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

我对冬日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下乡的时候。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一年四季中的冬天是什么样子，体会到了冬天的韵味。

刚离开济南的时候，没有想到鲁西平原会这样冷，尽管那个年代城市里也比现在要冷得多，冬天是冬天的模样，夏天是夏天的模样，该冷就冷，该热就热，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大自然支配一切。

我们是1974年12月底下乡到鲁西平原去的，正是最冷的时候。虽然说济南也是北方城市，但是和那里比起来还是要暖和许多，那没有房屋遮挡的无边无际的寒风最是刺骨，让你觉得整个身体从外到内都是冰凉的，没有一丝热气。在那时，最令我们怀念的就是原来自己家的生着煤球炉子的温暖的小屋了。

实事求是地讲，当我们下乡时，轰轰烈烈的山上下乡运动比起最初来，一切都已经开始规范起来了，上面组织得也比以前严密了，各方面的条件也好了一些。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大队里还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红色的标语贴满了墙，锣鼓敲得那个响，让我们很是激动。中午还在一起聚餐，尽管每个人的面前也就是一碗白菜粉皮，放了两片红白相间的肉，那时这就是最隆重的接待了。

不过晚餐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一顿饭。这些刚离开家十八九岁的学生，不会使用农村的锅灶，点不着火，费了好大的劲，灶里是直冒烟没有火苗，很久晚饭也没有做好，天已经很黑了，还在忙乎着。等总算是把饭半生不熟地做好了，端上来时已经有女生哭了，这让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知青生活的不易。寒冷的冬日给了我们第一个下马威。其实回过头来看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和后面的一些事情相比较，真的算不了什么。我们那时还是太娇嫩了。

我们刚到知青点的时候，还有几个没有走的老知青，有的已经呆了六七年了，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人管，我们去的时候有带队老师，他们这么多年了，却一直没有，什么事情全靠自己，生活得十分不易。有一位男知青还有点特立独行，和当地社员的关系搞得很差，经常被人议论，说三道四的。其实时间长了，我觉得他人并不坏，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当地的社员瓤（鲁西方言：没有能耐的意思），能力很强。割麦子的时候，他能把别人远远地落在后面，然后站在那里得意地看着别人追赶自己，一派盛气凌人的样子，让别人十分不满并讨厌。他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很难和别人接近，很难被别人接受。那时整个知青点上就他一个男生了，这可能让他更加孤僻。我们去了以后，他也很少和我们来往，依然是独来独去的。后来他被招工去了铁路系统，成了巡道工。

我们那一批下乡知青，是济南市有史以来规模比较大的一次，被称作是济南市的第二个下乡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8年12月），据说那次全市共下乡了20189人。每当看到这个数字，我都感觉十分亲切，因为这个数字里面有我，我是20189分之一。所有的知青都发了一个的书包，上面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毛体的大字，绿色的书包，金色的大字，十分醒目，它成了我们身份的标志。我们的行装也比较统一，基本上是一人一个柳条箱，箱子挺大的，能装很多东西。极个别的人是其他的箱子，像我就是一只小皮箱，但远不如柳条箱实用，因为家里有它，就没有舍得再买柳条箱。

我们是按照父母所在的单位组成知青点的，这样是为了便于管理，也为了便于和下乡的地方沟通。我们那个知青点上的都是各个中学（也有个别的小学）的教师的孩子。不是自夸，我们比有的点上的知青们更规范些更自觉些，更有教养些，这和家庭教育有关。下乡以后的表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那里很少有和当地的村民闹矛盾打架，或者偷鸡摸狗的。记得有一次大队书记很严厉地找到我，问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和附近毛巾厂的工人打架，我呆住了，一头的露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虽然我们有时会到毛巾厂去看电视（那时有电视的地方太少了），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知青点上呆着呢，没有出去。再说我也不是打架的人啊，1米8的个头，100来斤重，瘦得像麻杆，恨不能风一吹就倒，能打过谁啊。后来他知道自己弄错了，是别的点上的知青干的。也许是自己感到有点内疚，为此后来他还特意表扬我们表现好。

鲁西平原的冬天特色很明显，一是冷，二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一片。一眼望去，是无边的田野连着无边的田野，除了一片灰白色，没有一点其他的色彩。我那时老想到《红楼梦》里的那句话：“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话讲得太形象太生动，也太符合当时的实际了。

