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五十三【751】2024-3-24（2）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坐见者三次。阅《通鉴》《明穆宗》、《神宗》二十七叶。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雨亭来一坐。写朱久香复信一件。申正围棋二局。核批札各薄。傍夕至幕府久谈。夜，疲乏殊甚，阅欧阳公、王介甫所为墓铭，至二更三点睡。四更三点醒，旋又成寐。
梦先大夫之灵柩将发引，而为数百红桌凳所拦阻，不得出门，又未将大杠早为修整，仓卒恐不成礼，忧恐而醒。
同治六年（1867）八月十八日
梦父亲灵柩发引为桌凳所阻
曾氏之父麟书咸丰七年二月病逝于老家，十年后曾氏梦见其父的灵柩将要离家下葬时，却被几百条红漆桌子、凳子所拦阻，出不了门；又担心抬棺材的大杠子没有预先修整，有可能会在半路上信裂，就在这种惊恐忧虑之中，曾氏醒过来了。
曾氏为何会夜梦父亲出葬？这多半是睡前读了欧阳修、王安石所写的墓志铭的缘故，但梦境中的父亲出葬既与当时的事实不符，又是毫无来由的困难重重，这又是为何呢？
这还的从曾氏的心情上来寻找原因。
此时，曾氏从捻战前线回到南京督任上已经四个月，尽管离开了战场，尽管前几天朝廷晋升他为大学士，但曾氏始终在郁闷之中。这郁闷是捻战的失利带给他的，成为他晚年挥之不去的苦涩。实事求是地说，曾氏指挥的捻战，实际上是失败的，而且这种失败表现在多方面。
首先是军事上的失败。曾氏于同治四年五月奉命接替僧格林沁出任捻战前线统帅。这年十月，在徐州定下河防之策。关于河防之策，同治五年六月，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清楚：“中原平旷，四通八达，此剿彼窜，不能大加惩创。拟自周家口以下扼守沙河，周家口以上扼守贾鲁河，自朱仙镇以北至南河南岸无水可扼，拟撅濠守之。”简要地说，即通过河道将捻军围困在沙河、贾鲁河与新开的壕沟之间，然后集中兵力骤而歼之。曾氏为此战略部署的实现而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不料，七月中旬捻军冲破朱仙镇防线，转向山东。河防之策宣告失败。捻战失利使本来身体不好的曾氏旧病复发。他接连两次向朝廷告假，并请求开去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朝廷答应他离开军营的要求，另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但没有撤销他的协办大学士与两江总督之职。
捻战的失败，看起来是军事部署上的失败，实际上是曾氏的影响力与指挥力的失败。由他统率的淮军，名义上听他的，实际上却要请示远在南京的李鸿章。应归他节制调遣的直隶、山东、河南的军政大员，并不完全听命于他。朱仙镇防线的崩溃，就出在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不负责任与淮军的阳奉阴违上。这对曾氏是一个很大的挫伤。
捻战的失败，还伤及他的弟弟曾国荃及其统领的新湘军。曾国荃与他的吉字营，在打下南京后声威震天下。为了帮助大哥，在老家修养一年半的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并在湖南招募六千人，组成新湘军北上。不料，曾国荃一到武昌，便与湖广总督官文闹翻，给自己制造许多麻烦。接下来，军事上节节失败。他的两个助手，一个（郭松林）被打断腿，一个（彭毓橘）被打死。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荃向朝廷请假养病。一个月假满之后，又请求续假，并请开湖北巡抚之缺。这年十月，朝廷终于免去曾国荃的鄂抚之职，让他继续回老家修养。不可一世的曾老九，经捻战之打击，弄得灰头灰脸，从那以后，便一直在老家湘乡蜗居七八年。
同治六年八月十八日曾氏写这篇日记时，捻战前线战事尚不明朗，曾老九正在一败涂地的病休。曾氏的心情依旧被郁闷笼罩着。
曾氏之所以作这种梦，还与当年父丧时的心情大有关系。守父丧的那一年多里，是曾氏人生的最低谷。曾氏于咸丰四年十月底进入江西，道咸丰七年二月初回家奔丧，历时两年三个月。这一段时期，曾氏可谓陷于一个大泥坑里，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在战场上他屡战屡败，水师又遭肢解。他的两个助手塔齐布、罗泽南相继死去。在人事关系上，他与江西官场势如水火。他弹劾巡抚、按察使，与江西文武结怨，人为地将自己处于不利的局面。接到父死之讯后，他不待朝廷批准擅自离岗回家，招来朝廷以及湘、赣两省的指责。曾氏说当时他已是“通国不容”的人。这个心结，曾氏一辈子都未曾解开。夜梦发引受阻，显然这个疙瘩在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