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的大厅里，正当我独自坐在窗边晒太阳时，“高贵的妇人”踩着轻盈的步伐朝我这边走了过来。他大约三十来岁，得有一米八，身上穿了一件红色的女士上衣，大概四十四码的脚上踩了一双只有三十八左右码的拖鞋，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拖鞋小的原因，他走起路来就好像脚上踩了一双高跟鞋。
在“高贵的妇人”缓步经过我身边时，我叫住了他，并试探性地问了他一句：“嘿，你似乎很喜欢红色呀？”
“高贵的妇人”一脸娇羞地看了我一眼，欲言未言，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继续迈着轻盈的小碎步往前走去。
我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暗自在心里想：“这一刻的他，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是在想他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还是在想，他能成为别人想让他成为的样子？”
不知道！我一点也想不到，对于他，除了像个“高贵的妇人”这五个字的印象之外，其他的，我一无所知，我也不止一次地试图跟“高贵的妇人”攀谈，但基本每次都是这样，他总是一脸娇羞地欲言未言。
在进入精神病院的第一天，我认识了程慰风。当时，我正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他忽然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轻声问了句：“新来的？”
我斜睨了他一眼，嗯了一声。
然后他说：“幸会啊！我叫程慰风，程序的程，安慰的慰，大风的风。”
我犹豫了一下，说道：“木卫二。”
程慰风惊叹道：“真的假的啊？”
我说：“要看身份证吗？”
程慰风哈哈笑道：“不用不用，我信。”
零零散散地聊了几句，开饭的时间到了，程慰风说：“走，我带你去吃饭，你刚来，没人带的话会很麻烦。”
等到了大厅里，我才惊奇地发现里面的人已经排队排到了走廊里，甚至看不到尾巴，我问程慰风：“这得多少人？”
程慰风说：“两百个左右吧。”
我看了看左右两边的病房，有些震惊于如此小的一层楼，居然容纳了那么多人。
程慰风拉着我直往队伍前方走，我观察着排长队打饭的人，又是惊讶又是疑惑。在走到最前面只剩下四五个人时，一个穿西装的大叔把目光投了过来，同时往后挤出一个空隙来对程慰风说：“来来，这儿。”
我就这样，被拉着去插了队，往后看了一眼看不到尾的队伍，心中充满了羞愧，和一丝丝庆幸，程慰风在我耳边轻声解释着：“你要是去排队的话，最后菜都吃不上，只能吃和白开水一样汤泡饭。”
说罢，还嘿嘿了两声。
我回头，带着些许惭愧地小声说道：“可是咱们这样也不好吧？”
程慰风说：“你以为这是哪儿？”
我想了想，好像也是噢。
起初，我们聊天也只是聊一些日常琐事，我虽然是一个不忌讳谈及疾病的精神病人，但是我也知道，不少精神类病人是比较忌讳去谈的，所以我也就没敢贸然多问。
在跟入院的第三天，我终于跟程慰风聊到了疾病这个话题，他倒是显得无所谓，直接把腕带给我看，看完我问他：“那你，在进来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程慰风撇了撇嘴，说：“跳江。”
我愣了一下，继续问道：“那你，知道你是怎么得这个病的吗？”
本来就坐得很近，这个时候，程慰风居然把头给靠到了我肩膀上，一边在我耳边回答道：“当然知道啊。”
“可以说说吗？”
程慰风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有人在我脑袋里面装了追踪仪。”
我挪开肩膀，不无惊讶地说：“那……你这个，嘶！你是怎么发现的？”
程慰风想了想，脸上写满了认真与严肃，“我感觉到的啊。”
我沉默了半晌，抛出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感觉就这么靠谱吗？”
……
在入院的第二天晚上，我闹事儿了。
但其实吧，这事儿，也不完全怨我，我进去了两天，医生就来看了我一次，就跟我说了两句话，我说我可能感冒了，他理都不理，转身走自个儿的，我叫他让我家人给我买几本书看，他却头也不回地来上一句，“你看的书比我看的都贵。”
这就得说到第一天发生的事了，我进来第一天，医护人员就收走了我的手机，包括一些所谓的危险物品，然后，我无比失望地发现，我们所能活动的区域，只有这一层楼，而在这一层楼里，除了一台电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供娱乐放松的东西。
这样的环境，不禁让我想到了监狱。
于是，在第二天早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让他们想办法帮我买两本书，家里托了附近的亲戚去买，亲戚去了以后，告诉我说书店没有单卖我想要的书，只有全集，加起来十多本，得需要一千多块。
这话，也不知咋传到那姓曹的医生耳朵里的，我本来还想让他跟我家人说一说，毕竟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在里面呆多久，一千多就一千多，总比让我无聊死好。
“你看的书比我看的都贵。”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就好像一只死虫子，吃到了胃里，恶心得不行。
我他妈就很想不通，我他妈看的书贵不贵跟你有啥狗屁关系？你是医生，你就了不起？就活该我一辈子看的书都比你便宜？
