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新文化的形成
从魏晋开始，人们有了作为一个“人”的观念，和以往不同，这个“人”的观念指的不是建功立业，而是人的个性的展露，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开始有了非主流的个性，这为魏晋后来的那些名士埋下了伏笔，比如，竹林七贤！
汉末为什么会有清流？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还不具备用复杂的观念来看待政治，看待世界。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将政治上的良莠都归在人的因素上，好人让政治变好，坏人让政治变坏。
不过，太史公显然清楚地意识到，仅从人的角度记录历史是不完整的，所以他设计了 “书” 和 “表” 等其它记录形式。“书”，记录的是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表”记的是天文立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但是后来的史书明显都让人物传记的分量更重了，尤其在《后汉书》中，几乎全都是记人的。
汉末人才晋升系统瓦解，加上从清流到清议，人们把晋升人才的渠道，放到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成为了曹魏以后选拔人才的方法。
中正官，是由地方各州郡分别推选一人，负责在中央任职。他是地方上的人，却在中央任职，目的就是让他举荐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做官。这么做，表面上是让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但在操作中，九品中正制的评判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中正官们可以用自己的标准，自由的给人才评定等级，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中央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中央却不阻止。这是因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变，地方的分权事态使得中央放弃介入地方人事和权力的分配。
那么，中正官会怎么对人进行品评呢？显然是按照这个人在地方上的现实权利的状况进行品评的，这就有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状况。豪族世家子弟评的当然都是上上，而出身不好的，就只能评为下下了。九品中正制，从原本设计的人才晋用机制，变成了豪族世家们垄断政府职位的手段。发展到后来，门第就成为了六朝历史的真正重心。
什么是门第？它来自宗族组织，根据宗族关系中的亲疏远近，来决定这个人能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财富。宗族组织最早来源于周的封建秩序，秦汉帝国建立后，编户齐民凌驾于原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之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大秦大汉的子民。但到了魏晋，由于皇帝们始终没有再建立起来秦汉那样的中央集权制，所以宗族关系又变得重要了。不同于周的是，周王朝宗族组织是外延性的，他以姬姓王族为中心，扩散到分封的所有姓族，再扩散到士大夫、平民的身上。所以不管身份高低贵贱，人人都有宗族，宗法适用于整个社会。
而魏晋时期不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开始强调建制度的“礼”，但仅限于豪族世家，因为平民和寒族都依附于豪族世家，成为豪门世家的部曲佃客，所以他们自己的宗族关系并不重要。所以，在魏晋时期，门第以内，有森严的宗族秩序；门第以外，这种宗族次序不存在或者不重要。换句话说，也只有门第才讲究宗族秩序。由于豪族世家内部文化中“礼”的重要性，礼在当时还有一个名称——名教。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二百一十九年，刘备在汉中称王。从这一年开始算，到公元五百八十九年隋的统一，一共是三百七十年。在这三百七十年中，是中国政治长期分裂的一段时间，而门第正是这三百七十年中，中国社会真正的核心要素。因为在这三百七十年里，包括西晋在内，帝国体制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进行的统一运作，我们来做个比较。
一，秦汉帝国是中央集权制，所以才叫帝国。而这三百七十年里，包括西晋在内，没有统一推行政务的官僚系统，没有从中央到地方一贯的官僚系统，比如省长，市长，县长，村长。所以，那就不叫帝国。
