爱是权力最宝贵的源泉。
量子世界还存在一些其他神秘的事情。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在量子世界里，关系网是无处不在的。于是，我们迫切地想知道：影响和变化在网络内是如何发生的？物理学家已经观察到相互独立（表面上看是这样的）的粒子之间的关联，即便这些粒子间相隔很远很远的距离。1930年之后，重量级物理学家之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其中以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尤为激烈。物质是否会受到“非局域因素”的影响？物质是否会因超光速行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于影响能够发生自遥远的距离的观点，爱因斯坦无法接受，为了反驳这一观点，他与其他两位物理学家一起设计了一个理想实验（EPR实验）。
他的实验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争论。30年后，针对这一争论，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Bell）通过数学方法证明了世界上确实存在“即时发生的超距作用”；最后，在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阿莱恩·阿斯派克特（Alain Aspect）也通过一个真实的物理实验证明了（随后很多物理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跨越时空的、难以觉察的关联关系确实会影响到基本粒子的行为。
证实超距作用的一个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将两个电子建立成对电子或建立关联。随后进行的实验将要确定，已经成对电子中的两个电子被分开之后，它们的行为是否像联合一体的电子一样。它们的关系在有距离的情况下是否依然存在？为了证实这一点，物理学家进行了旋转试验。电子围绕某条轴线进行上下或左右的旋转。但是，作为量子现象，这些轴线并不是存在的客观现实。在科学家决定测量轴线之前，它们仅仅具有出现的可能。由于不存在固定的旋转，它究竟是怎样进行的，这与科学家选择哪条轴线是有关系的。电子对科学家的测量选择是有反应的（如果难于理解的话，请不要忘记，量子世界即便对于科学家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两个电子已经组成成对电子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电子向上旋转，另外一个电子就将向下旋转；如果其中的一个电子向右旋转，则另外一个电子就将向左旋转。在这个实验里，这两个成对的电子被分开了（从理论上说，它们分开的距离可以无限远），无论多远，只要测量其中一个电子的旋转——比如说选择垂直轴，第二个电子此时此刻也一定垂直旋转，但方向相反。我们不禁要问：相距那么远，第二个电子如何知道科学家选择哪条轴线进行测量呢？
科学家曾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速度都不会超过光速，可这个实验结果却是互相矛盾的。物理学家解释：两个电子通过难以觉察的联系建立关联。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为部分。即便在空间上分处两地，它们仍是一体的。当科学家们试图分开它们并对其进行测量时，它们之间难以觉察的联系发挥了作用。
在日复一日寻找秩序和预测未来的过程中，我们深受远距离因果关系的困扰。再好的计划，仍然存在很多我们尚未发现的影响因素，不寻常的事情也随处可见。尽管制订了周密的计划，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处理预料之外的事情。本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解决问题大有帮助，可是我们又会碰到更多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都源于刚开始提出的解决办法，没有任何方法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无法通过万无一失的计划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根本不清楚到底有哪些联系存在。当采取行动或作出决策时，实际上就是在关系网中艰难跋涉，而这些联系往往是难以觉察的。
许久以来，我们已习惯将总体分割成部分，没有认识到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推动着整体的运转。英国物理学家戴维·玻姆认为：“‘所有分割开的部分都是独立存在的’，这种观念只不过是幻想罢了，它只会导致无休止的冲突和混乱。”多少年来，我们所接受的都是“总体分割为部分”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发现新的思维和感知方式，以便更好地认识总体。这是一片未知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努力探索。
目前，人们处理复杂世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详细的系统图，这个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们对未来的预测。系统图能清楚地列出（我们认为的）所有相关要素并指明相互作用关系。我们画系统图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控制系统，让它产生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牛顿学说的坚定信仰者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一条路能让我们回归到安全的预测港湾；没有水手能够找到跨越量子海洋的精确航线。我们很难做到将过去数不胜数的分割碎片看作一个整体，或者忘掉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重新思考事物是如何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运转和变化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模糊的世界，界限是捉摸不定的，界限的含义也很少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只要我们试图将界限定义得更详细，或是将我们认为是独立（实际上并不独立）的要素建立清晰的因果关系，这些界限就仍将继续困扰着我们。
关于相互作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而相互作用恰恰是量子世界的特征。牛顿世界是寂静的世界，相互独立的粒子在其中穿梭而过，然而量子世界里充满了联系，这就是人们用网络、织物或思想来比喻量子世界的原因。重力是最常见的“超距作用”的例子。现在，科学家通过“场”（代表不可见的影响力）的概念来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联系（参见第3章）。玻姆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更为极端的观点：在我们无法看清的层次上，存在不可分的整体，如果透过表面看其本质，我们将会在看似分散的事物中观察到隐含的秩序。
量子跃迁最能说明量子世界的相互作用。从技术角度来说，量子跃迁属于突然的、不连续的变化：电子从一个轨道直接跳入另外一个轨道，并不跨越任何中间阶段；电子开始处于一个位置，然后突然出现在另外一个位置，中途没有一丝运动痕迹。物理学家可以计算跃迁发生的概率，但无法精确地算出跃迁究竟何时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整个系统隐蔽地积累条件，然后突然使电子跳到一个新位置。但是，全面地认识整体是不可能的，精确地预测影响因素何时何地发生也是不可能的。对试图做好组织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无法预测、无法认识整体，确实很让人头疼。量子跃迁极为贴切地反映了我对组织和社会变化的感受。