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我也不甘愿当个马后炮，于是我开始谋划着去搞点事儿……
刚开始，我试着去按楼里的火警按钮，但那玩意儿，一点反应也没有，无论按多少次，都没有发生任何我所希望发生的。
直到后来晚八点左右，我扯开了消防箱子上面的锁。这事儿，也让我实在没想到，我本来只是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锁扯开，但是用力一扯，锁没坏，锁扣掉了下来。
掉下来之后，我把锁揣到了兜里，锁扣则藏到了其他地方，但是当我试着打开消防箱子盖子时，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
正无计可施的时候，第一天让我们插队的西装大叔一脸好奇地走了过来，我让开身指着墙上的盖子说：“你能打开吗？”
西装大叔会意，伸出手去扣。
扣着扣着，咔擦一声，居然给他打开了。
随后，就发生了比较混乱的一幕。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聚集了一堆人，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人把消防水枪扛到了身上，还有人牵着管子大吼大叫地一起在走廊里来回狂奔。
场面不是一般的乱，有陪跑的，有大喊去厕所的，还有哈哈大笑的，以及脱衣服在地上打滚的等等不一而足……
西装大叔站在一边，虽然啥也没说，但看表情，他是相当地得意，毕竟那盖子是他扣开的，我的话，也相当满意。
这场闹剧，直到医护人员出面制止，才逐渐得到控制。最后，当然要追究责任了，我和西装大叔都被盘问了。
“你俩谁把这个打开的？”
我也没有犹豫，直接就说我打开的。西装大叔则站在一边，面带笑意，啥也不说。
他们可能是不相信，非得去查监控。
西装大叔觉得无聊，自个儿回了房，我还想再看看他们最后会咋办，所以直接自己跟着他们去监控室门口等着他们。
查了大概十分钟的监控，出结果了。
元凶当然是我了。
这个时候，曹医生也来了，问我把锁弄哪儿去了，我二话不说就把锁掏出来给他们，他们见只有锁，又问我锁扣呢？
我假意想了想，说：“锁扣啊，我想想啊，等我想想，大概在……”
然后我便开始了我的表演，假装在病房里满地地找锁扣，但其实嘛，锁扣是我刻意藏起来的，我找锁扣时，医护人员也没办法，只能在门口干等着，看着。
找了会儿，我觉得没意思。
想了想，计上心头。
我走到窗前，把窗缝里的锁扣拿了出来，卡在我的中指上，随后走到曹医面前，伸出两个中指，“看呀，我找到了，老曹，惊喜吧？要不要？你要不要？”
曹医生的脸，瞬间黑了。
随即，我就开始骂上了，虽然我骂得比较文雅，但是，绝对足够难听，刺耳。
曹医生听了没两句竟气得想伸手打我，不过打到一半手被旁边的护士拦了下来。几个医护人员，和曹医生，见我骂得激动，也不敢说啥，只能傻傻站在那儿。
骂到差不多时，加上在同病房人的劝说下，我无比满足地回了病房。
大概过了五分钟，他们领着保安带着束缚带上来了，一看他们那架势，我立马就明白了，于是索性躺到床上，乖乖地让他们给绑上。我猜在曹医生的预想下，我会极力反抗，然后反抗失败，被他们强行给绑上。
要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非常解气。
但很遗憾。
不是这样。
也是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发现此前给我们插队，和帮我打开消防箱盖子的西装大叔居然跟我同一个病房。
第三天上午，由于我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过激行为，他们便给我解开了。
中午午饭后，我收到了书。
去拿书时，我都快激动死了，我以为他们给我买了金庸的全集小说。
拿到一看，我傻眼了，居然只是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倒不是说我不喜欢村上春树，而是这本书我看过。
回病房尝试性地再去看，然而大部分情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曾经多么喜欢，现在却无论如何也看不下去了。
同病房的西装大叔见我看了会儿书又没看了，就过来跟我聊了起来，一聊之下，发现，诶，他居然也是一个读书人。
在这种二十八线的小城市，能在同一个精神病院遇到读书人，真的相当让我意外。或许看到现在你会觉得这不足以为奇，但是看了后面事儿的话，你会跟我一样觉得。
西装大叔告诉我说，他平常看的都是一些英文书，中文倒是少看了，我问他，都有些什么英文书，他说了一句英文，我没听懂，然后他说“马克.吐温”，得！这一下子，我就懂了，并由此联想到了莫泊桑啥的。
从西装大叔的话里，我得知他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家里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妈，根本不会用手机打电话啥的，至于他进来的原因，说起来，既可悲，又可笑。
西装大叔说：“就是吧，那个我家里的邻居，老是在楼道堆东西，你说那是什么？那都是垃圾，然后，我就一把火把它烧了。”
我一脸好奇地问他：“然后呢？”
西装大叔接着说：“然后我就被送进了看守所，整整他妈的四十天，你刚不是说这里的伙食像猪食吗？这里其实还是稍微好一点的猪食，看守所，那才叫他妈的猪食。”
我问他：“那你之后怎么出去？”
西装大叔一脸茫然：“不知道。”
若只看外在的话，西装大叔不论言行还是穿着，都是相当得体，且有涵养的。
