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走，想去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位置，嵌进去。”
上帝已死，但一切照旧。
上次提到“上帝”还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里。“上帝是否存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苦恼的问题。在陀氏大部分的著作里都在小心论证这点——没有上帝，是否就无所不可。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在陀氏的作品里，除了“上帝”，仍然存在另一种变量——道德与良心。“伊万”虽信奉无所不可，却无时不受着良心的折磨。
既然是变量，那么“道德与良心”的约束力便不是假设中的那么稳固了。可以说，相比“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帝是否应该存在”才是更值得追问的。
但陀氏并不是在评判上帝该不该死，而是谨慎地评估上帝死后的世界——我们不是要从地上登天，而是要把天挪到地上来。“宗教大法官”直接了当地阐释了沉重的自由意志——自由是人无法忍受的。当自由的责任落在了个人的肩膀上，人最伤脑筋的就是尽快找到那个顶礼膜拜的对象，以便尽快把这个可怜的人生来就有的自由交给他。在没有禁忌，也没有法则的世界里，世人只有被抛弃的感觉。也许，对于“宗教大法官”所波及到的诸多问题，陀氏已找到相应的补充说明。但可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本未完之作。
有理由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尼采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肯定不包括同情弱者）。
“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学到了一点心理学。在我，发现陀氏，比发现司汤达更为重要。”（尼采自视甚高，这个评价应该是可信的。）
也就是说，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前夕，“上帝”已成了皇帝的新装，尼采则踢出了临门一脚。上帝死了，“目的论、真理和知识、道德和宗教都坍塌了”，靠理念世界赋予生命的意义已经消失。这种绝对道德的失去则是虚无主义的开端。价值等待着被重估。尼采以重估人类的基本价值来对抗虚无。“世上本没有道德这种客观的东西存在，是人们硬要捏造出来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反人性的。道德评判，就像宗教评判一样，属于一种无知的水平”。“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尼采哲学的重要命题。而价值上的真空，除显现了人的自由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人生无意义的荒诞处境。这种荒诞可以视为存在主义的源头，也是“恶心”的发端。
尼采否定一切束缚人的道德价值体系，无非是要告诉世人：人不必活在“神”的阴影下，人可以自己赋予生命的意义。这有点类似于《刀锋》中的“从来没有一种既定的生活方式”的说法。也类似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的反问，“当一个画家作一张画时，可有人责备他不按照先前建立的法则作画呢？可有人问过他应当画什么画呢”。而面对先天价值的缺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努力活出自己的意义。固然这种生活也可以是周而复始的、荒诞的。
如，尼采《快乐的科学》：
“你必须再活一次，甚至无数次你活过的和现在过的生活；在这无数次的生活中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你生活中的每一次痛苦，每一次喜悦，每一个想法和每一次叹息和一切小到不能再小大到不能再大的事情都会在完全一样的顺序重新再来。”
又如，萨特《恶心》：
“城市只拥有唯一的一天，它在每个清晨不断重复。只有星期日这一天被人们稍加打扮。一想到要再见到他们那肥肥的、心安理得的面孔，我就感到恶心。”
再如，加缪《西西弗神话》：
“我们不禁想问：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称的那种“恶心”，也就是荒诞。”
在加缪看来，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荒诞无处不在，没有人能逃离荒诞，而事实上，任何定义也无法穷尽这个词语的所有形式。对此，加缪也仅是列举了几种例子进行说明，比如：机械化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死亡、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
“荒诞”之于加缪如同“存在”之于萨特，《恶心》集中展示了荒诞的各种形式，只不过表达方式略有不同。
比如在《恶心》里出现的“偶然性”、“完美时刻”。首先，“罗冈丹”以“偶然性”否定了先天价值，即“存在先于本质”；而“完美时刻”的丧失则让“安妮”堕入平庸的生活。 那死亡呢？在萨特另一部短篇小说《墙》里表达得足够精妙，比如“汤姆”那句“我想我们是否真的在死去”。这句话也可以类比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中，“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活是在路上的死亡”。
偶然性、完美时刻令“罗冈丹”与“安妮”囿于荒诞，而实质上是理性与感性对荒诞的同归。在面朝死亡的方向时，荒诞也能被重估。“恶心”是对于荒诞的生理应激、是对“上帝已死，但一切照旧”的精神反抗。
表面上看，这种荒诞把人引向哲学自杀，但在此处要表达的，却是对于荒诞的反抗。
在《西西弗神话》里，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一次又一次滚落。诸神的想法多少有点道理，因为没有什么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在荒诞的徒劳的同时，加缪也称西西弗是“荒诞英雄”——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承认荒诞，而又坚定地踏入荒诞，其本身已是对于荒诞的反抗，而反抗本身又将重新创造意义。
在反抗的方式上，萨特与加缪逐渐产生隔阂。加缪的反抗体现在精神上，而萨特的反抗则表现在行动里。
加缪的精神反抗在“默尔索（《局外人》）”身上完美呈现。表面上看，“默尔索”是一个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人。但“默尔索”意识到荒诞，他的“无动于衷”是以一种近乎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抗荒诞。比如之前写过的，“默尔索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没有与人逢场作戏的兴趣”。“默尔索”是自由的，但道德审判同样显示出了他的不自由。
确认荒诞是《局外人》的起点，加缪开头即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恶心》呢，则是确定荒诞的一个过程。
“罗冈丹”确认了生命的荒诞性，他恶心。但确定荒诞不是一个终点，反而恰恰是个开始，萨特标榜的是“行动”。在《恶心》的结尾，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
“（罗冈丹要重新写一本书）到了一定的时间，书将会写成，它将在我后面，它的些微光亮会照着我的过去。那时，通过它，我也许会回忆自己的生活而不感到厌恶。”
《恶心》并不是了解萨特的最优解，一来，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不足以全面了解萨特要表达的整体；二来，这部作品几乎通篇都在写感受，也很难去感同身受。不妨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的观点把“行动与责任”再做补充。
与“自然主义”相左的是，萨特认为“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只有行动才能改变自己。
“你会看出它不能被视为一种无作为论的哲学，因为它是用行动说明人的性质的；它也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悲观主义描绘，因为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它更乐观了。它也不是向人类的行动泼冷水，因为它告诉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而惟一容许人有生活的就是靠行动。”
与“行动”相对应的就是“责任”，包括对自己的责任，也包括对他人的。
“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即把人当作人，不当作物，是恢复人的尊严。”
基于此，萨特把他的“存在主义”称为一种人道主义，一种乐观主义。对萨特而言，一个真正的人，不是推着石头上山，强作幸福的西西弗；不是无动于衷、心安理得的默尔索；也不是在公园静坐，神经紧张的罗冈丹。
人的希望在行动上，行动在自己身上。
人是人的未来。
乐观主义包含了希望。
可以是《城堡》绝望中的希望，也可以是《等待戈多》在希望中绝望。
K在等待什么，戈多又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