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全文以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上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生动故事，暴露了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以及“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部过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梁山好汉的反抗斗争以及他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忠义”思想，这也具体揭示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根本原因。

小说的作者施耐庵在全文中深深植入了一种浓厚的忠义思想，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农民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宋江、史进等梁山好汉，以及对“八方共八方共域 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思想的深深赞同。小说在后来的章节中点出，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以外，以宋江和吴用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对的只是奸臣和贪官，因此他们的革命虽然也对朝廷产生了很大的撼动，但他们却不是要去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因此在如此浓厚的忠君思想的影响下，革命失败也是必然。作者施耐庵也借小说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不满，但作者只是想去改变当时社会黑暗的现状，而不是来一次彻头彻尾的革命去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而是将愿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改良。李贽就曾在《忠义水浒全传》中这样说道：“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

作为我国第一部英雄主义小说，《水浒传》给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并且有点可爱的英雄形象，它破天荒的第一次将之前人们观念中的强盗、反贼描绘成了被社会所喜爱的英雄，但是小说的结局却是悲伤的，在接受招安之后，为国家效力，一百单八将走的走，伤的伤，亡的亡，故事以悲惨的结局作为收尾，也从侧面说明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只能是失败。下面我就想具体聊一聊小说中的忠义思想。

一、水泊梁山的“义”

英雄出于乱世。小说开始介绍了高俅的发迹，也点出了在高俅发迹之后，宋徽宗沉迷酒色，任用小人，导致出现了以高俅为首的“六贼集团”把持朝政，使得社会黑暗，名不聊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一个接一个的英雄人物粉墨登场了。这些英雄好汉的出现，满足了当时社会下贫苦大众对于为百姓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英雄豪杰的渴望，以及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而出现的这些英雄豪杰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一场农民起义。仔细品读，究其根源，这次的起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些英雄好汉的“义”的体现。

记不得是谁说过“如果说建立在正义之上的义气是纯净水的话，江湖义气便是坑里的或湖里的水，是掺杂着许多复杂成分的混合体”。梁山之上，聚义厅中，一面杏黄大旗上赫然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是梁山英雄的行动纲领，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即他们代表的是上天的意愿，他们是为了百姓做的义事。而“义”在一百零八将的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七星聚义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黑旋风大闹忠义堂，三打祝家庄，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等都是对于义的深入贯彻和具体体现。这些好汉的行为都是在义字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对“替天行道”的最好的诠释。

1.1正义凛然的水浒英豪

小说不厌其烦的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英雄豪杰，他们武艺高强，行侠仗义，颠覆了传统思想中座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土匪、草寇的形象，反而显得有些可爱。他们虽然性格迥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义字当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鲁智深在和史进吃酒之时，为了帮助和自己素不相识的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宋江身在官职，却知法犯法，私放晁天王；黑旋风为救宋江劫法场；武松醉打蒋门神；为救鼓上蚤时迁，三打祝家庄；为救及时雨宋江和神行太保戴宗，江州劫法场；为救柴进而打高唐州；为救玉麒麟卢俊义攻打大名府这些事迹都是义气的体现。虽然有些事情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他们行事有些鲁莽，也可以说有些“任性”，但在当时的社会下，人们却希望看到这样的义举，他们早期的成功也是得益于民心，仗义走天涯。

  “花和尚”鲁智深也许算得上《水浒传》中讲义气的代表，为人虽然有些鲁莽，但是此人确实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为朋友出生入死。鲁达本为提提辖，因为在渭州帮助弱女子金翠莲，出手教训郑屠，不料出手过重，三拳打死镇关西，只能逃亡，几经辗转，机缘巧合之下，鲁智深来到了大相国寺看守菜园，并收拾了附近的一伙泼皮。他在菜园中倒拔垂杨柳，并且偶遇了时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豹子头”林冲，两人结为异性兄弟。后来林冲遭遇高俅陷害，被刺配沧州，鲁智深不放心，所以一路暗中保护林冲。在野猪林，解差董超、薛霸想要加害林冲，取他性命，鲁智深及时出手，救下林冲，此后一直护送至沧州七十里外，这就是书中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这完全体现了鲁智深好打抱不平，为朋友出生入死的好汉情节，也是梁山好汉“义”的缩影。

1.2    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

小说中提出了一种“八方共域 异姓一家”的思想，这也是梁山泊迅速聚集了许多英雄好汉的原因，文中这样描述到“论称分金银，一样穿绸锦，以瓮吃酒，大块吃肉”这种思想使得大批好汉感到了家的温暖，以及兄弟间的情义。在仗义疏财方面，宋江表现的尤为突出。在众多跟随宋江的豪杰中，有特别多是因为宋江为人仗义，曾经不顾一切的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才会这样誓死跟随宋江，所以江湖送给宋江“及时雨”的美名。

柴进，江湖人称“小旋风”。提起他，最先被人想到的便是“仗义疏财”，进而便是他的颜值颇高。记得《水浒传》中是这样描述柴大官人第一次登场的：那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中间捧着一位官人，骑一匹雪白卷毛马。马上那人，生的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胸绣花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环绦，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背后带一张弓，腰间插一壶箭。为何柴进会如此富贵，柴进乃何人，后周皇裔，仗义疏财曾帮助宋江、林冲、武松、李逵、时迁等人，在梁山排名第十位，便是因为他仗义疏财。这也是梁山“义”的代表。