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将东汉的大族共治进一步严格化，大族们在乱世为了自保联合起来，支撑中央朝廷，这是一种豪门之间的联盟，不是真正的官员考核任免机制。
二，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中，我们看到了帝国成熟期所记录的热闹现象。而活跃的商业贸易，需要有效的货币，有效的货币，有赖强大的政治保障。
而东汉末年大乱后，由于战乱，由于人口迁移，许多城市没落甚至消失，就也就没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贸易活动。有一个可怕的现象是，货币基本上消失了，没有通行的货币，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没有货币，没有经济重心，朝廷的赋税系统就很难正常运作。没有正常运作的赋税系统，朝廷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如何给帝国的公务员发工资呢？所以说这三百七十年来根本不能称之为帝国，因为官员们根本不是为了那点微薄的薪水而去的。
那没有俸禄的官谁当呢？当然是豪族了，他们不需要俸禄，他们有巨大的庄园。在朝廷当官，不过是豪族们互相联合支撑中央朝廷的形式而已。庄园主们都拥有武力，但庄园与庄园之间互不侵犯，庄园的主人们也与朝廷和平相处。
没有了货币，贫民老百姓怎么生活呢？答案是老百姓们也根本不需要商业贸易，这就要谈到门第控制的庄园了。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是巨大的庄园，电视上英国的唐顿庄园与其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他有自己的生产中心。这种庄园是从东汉的土地兼并和大地主制演化而来的。这些大庄园往往依山傍水，有农田、农仆供给主人一切开销。庄园有自己的水利设施，所以出产非常丰富。从主食，蔬菜到衣料都有可观的收成。果园里有苹果、杏、橘子、桃、板栗、李子、梨、柿子、枇杷等如今市面上常见的水果，开个水果批发市场都不成问题。而且种了四季的蔬菜，保证全年可以不停歇的供应。庄园里还有野生动物，谢灵运就曾经记录了他家庄园里的四十种野生动物，鱼类十多种，山上熊罴豺虎，猿猴狸獾，都学会了与庄园的人和平相处。庄园里甚至采集草药，劈木造纸，要啥有啥。甚至很多庄园还建寺庙，修僧房，俨然是一个小社会。庄园的这种奢华，不是个例，是标配。
豪族有庄园，不需要货币；而寒族佃农或者部曲在庄园里集体劳作，也不需要货币。巨大的庄园就是一个能宅到老的诺亚方舟，庄园主在庄园内组织粮食生产，纺织畜牧，畜养家兵，俨然一个小小的王国。那皇帝为什么会支持这些庄园呢？因为钱粮啊！
皇帝靠武力起家登基，一时之间令所有的门第称臣，但是他立刻就会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养活庞大的军队，没有固定合法的军费来源，军队就会立刻变成流民，所以新皇帝一定需要门第庄园的协助。反过来，门第愿意与武人妥协，名义上奉武人为新皇帝，接受改朝换代，并为新皇帝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交换一段不打仗的宁静时光。
不打仗了，新皇帝却也不能任意的解散军队，他要么持续依赖门第提供的经济协助，要么就只能执行曹操的屯田政策。逐渐，原来具备军事身份的部曲都转型为佃客，在这个过程中，靠打仗起家的新皇帝也就庄园化了，新皇帝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大族，势力与原有的庄园势力平起平坐，直到另一个军事势力崛起，打破共治的和平状态。这三百七十年来，不管是新兴的中原军事实力，还是来自北方的外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整天轮流做。
所以，司马氏建立晋朝前后，皇帝的意义改变了。他们不再是秦皇汉武，甚至不是东汉大族共治体系下的明帝、章帝。这个时期的皇帝没有一个可供他发号施令的官僚体系，真正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门第控制的庄园，以及门第之间形成的贵族组织共同体。皇帝是凭借着军事力量打进来的，因为能打，所以门第不得不接受他。但接受不代表新皇帝可以凌驾于整个门第组织之上。
西晋后期，中原大乱，外族开始大批进入中原，于是就有了五胡十六国的说法。其实五胡也好，十六国也罢，在这些军事政治事件背后，北方的豪族世家一直都存在，他们一贯的精神和理念就是：你来你征服，但毕竟有一天你会走，等你走之后，我依然在，而且我我一直在。反正无论谁来，我都与他保持着合作的关系。这让贵族和贵族文化形成了一个僵化的阶层。过去也许靠做生意还能改变命运的商贾们，如今也没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份决定一切。一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几乎决定了这个人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