光秃秃的树衬着灰色的房屋，一片沉寂。池塘的冰一直结到水底，成了一个大冰坨。井台上也结着厚厚的冰，来打水时要十分小心，不然很容易滑倒井里。这不是说着玩的，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井很深，掉下去很危险。各处的屋檐上结着长长的冰棱，越往下越细，尖尖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玉锥。中午时分有的开始融化了，变成水滴断断续续地落到地上，形成了一个个的小水洼。

最冷的时候地面冻层能达到一尺多深。那时冬季各个生产队好组织深翻土地，说是那样能改良土壤。人们深翻的时候，铁镐刨下去只是一个白印，像是刨在石头上，震得手的虎口直疼。我拿铁镐好不容易把冰层刨开后，那巨大的冰冻土块根本翻不过来，就只好用手去翻，双手冻得通红，时间长了，长了冻疮，又疼又痒，十分难受。

一场雪下来，将田野全部覆盖住了，白茫茫的一片，好多天不化。有风的时候，会不时吹起细细的雪粉，洋洋洒洒地在空中漂浮着，从村这头到村那头。雪粉刮倒脸上，冰冷冰冷的。我们将棉帽紧紧地系着，护着耳朵，只露着眼睛和鼻子，鼻子喘出的气，化成一道道白雾，在眼前飘散。

刚到村里的时候，几个女知青住在老知青住的地方，那里只有几间土胚房，还有几个没有走的老知青住着。男知青人数多，没有地方住，临时找了一家人家暂时不住的空房子，就是一间大北屋，屋里什么也没有，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就算是床铺了，我们十来个人一个挨着一个的把被褥铺在稻草上面，晚上整齐地挤在一起，彼此之间空间很小，连翻身都不方便。冰冷的风从门缝里吹起来，寒气逼人。我们都把头裹在被窝里，这样稍微暖和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也有开心的时候，晚上躺在稻草上，有时会嘻嘻哈哈聊个没完。一直到我们的新房盖起来，我们才离开了那里。

记得在那里时，有几个吸烟的同学，一天晚上没有烟了，他们忍耐不住，就到墙角扫起的土堆里去找剩下的烟头，然后剥开把那一点点烟丝取出来，用纸卷起来吸，看他们的吸烟的样子，是那么满足又陶醉。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跟着他们学会吸烟的，好在没有成瘾，只是偶尔吸上一颗半颗的。后来又戒掉了。

刚下乡的时候曾经听老知青说要买两件东西：短大衣和高筒胶鞋。最初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买了短大衣没有买高筒胶鞋，结果下地干活时发现没有它真的不行，赶上下雨天或冬天浇麦地的时候，穿什么鞋到了被水泡透的地里都会陷在深深的泥里拔不出来，只有穿高筒胶鞋才能对付。于是知青点上人人一件草绿色的短大衣，一双黑色的高筒胶鞋。这统一的着装让我们知青点看起来更像一个整体了。

每天清晨上工的时候，各队的队长都会到本队的那口大钟下（大钟一般都悬挂在高高的树上），拽动拴着钟锤的绳子，敲响那口大钟。声音传出很远很远。然后他就坐在钟下抽烟，等人陆陆续续地来，到齐后再安排每个人要干的活。

早上出工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因为队长敲钟没有固定的时间，要看他起的早晚，早了早敲，晚了晚敲（当然大约的时间是有的），我们的闹钟没有作用，队长不会那么准时。再加上知青点在村子的边上，又是在南边，冬天基本上是刮北风，经常会听不见敲钟的声音。还有就是各生产小队敲钟的时间也不一样，你辨别不出来是不是自己生产队的，所以能按时出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度系数极大。为了怕听不到敲钟的声音，我经常是早早地到钟下面去等，队长来了看到我很惊奇，我说了原因，他很赞赏我。后来社员们也就认为我是个认真的人，都很认可我。有时候我去的早了，就坐在地上陪着队长，偶尔说上两句话。