打抱不平、仗义疏财便是《水浒传》中英雄好汉的“义”的最好体现。

二、豪杰好汉的“忠”

《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这里的忠便是作者赋予这些英雄好汉的忠君思想。遥想当初，晁盖晁天王带领极少数几个人聚义梁山伯，火拼王伦，确立了梁山泊的规章制度，后来随着不断发生的事迹，水泊梁山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大闹清风寨、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攻打青州、攻打东平府。至此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全部上山。按照当时的战绩看来，梁山三赢高俅，有绝对的硬实力去和当时的朝廷抗衡，但是故事却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来发展，梁山泊上聚义厅内，一百零八位好汉排座次，就在人们全部期待着宋江带领英雄好汉成就一番大事业之时，宋江却带领大家接受了朝廷的招安，除了武松，李逵等极少数人反对外，其他大多数人还是同意招安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武艺高强的英雄豪杰会接受朝廷的招安呢，说白了还是当时人们心中忠君思想在作祟。古代人们心中一直向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在梁山英雄的心中也不意外。特别是在宋江 杨志  呼延灼 以及卢俊义等人的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2.1   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特别曲折。“一刀一枪，博得一个封妻荫子”是杨志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无数次选择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愿望，高俅的排挤也并没有将他从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挤走，在充军期间得到了梁中书的青睐之后，杨志追求名利的愿望愈发变得更加炽烈。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直至生辰纲被劫，不仅追求功名的道路被拦腰斩断，甚至有牢狱或者是生命之灾，最后在不得已之中，杨志上了梁山，但是在他的思想中，仍时刻期盼着为国为朝廷效力，以追求功利。文人出身的“智多星”吴用就主张有能力的接受招安。出身官军的绝大部分同意招安，以得以继续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比如呼延灼等。出身大财主  大员外的“玉麒麟”卢俊义也时刻盼望着招安，在他看来，梁山再好终究只是一介草寇，只有得到朝廷得到皇上的肯定的才是真正的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当然，最后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最主要的还是宋江的思想的腐化，而且忠君的思想在宋江的身上展现的格外耀眼。

宋江原本是刀笔小吏，身为官职，所以怀有忠君的思想不足为奇，而且众所周知，宋江为人特别孝顺，他的思想中一直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该诛九族的勾当。而且在他的心中，他只是把水泊梁山当做一个暂时的避难所，他的内心仍然十分渴望着日后加官进爵，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宋江十分认同并且主张招安，在捉到高俅后，宋江在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趁着酒性写下一首《满江红》，里面这样写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在描述征辽时件时，作者为了表现忠君思想，虚构了一个重要的情节，辽军在节节败退之时，也施展招安伎俩，试图劝说宋江等人投降，并许以高官厚禄，连军师吴用都有些许动心，可是宋江却是这样回答吴用的“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一情节显然是用来与宋朝的招安来进行对照的。尽管当时的宋朝奸臣当道，皇帝昏庸无能，梁山好汉在接受招安之后，并未受到重用，而辽国是以高官厚禄来进行诱惑，宋江还是不为所动，绝不背叛宋朝，以此来说明宋江接受招安是出于忠君的思想，并不是为了个己私利。至于宋江最后的结局，作者甚至将他写成了愚忠的形象。他服了朝廷赐的药酒，死在旦夕，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他死后李逵可能会重新聚义，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他将李逵招来，让他也服了药酒，临死还在表白忠心“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由此可见，宋江骨子里的忠君思想是多么的浓烈，也正是宋江这么浓烈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也导致了后来梁山英雄的悲惨下场，当然，也揭示了作者心中的那一丝忠于朝廷的传统思想。

2.2   水泊梁山的忠义

另外，在《水浒传》中作者还塑造了另一个特别符合于“忠义”形象的好汉——“浪子”燕青。作为三十六天罡星的最后一个，作者似乎特别钟爱燕青，以至于在书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燕青的出场的“唇若涂朱，睛如点漆，面似堆琼。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资禀聪明。仪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夸能。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听鼓板喧云，笙生嘹亮，畅叙幽情。棍棒参差，揎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燕青便是其中的代表，招安之后，燕青深知狡兔死而走狗烹便劝卢俊义和他一起出走，寻找一个僻静处，安度天年，但是卢俊义却因为心中深深的忠君思想，拒绝了他，燕青只好拜了八拜自己走了。说起燕青，早期和旧主卢俊义相知相守，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有情有义，这就是“贫贱不能移”；孤身救主，忠义两全，近逼天子，这便是“威武不能屈”；最后豁达面对生活，功成身退，看淡名利，这便是“富贵不能淫”。在我看来，作者着力塑造燕青，是想借燕青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凸显燕青完美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高尚的情怀以及自己内心所认可的忠义思想。作者在《水浒传》中的第七十四回这样评价燕青“话说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