对于柏林墙的突然倒塌，人们很难作出理想的理论解释。在这一事件发生前，在整个东德已经发生很多细小变化，大多数细小变化都是难以觉察的。实际上，每个细小变化都是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上发生的，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只不过难以觉察而已。在人们推倒柏林墙时，整体性的影响才突然显现出来，这说明系统内的局部作用对整个系统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系统曾经抵抗了所有对其实行变革的政治企图。传统的强权政治（或者说强国的领导人）无法统一德国。但是，系统内的局部作用与各式各样的外部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本质上的变化。
在关系网络中，局部作用的潜在影响与其本身的大小没有关系。当我们决定采取局部行动时，我们可能正在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但我们身在其中，熟视无睹。从牛顿思想来看，我们的努力往往只收到微小的成效，对于是否真的能实现本质上的改变，我们心里没底。也许，我们只是期望微小的努力能够日积月累，最终导致本质上的改变。我们渴望积蓄足够的力量，改变更大的系统。
但量子理论对这些富有成效的微小行动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量子理论认为，在系统内的局部开展行动，我们就能够深入到系统的内部，参与到所有同步发生的复杂事物中，并对系统的发展变化过程会更敏感，因而更有成效。当然，小范围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整个系统，但不是通过逐渐积累的方式，而是由于每一个小系统都属于不可分的整体。整体中某一处的行动会在另一处产生影响。由于这些看不见的关系，系统中任何一处的行动都有可能对别处产生影响。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我们细小的行动是怎样通过看不见的关系网络产生影响的。但我懂得，在反应敏锐的关系世界里，“临界质量”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临界关系。
有些人用音乐，特别是爵士乐来形容工作中的团结协作，这说明他们对量子世界已经有些感悟了。量子世界要求我们同台演出，并乐意即兴发挥。我们先约定好旋律、音调和节奏，然后开始演奏。我们细心聆听，不断交流。突然，音乐响起。音乐声千变万化，远非我们所能想象。音乐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相互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如果将演奏者彼此割裂开来，结果只能是一团糟。
对量子世界理解的不断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在组织管理上的认识与实践。现在，我已开始努力用系统的眼光去看待系统，而不再用简化和分割的方法。我在这方面接受过良好的培训。现在，我更关注流程、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关注模式、方向、感觉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部节奏，早已不再寻找简单的因果关系。我还觉得，从极端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再把某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简单定义为对立的，而要努力去理解某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与”的含义。
我不再把时间花在精细的计划和时间进度上，我要将原来花在详细计划和分析上的时间用在建立组织环境上，以便让人们明确目标。我将确立一些规则指导大家如何团结协作，让大家成为优秀的观察者、学习者和合作者，只要我们不断地参与，就会有巨大的收获。我总是要求更多业务领域，更多职位的人参与进来。当人们在关系网络中探寻时，我总是为他们的惊人创造力所折服。最后我不再关心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现实，在创造现实的过程中，我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希望他们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能让我为之一振。
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得益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我已经不再试图控制万事万物，我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领会到这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懂得了世界是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的顾问朋友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常常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有时，我会接到他们的电话。在一次通话中，有位朋友谈到他的客户通过调研列出了5个关键问题，并且组建项目组分别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但是，经理们不得不在项目组之间反复地进行协调。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尽管这样，但这5个项目组依然各干各的，最终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失去耐心。相互独立的会议和周密计划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人们迫切希望采取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有效行动。
同事向我倾诉的恰恰是“牛顿式思维的必然结果”。我知道他的感受，如果继续以分割的方式去行动，后果可想而知。我们探讨了怎样从整体上深刻地去认识事物，他也试图接受我的观念。他渴望以新的方式去迎接挑战，但不知该做什么，不知该如何给世界以更大的信赖。我希望能给他更多帮助，但此时此刻，我让他失望了。我无法向他准确描述世界的神奇和美丽，也无法让他真正相信世界天生就是有序的。这一切让我开始反省自己。
我漫步在黎明的街道上，渴望看清这个世界。我想，海森堡一定也有过如此的感受。这时，我感到大地在晃动。大地深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地球随时都会“啪”的一声打开，让我们把它漆黑的内部看个究竟。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过去坚信不移的东西，放弃很多过去标榜为才能的方法与工具，把它们扔进火山口。在我们忍痛割爱之后，地面断裂终于停止了。拯救世界的洪水覆盖了大地，孕育了新的生命，同时也永远地埋葬了毫无生气的过去。我们将在水上扬帆远行，航行到我们现在只能想象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将享有新的视角和魔力。我们将再一次感到：我们有无限的创造力，我们是神秘世界的参与者。我们一定会信心百倍地喊一声：“啊，看见陆地了！”
【新科学启示录】
由于权力是能量，它就必须在组织内流动，如果将组织改造为参与式管理或自助式管理团队，使权力能在组织中共享，往往会产生积极向上的创造力。
组织所担心的环境问题是组织自己构造出来的。我们不要为弄清真相而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要找出发挥效力的解决办法。
我们几乎不需要任务描述，而是要学着如何推动流程。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建立关系，维护关系的成长与发展。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倾听能力、交谈能力，尊重彼此的个性，因为这些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团队行动已取代了单打独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