冬天里最熬人的活就是浇麦子。说它熬人，不是说有多累，而是说要熬夜。经常是晚上要浇麦子，一干就是一整夜，而且是一个人要浇几十亩麦田。一次轮到我浇麦子，是一个阴天的夜晚，田野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化肥厂有一点灯光闪烁，还不时有一声像汽笛的响声传过来，给我一点点安慰，让我觉得的不那么孤独。我拿把铁锹，从麦地的这头走到那头，挖开田埂让水流进去，然后再堵上。几十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浇。一直到天明。这样的活我干过几次。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一片坟地里浇麦田。那片麦田中间有十来座坟，漆黑的夜里，那十几个圆圆的土堆让我十分恐惧，虽然我不相信鬼神，但一片黑暗之中，和你相伴的只是一些坟头，难免心中不安，《聊斋志异》里的一些故事涌上心头，让我更加恐慌。手中的铁锹被握得紧紧地，尽管天冷得要命，可我手心里的汗都出来了。这时远处化肥厂传来的声响是我最亲密的伴侣，让我觉得是那么亲切。浇麦地时最怕的是决口。有时候地头上田垄被水泡软了，塌陷下去，水顺着流出去，口子越来越大，你拼命地填才能填上，等修复好了，已经是一身的汗，被夜晚的寒风一吹，浑身打寒战。

也是那年冬天，我在的生产小队打机井。说是机井，那时却没有机械，全靠人工。每班四个人，像推石磨一样地推着钻机一点一点地往地下钻。底下是坚硬的石头，四个人推起来都很难钻动，只能一点一点地磨。钻上来的石头坚硬无比。我当时被派为夜班，很多天都是晚上去打井。前半夜还好，精神头还足，后半夜就特别难熬了，又累又困，还得使劲地干，每一班都要有任务进度，钻多深是有记录的，谁也别想偷懒。一晚上下来，就和被抽了筋一样，白天除了睡觉什么也不能干。我们知青点那时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叫做《春苗》，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的。我在上面写了一组诗，题目是《写在打井的日子里》，好像诗里面的情绪还挺高昂的，没有悲悲切切的诉苦，一个同学的父亲看过后还夸我呢。

寒冷的冬天对人们来说并非都是坏事，冬天的活毕竟少些了，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对于乡村的人来说，这样的农闲季节是一年中最让人们轻松享受的机会，农民不像我们知青，还有个星期天（后来也被取消了），只要是不下雨下雪，他们就得出工。尽管到我们去的时候，冬天经常会搞农业学大寨会战，比如挖河，深翻土地等等，但和农忙季节比起来还是要轻松一些。只是在村里也没有什么可以休闲娱乐的活动和地方，没有事的时候也就是各家串串，坐在桌前炕头闲聊聊。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明媚，就会有一些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聊天，天南地北，陈年往事，无所不啦。有一次一个人聊起了他以前给地主家当长工的事情，一个劲地夸奖他的东家，说他多么仁义，每年能给他几袋子小米。我们这些知青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高，为此还特意向大队党支部报告了这件事，不过村里没有理会此事，那人也是纯粹的贫雇农，阶级成分没有任何问题。这让我们的斗争热情很受打击。

下雪的时候会让我们很高兴。这里的雪和济南市的雪不一样，济南的雪被房屋街道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缺少了那种博大恢宏的气势，而这里是白茫茫地一望无际，整个就是一个雪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被白雪掩盖了，洁白、宁静、平坦、广阔，那真是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境界。处处是洁白无瑕，晶莹一片，你都不忍心在洁白的雪地上踩上一个脚印，害怕破坏了那纯净的世界。我记得有一次雪后我和一个喜欢画画的知青一起去寻景，他想画雪野里的景物，我们在雪地上走过后，留下两行清晰的脚印，我当时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景色，画的名字就叫《雪的印象》。知青点院里的雪，被我们堆成雪人，因为天冷，很久不化，一直站在那里，瞪着两只用黑炭做成的眼睛瞅着我们来来往往。

冬天有了空闲的时光，也就有了一些平时没有的趣事。记得有一次下雪天，我们生产小队的队长、会计、保管等人叫着我一起喝酒，这都是队里的权威人士。喝酒在那时是很奢侈的事情，一年里面也不见得有一两次。我想那次喝酒主要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他们认可了我这个从城市去的青年，对我有了感情。为此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一瓶白酒（那时一瓶茅台酒才8元钱，还没有假货）。他们基本上喝不到成瓶的白酒，喝的都是用地瓜干从酒厂换来的散装白酒，能喝成瓶的白酒让他们很兴奋。喝酒是没有什么菜的，一盘青萝卜，一盘生花生米，摆在桌上，大家基本上也不吃，只顾喝酒。当地喝酒没有每人一个酒杯的说法，而是用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的搪瓷缸子装酒，半瓶酒倒进去，大家转着圈喝，谁也不知道谁喝了多少，只是一圈下来时，酒基本上就没有了。每个人都是大口地喝着，谁也不用劝谁多喝些，谁喝少了都会觉得吃亏。后来在一些酒场上，我看到有人劝着别人多喝时，就觉得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喝酒，而是游戏。他们对酒没有那种亲切感，酒没有让他们感到幸福。也许那时是物以稀为贵吧，那个年代太贫穷了。