三、水浒忠义的化身——宋江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

宋江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学习的是孔孟之道，所以在为人处事上，宋江务必是以“忠”“孝”为先，时时刻刻想着忠于君主，在宋江的心中，只有尽忠朝廷才是王道，甚至他的思想都可以说是有些腐化“宁可朝廷负我，我心不负朝廷”在他心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反皇帝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勾当，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当初暂居梁山只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在他心中仍时刻想着报效朝廷，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江在一开始就主张反奸臣贪官，不反朝廷，不反皇帝。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强烈的忠君思想深深扎根在宋江的思想中，在他心中对于皇帝和封建秩序始终抱有幻想，即使在自己受到官府的迫害之时，却也不愿意进行反抗，宁可忍受屈辱也不想做出“罪恶滔天”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他害怕“株连九族”，因为自己连累自己的父亲，这是宋江这样的孝子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行为。

时势所迫，造化弄人。宋江再被自己和梁山英雄“逼”上梁山之后，他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命也重新定位。宋江心中的抱负一直是“封妻荫子，赢取功名”。所以宋江一步一步壮大梁山的声势，目的就是增加自己同朝廷谈判，进行招安的筹码，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宋江，和其他英雄好汉不用，他缺少反抗的主动性，也可以将他入住梁山，反抗朝廷理解为“不得已而为之后”。在宋江的眼中，他自己是带着地主阶级的种种偏见，带着孔孟之道，特别是背负着孔孟之道中忠于君主和造反有罪的沉重思想负担登上梁山的，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宋江宋公明的言谈举止中处处带有明显的接受招安，忠于皇帝的意图。在梁山义军声势正旺，和朝廷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宋江接着酒兴，谱写了一曲《满江红》“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在宋江的心中，为朝廷效力才是王道，在他的骨子里，时刻透露的是对于大宋王朝的忠贞报国。我们来看一下宋江的种种行为：在晁盖攻打曾头市后私见宿太尉；水淹高太尉后盛情款待；晁盖死后，宋江接过梁山头把交椅，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等等这些，都透着宋江心中深深的渴望，渴望朝廷招安。用兄弟之情将对招安有反抗情绪的兄弟安抚之后，宋江一边继续抗拒官府的打压，一边竭力向起义队伍大力灌输忠君思想，改变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就在梁山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不顾梁山兄弟的反抗，毅然决然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在“忠君”与“仁义”之间，宋江选择了忠君。

其实，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宋江也有过反抗。“自幼曾攻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时的呐喊已不是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而是强烈反抗思想的自然流露。

四、全面的忠义观

作者所刻画的《水浒传》中所体现的“忠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这也正是作者内心的矛盾的体现，在作者的眼中，忠和义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体，“忠”的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义”所要求的就是反抗黑暗的统治面，替天行道。俗话说“忠义难两全”这也是亘古不变的理念，二者内涵不一，相互对立，这也是作者内心的挣扎。尽忠便要舍义，取义便会不忠，宋江就是作者理想的忠义代表，在“义”的道路上，宋江乐善好施，广结各路英雄，但内心的“忠”又使得宋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自己应该带领大家招安，效忠朝廷。宋江的性格就是在这种“忠”与“义”的自我矛盾中形成的。在作者眼中《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行为则是“义”的表现。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在整部《水浒传》中不得不去仔细揣摩这样一个细节，梁山好汉的行为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替天”隐有“忠”的意义。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水浒传》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的艺术再现，其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小说中的叛逆者由叛逆最终走向招安，从聚义起义到招安一路走来，“忠”的思想逐步凸显，使作品的忠君思想凌架于义之上，实现了“道德的复归”，构成了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性和存在形式。作者在塑造一个完整的忠义体系的时候，遵循了一个事情发展的顺序，借由梁山的三代首领，一步一步的坐实自己撰写这部小说的主体，第一代首领王伦不仁不义，取而代之的是有义无忠的晁盖，晁盖死后，忠义两全的宋江正式接过梁山的头把交椅，故事的发展也来到了另一个更深的层面。  

总结

宣传忠义思想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忠义”是梁山英雄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梁山泊上高悬的杏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作为梁山起义的口号，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皇权天授的观念中，这其中的含义显而易见。作者在《水浒传》中，宋江成了忠义的化身。忠是对于皇上而言的，宋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愚忠，是作者内心无法逾越的道德界限，也是政治道德保证。“义”是对于梁山兄弟而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兄弟两肋插刀，但是最讽刺的是小说的后期，宋江怕自己死后，李逵会为自己报仇，做出反抗朝廷的举动，哄骗李逵喝下毒酒，这是作者对于“义”的极大的讽刺。《水浒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宋江的忠心换来的是被毒死的悲惨结局，这是对于作者宣扬忠义的极大的讽刺，也是文章深藏的蕴意。

忠义，词根中透露出刚强与精粹，纵观时代发展，非大丈夫不能称之忠义。忠义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忠义思想是水浒的核心思想，是作者对传统封建论理的道德之中忠与义的深刻思考。不管《水浒传》中，表达的是怎样的忠义思想，不管宋江等人的结局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忠义思想对于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