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目光从2000多年前的中国老子,400多年前的英国霍布斯收回来,就会发现,无论是老子还是霍布斯,他们都深谙“天人合一”的理念,试图从自然规律中来发现社会规律。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统治阶级献策,而霍布斯则从伽利略的物理学发现受到启发,写出了政治学著作《利维坦》。可见,从自然规律推导社会规律是人类认知的一个特征。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碾过,时间来到了19世纪。古老的政治研究,逐渐发现避不开一个话题,人类这个群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知道,研究政治,一定要研究人际团体互动的规律。那么,人类这个群里到底有什么规律?社会学开始悄然兴起。
社会学的创始人
社会学是19世纪在法国诞生的,创始人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里有个名词,实证主义。简单的说,实证主义就是原始的科学精神,即要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玄学的方法来来认识万事万物。至今,科学方法认识事物已经成立我们主流的认知方法(附注1),这个名词的提出可真是意义重大。孔德把全宇宙的现象分为五类: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前四者在19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只剩下社会学。孔德对这个新学科一开始命名为”社会物理学“,顾名思义,研究社会就像研究物理一样,探索现象背后的规律,后来才改名为社会学。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在孔德看来,社会学和生物学高度一致。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个体,比如一只猫,一只狗。这是整体性研究,并不会把一棵树,一只狗割裂开来。社会很像是一个生物体,所以社会学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孔德还给社会学划分了两个板块,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秩序,后者研究社会发展。
社会学的发展
还记得人类的认知模式吗?从自然规律推导社会规律。孔德以”社会物理学“为学科命名,也暗示着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相通的。社会学的兴起同样离不开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推动。孔德既然说社会像生物体,那么生物学的研究势必对社会学产生影响。确实,19世纪有一項重大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直接刺激了社会学研究,是什么呢?
你或许已经猜到了,对,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提到进化论,很多人会想到达尔文。其实,达尔文并不是最早提出”进化“这个概念的人。在他之前,拉马克也提出了进化论。详细内容不阐释了,只谈他们的核心分歧,生物到底是“进化”还是“演化”?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是有定向的,即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达尔文则不这么看,他认为生物发展无定向,可能更高级,也可能更低级,如果基因突变适应自然,就会生存下来,反之就会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
我们发现拉马克的观点不难理解,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智商动物到高智商的人类智人,可不就是从低级到高级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人类出现之前的历史,就会发现达尔文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在恐龙的时代,恐龙肯定是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了。但是自然之手没有青睐它,一次气候大变迁,所有的恐龙都绝种了。自然选择了那些能够适应气候的低级物种,开始生息繁衍。没有恐龙的绝种,恐怕人类也不能称霸地球了。但是,谁又知道,千万亿年后,自然之手又会如何选择?人类会不会也像恐龙一样消失在地球上,蜗牛开始称霸?
当时的知识大咖们对此是各有各的观点,其中,有一位学者更喜欢拉马克的说法,并将此观点引申到社会学研究上,他就是赫伯特·斯宾塞。
斯宾塞与《社会静力学》
斯宾塞认为,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社会也是个活物,也遵循生物界的进化论,即社会不断的从低级到高级进化,他还写了一本书《社会静力学》。是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发扬的就是孔德的学说。斯宾塞有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这个活物,不断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走向文明进步,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不能人为的去干涉,否则就是阻碍进化。斯宾塞对社会的理解,或许能引得老子的点头称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嘛。但与他同时期的其它学者,对他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斯宾塞有位好友,赫胥黎,就是其中一位。
赫胥黎与《进化论与伦理学》
赫胥黎与斯宾塞虽然私交不错,但他是断然不支持斯宾塞的学术观点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生物的进化规律,完全不是一回事。生物的进化是充满战斗性的,大的吃小的,强的吃弱的,但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要反其道而行。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就是“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为什么要提这篇演讲稿呢?因为,它跟我们中国曾经很流行的一本书很有关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就在赫胥黎发表这篇演讲的第二年,远隔重洋的中国,正在爆发甲午战争,一位叫严复的学者,很快看到了这篇演讲稿,决定翻译出来,这就是当时火遍全国的《天演论》。
严复与《天演论》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革命才能生存,这样的思想种子吹进了无数爱国志士的心里,生根发芽。思想意识指导实际行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那么,”落后就要挨打,革命才能生存”这样的思想意识,仅仅是来源于惨痛的战争现实吗?不不不。当人们在现实中惊醒过来,发现天朝大国的旧梦已成往昔,他们亟待寻找另一种思想来解释现实。此时,严复的《天演论》给人们指明了方向。“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过去的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实,革命才能图存。《天演论》无疑为当时的国人提供一剂良药。
但是,如果我们仅从学术上看,《天演论》就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译作,严复的翻译其实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发挥,虽然为国人的思想提供了精神指引,但并没有忠实于原文,也影响了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
比如,其中有很明显的一处,严复在译作中加入了“强者后亡,弱者先绝”“自存种族”这些字眼,给人的错觉就是,只有强者才能适应自然,完成更高级的进化。确实,这很契合当时国人的民族情绪。但是,这可不是赫胥黎的本意。赫胥黎原文提到的只是“最适应环境的物种会生存下来“。 最适应环境的物种是什么样的?不好说,但是绝对没说强者才是最适应环境的物种,想想前文提到的恐龙吧。还有,赫胥黎提到的进化,时间维度是以万年计算的,但是《天演论》中的进化,却加入了自己的发挥,“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想想也是,毕竟几万年哪,国人可等不了那么久。
因为严复的个人发挥,所以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多少受到影响,人们并不了解赫胥黎的社会学说,他所宣扬的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同于自然规律,甚至要反其道而行,干脆就被忽略了。
而在俄国,一个同样热衷革命的人,叫克鲁泡特金,就写了一本革命理论书,很认真的对这个“最适应环境的物种”给出修正,结果推导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学说----无政府主义。这本书叫《互助论》。
克鲁泡特金与《互助论》
没错,不同于赫胥黎和斯宾塞,克鲁泡特金认为,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并不是单靠白热化的竞争,种族内的合群互助才是最有力的武器。而人类社会,也是需要互助。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回头看看人类历史,克鲁泡特金讲的确实有依据。回顾原始社会,人类没有尖利的爪牙,没有强大的速度,怎么在原始社会生存下来的?历史课教给我们,分工与协作。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宣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需要一个专制者才能维持团体稳定的局面。克鲁泡特金会说,霍布斯的时代,还没有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不然,他会发现,在原始社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和部落的生活看作是一致的,谁也不愿意亲手杀死自己休戚与共,沾亲带故的同胞,不然在危机四伏的原始社会,大家都活不下去。人的自我意识,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思考:我们今天觉得习以为常的知识,实际上是过往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积累,我们是真正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从老子到霍布斯,足足有一千多年。而从政治学到社会学,只有两百多年,人类文明的脚步越来越快了。当我们纵向去看待历史,就会发现,从已知推导未知的演绎法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比如,把自然规律演绎到人类社会规律,尽管今天我们明白这样推导的结论并不一定准确。
从社会学的兴起来看,学科之间是相互影响带动的。斯宾塞不仅是位社会学家,还是位教育家,后来出版了很多教育著作,他早年做过将近十年的工程师,这是否也对他后来的教育思想产生影响呢?恐怕也是有些关联的。
附注:
1. 今天我们常常标榜这是科学,那是科学,好像科学发现的都是真理。但是,有些事物是暂时没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认知的,这并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也不代表它们就是真实的,只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对我而言,还是对世界保留一些敬畏,承认自己所知实在有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