可是，抛开外在，我感觉他混得没比我好到哪儿去，虽然他退休了，有点儿退休工资啥的，可如今，把自己搞成这样，还不知道类似经历到底几次，也挺可悲，可叹。
在我们所属的这一层住院楼里，有一个与西装大叔相反的人，严格说起来，我跟他是我在这个医院第一个认识的人，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之后的交谈也不太多。
我叫他修车男孩，原因无别，显然是由于他的工作就是修车，并且只有仅仅十八岁，这样叫，也再合适不过。
第一天进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在同一个病房，那个时间点，修车男孩正处于“躁狂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跟他聊起来的，他告诉我说，等病好他就出国，因为他有技术在身，所以去了国外，他可以丰衣足食，娶妻生子，外国人甚至都不愿意他回国。
我告诉修车男孩，出国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走合法程序的话，只能出去打黑工，也比在国内好不了太多。
修车男孩毫无畏惧地拍着胸脯告诉我，“没关系，我有技术，出去就好了。”
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同病房里还有一个大爷，在不断地叫哎哟，哎哟。
非常地吵。
刚进去那会儿，我被“哎哟大爷”烦得不行，甚至出言吼了他两句，修车男孩听到，也烦，就让他不要叫了，说再叫我就要打他了。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哎哟大爷”居然在哎哟的间隙说‘他不会打我的’。
那一刻，我实在好奇，他是怎么知道我都那么重地吼了他，却不会打他呢？
毕竟在这种医院，会打人的病人是真有，并且我也被打过（这个稍后会细说）。
由于“哎哟大爷”的原因，那晚深夜，修车男孩换到了别的病房去了。
过后的某一天，吃饭时我恰巧和修车男孩坐在一块儿，打了个招呼，也没聊啥，都埋头各自吃饭，吃着吃着，修车男孩忽然抬头问我：“现在几点啦？”
我习惯性地抬头去看墙，刚想说几点，疑惑却先蹦了出来，“你自个儿不会看吗？”
修车男孩憨厚一笑，“我不识字。”
呆愣的瞬间，我看着修车男孩稚嫩的脸庞，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是在撒谎或开玩笑的样子。除此以外，我还发现最近这几天他不再到处跟人说出国之类的事情了，甚至相比之前变得异常地安静了。
吃了几口饭，我抬头问他：“那你……这两天，怎么不说出国的事情了？”
修车男孩忽然放慢了咀嚼食物的动作，表情随之变得异常窘迫，说：“我错了，我不应该那样子说。”
我暗自在心里叹了口气，继续询问：“那你……会修车的话国内工资也不低吧？”
修车男孩摇了摇头，说：“一千五。”
我啊了一声，“什么？一千五？”
修车男孩说是。
但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你是说现在你的老板还是给你一千五？”
修车男孩埋头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食物说对。
我再次确认了一下自己的认知，现在确实是二零二二年，可是我明明记得，一千五是十年前的平均工资啊，他怎么……
饭后，我找到修车男孩，告诉他，要不要去江浙沪试试？因为那边平均工资高一点，你会修的话，半年之内，五千一个月没问题，一年以上，工资更高一些。
但是，修车男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傻傻地看着我，啥也不说。
我还想再劝他，他却忽然开口：“哥，你说的，其实我都知道，其实，能出村子到这里，我就已经是走出了大山……”
那一刻，从修车男孩的脸上，以及言语里，我看到了让我心脏颤动的绝望，以及麻木。
我没有再劝，也没资格再劝。
大概入院的第七天，我用我悄悄从椅子上拆下来的螺丝，在病房墙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世间之苦难，精神病院占一半！
即使到了今天，我依旧始终觉得，修车男孩，没有任何过错，被压榨，不是他的错，不识字，不是他的错，被逼出病来，更不是他的错，想出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又何错之有？你们，那些所谓的“正常人”，过着丰衣足食，无病无苦的人，不论你是医生，还是任何人，你们凭什么，凭什么说他想错了？做错了？你们凭什么用自己狭隘到可笑的目光去教育别人？
你们又凭什么去歧视去批判别人？
你是生活在温室里的小花小草，然而你却去教育沙漠里的胡杨不要那么饥渴，平和一点啥啥就能活出完美的人生……
我希望你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被童年治愈，也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靠努力改变，这世界上，存在着很大一群人，都是无可奈何地活着。
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么，实在对不起，是在下愚钝，以上所有，皆是胡话。
上篇完。
注：本文由真实经历改编，以上所有，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皆为真实经历，剩下百分之五，很明显，被我文学化了。
以及：全文大概上中下三篇，大约接近一万字，或者一万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