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评价是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因素。高自尊的人对自己友好的搭讪常常信心十足，预期他人会热情地回应。而低自尊的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讨人喜欢。因而，怀疑自己的人往往也会怀疑自己的亲密伴侣，其亲密关系一般不如高自尊的人安全。
人们对配偶的索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期望伴侣能满足我们更加广泛多样的人际需要，这样配偶就更加容易让我们失望。与社区联系较少的人更少受到社区规范的影响，而社区规范是阻遏离婚的重要因素。事实已经证明，经常移居的人比那些待在一个地方并扎根的人更容易离婚。
当离婚好像是消灭婚姻危机更方便的选择，我们就不太可能努力抢救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
尽管流行的观念认为同居是有价值的尝试，可以让人们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同居是与离婚率正相关的。随意的同居看来会导致：
（1）对婚姻制度的不尊重；
（2）对婚姻结果的不利期望；
（3）更强烈的离婚意愿，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更可能离婚。
人们一般不会仅仅因为不满意就放弃他们的伴侣关系。虽然大多数人在离婚之前，都会有很漫长的痛苦和烦恼阶段，但人们只有到了最后，认为没有伴侣他们会过得更好时才会提起离婚。离婚的决定源于对得失的复杂计算，涉及（有时不确定的）替代选择的考虑。
有时人们在宣布结束关系的意图时，会给予伴侣反应的机会以保存颜面；指向他人的直接分手策略虽会宣泄个体的不满，但彼此之间会进行详尽的讨论和协商，而不是强求结束关系。
相反，伴侣直接但更自私时，他们有时只是宣布关系已结束，躲避与前伴侣的任何进一步的接触。
大部分的关系解体期间会出现五个基本阶段。在最初的个人阶段里，伴侣一方变得不满意，经常感到沮丧和不悦。然后，接着是双人阶段，不幸福的伴侣表露出他/她的不满。接着或许会出现旷日弥久的协商、对峙或者尝试适应，这阶段常见的情感包括震惊、愤怒、伤害，有时还会出现解脱感。但是在亲密关系接近结束之际，社交阶段开始了。伴侣们公开宣扬他们的苦恼，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他们自己的遭遇，并寻求支持和理解。随着关系结束，善后阶段开始。哀痛减少，伴侣开始通过认知加工克服他们的失败，并丢弃过去的伴侣关系。重新修正、整理记忆，创造出可接受的关系历程故事（即“叙述”）。此阶段有可能发生合理化和对关系的重新评价。最后，在复兴阶段里，已离婚的“伴侣”作为单身重新进入社交生活，常常告诉别人他们的经验已经改变了他们，现在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睿智。不管伴侣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分手后遭遇的重要事件大多数都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关系，损害他们对分手之后朋友关系的投入。他们结束亲密关系之后的交往或许会显得笨拙、不安，因为一方会嫉妒另一方新的爱情或者他们的性要求被断然拒绝。或者他们最后可能发现很容易避开彼此，屏蔽掉对方的电话或者搬走。
虽然分手常常看来很可怕，但分手对我们的伤害通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般严重。
当人们忠诚于他们的亲密关系时，他们的看法在几个重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单独的个体，而是视为包括自己及伴侣在内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伴侣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有着很大的重叠，他们更多使用复数称谓的代词，用我们、我们的取代我、我的。
其次，忠诚的伴侣会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看待彼此，彼此理想化并尽可能以最好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关系。认为伴侣的过失相对地无关紧要，关系的缺陷相对地无足轻重，伴侣的不端行为也视为无心之失或一时冲动而不放在心上。
最后，如果忠诚的伴侣的确注意到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情敌，他们对情敌的评价也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样称心如意。忠诚致使伴侣们蔑视那些能把他们从现存亲密关系吸引走的人，这一贬低诱人的替代选择的机制能让人们感到其他可能的伴侣并不如他们现在拥有的伴侣有吸引力。
当伴侣的行为表明他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时，亲密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加亲密。当伴侣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