门第有着森严的规定，但恰恰是门第最严格的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多张扬个性的人，不知道这属不属于豪族世家里的叛逆孩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整个三百七十年来，放浪形骸的名士只是极少数人，因为极少数，所以才突出。
这些名士个个都是贵族出身，都是名教中人，无论是否叛逆，他们拥有着深厚的经学知识，尤其是三礼中的《周礼》，它与北朝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的这些世家大族们，用他们的经学知识与外来的蛮族势力合作，共同创建出北朝的制度，进一步奠定了后来的隋唐制度的基础换句话说，隋唐所继承发展的，就是北朝的政治制度。
在这三百七十年里，是这么一个不一样的贵族社会，那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也会展现出与后世很不一样的风格。
首先，越是拥有身份的人，越是希望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不能浪费这个身份和地位啊。而最容易表现的，就是夸张和复杂的服饰风格。18世纪欧洲的宫廷文化，不光女人要化妆，男人也要化妆，不但化妆还要戴假发，穿高跟鞋，在中国六朝时期的贵族，也发展出类似特征来。男人们不仅涂脂抹粉，头上还要簪花。
其次，各地的道教兴盛起来，产生了两个支脉，一个是符箓派，一个是金丹派。符箓派是直接从汉朝的感应信仰中演化而来的，有符有箓还有各种门道，用来介入自然五行的运作，帮人改运趋吉避凶，这个在底层社会比较流行，因为上层社会玩的金丹，穷人玩不起。那个时候吃金丹到不是为了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不能立即见效，所以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的是一种求仙的丹药，叫做五石散。
人吃了五石散，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外表，皮肤细腻白净，而且还白里透红，感觉就跟成仙了一样。根据现代研究，这其实是靠里面含汞的成分，而它带来的皮肤变化，其实是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贵族们希望弄出吹弹可破的独特皮肤，又吃得起这种五石散，所以这种风气便很快的流行起来。
五石散的基本配方是五种石头：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英，估计还加了点别的配药。反正吃了脸上就有效果，所以就跟清末的鸦片一样，流传了开来。
后来化学家刘广定，凭借它专业的化学知识，又整理了六朝的史料，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时期的许多皇帝可能有一半，都是慢性中毒而死。
然后是这帮贵族们没事要坐到一块清谈，谈来谈去，最后搞得跟个小剧场一样，是剧场就得有道具和场景，拂尘，也叫麈尾就上场了，谈着谈着甩一甩，增加气氛。
清谈进行的时候，参与谈话的人要先选择好自己的立场，因为有正反两派嘛，然后摇着拂尘麈尾或优雅或雄辩的说出自己的理由之后，再与不同立场的人互相辩答，这一场辩论赛下来，就看谁表演的最好，所以发表什么言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小剧本演好。想要突出自己，就得整点语不惊人死不休话，还得刻意追求惊世骇俗的风格，通过表演让自己提高知名度，所以后来就有了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诞生，与当时贵族社会强烈的表演欲相呼应。这种贵族文化，一方面是集体性的，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提醒个人在集体秩序中的独特身份。这还是一种带着强烈歧视性的区分方式，因为个性只属于贵族，是贵族文化一部分。于是在贵族的圈子里出现了强烈的艺术化倾向。在生活中，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追求奢华了，他们还追求精致雕琢。这样的社会环境就说明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会出现那么多精彩艺术的表现，建筑壁画甚至是佛像，全都朝唯美的方向发展。
在六朝里，唯一和贫民与贵族有共同联系的，是外来的佛教。高深的教理适合做为清谈的题目，成了贵族社会所需的门槛。而相信轮回教人追求解脱，认为受苦是有道理的，给了平民的精神支柱。上层的人以谈论佛教，教里炫耀知识，下层的一人皈依佛教信仰而求得安心。所以才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而且六朝的寺院组织与贵族门底一样，都拥有庞大的庄园，在经济上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所以他们也取得了与帝王和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