我们在那间北屋里熬了一个冬天，快开春的时候，我们新的知青点就建起来了。它也成了村里最豪华的建筑，当时看来还是很气派的。一排十来间红砖灰瓦的房子，坐落在村头上，和社员们家离得比较远，紧靠着田边，出门就是大片绿油油的麦田。在冬天，这里也是唯一能见到的绿色的地方。建知青点宿舍的钱，是上面给村里的专项拨款，这也是知青政策往好里改变的一个标志。和知青点相邻的是大队部，广播站和卫生所也在这里。宿舍周边拉着高高的围墙。圈起来的院子很大，足有两个羽毛球场大。院子里还有男女两个厕所。这让很多村民很是羡慕，也让我们有些自豪。

建房子时我们也参与了，挖地基，打夯，搬砖运瓦，干得热火朝天。打夯时数我们喊得最响。我们去之前也有知青宿舍，是几间土胚房，潮湿阴暗，很小。和我们后来盖得房子差距很大。应该说我们的生活条件比早先来的知青好得多了。包括第一年我们吃的是国家供应粮，有白面和大米，比当地社员的以地瓜面和玉米面为主的口粮强多了。

下乡的第一个冬天，忘记是谁先吹起了口琴，一下子把全组的人都带起来了，每人都买了一支口琴，学着吹。十四五个人都练着吹口琴，那股认真的精神让我们每个人都难忘，不多久，每个人两边的嘴角上都有了两道红印，那是被口琴磨得，一个个像小猫一样。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全然忘记了那火辣辣的疼。而每个人吹的曲子也是五花八门，有《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有《喀秋莎》，有《春天里的花园多美丽》，有《草原之夜》，有《三套车》等等，其实有些歌曲那是时不能唱的，属于“封资修”，好在我们那里天高皇帝远，也没有人来管我们吹什么，包括那时被认为是黄色歌曲的外国民歌和中国民歌。不过时间不久，大家的热情就过去了，虽然有时也还会吹，却没有那么入迷了。后来想起来，我很感激那一段生活，它给我打开了一扇能更好地看世界的窗户。在济南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街道，我是公认好孩子，很少接触到当时不被许可的东西。到了知青点上，我从别人那里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我以前只知道有《战地新歌》、《战地新歌续集》，会唱几首里面的歌曲，但从来不知道还有那么多好听的外国民歌，听到别的知青唱起《山楂树》、《星星索》、《小路》、《纺织姑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么新鲜，那么神奇，那么美妙。

离得近的点上的知青有时也会来串门。都是下乡知青，有空了自然要聚到一起玩耍。我们知青有一个特权，就是有周日，这一天放假一天，名义上是让我们学习，其实是让我们休息。只要这一天县城里有集，我们就会去。也有的时候和别的点的知青凑到一起去赶集。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最多的是鸡蛋。这里的鸡蛋比城市里要便宜得多，也没有定量供应之说，不要票（当时城里的各种副食品基本上都要凭票供应）。我们每次都是仔细的挑选着，一个一个的仔仔细细地看，比较着大小（卖鸡蛋的论个不论斤），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到篮子里，放一层鸡蛋，放一层麦秸，防止鸡蛋被碰破了。不过由于我们买的缘故，集上鸡蛋的价格（其他物品的价格也是）涨了不少，这让县城里的人不断地抱怨我们，说是我们使得他们要买的东西贵了，但是小贩们却是热烈地欢迎我们，每一次都是热情得让我们有些过意不去，不买不行。

不过有时候赶集我们也不一定买什么东西，只是随便逛逛，消闲时间而已。接近过年的时候，集上的人也会多起来了，东西也比平时要丰富些，像茌平乌枣、马蹄烧饼、贾寨葡萄等特别诱人，但并不是好我们就都能买过来，因为手里的钱太有限了。我们晃晃悠悠从这头转到那头，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手里的钱不多，眼睛看看也是好的，算是过个眼瘾吧。那些买了点东西在手里提着的，会使劲地晃动着它，显得很招摇的样子。

记得每次赶集，最吸引我们的是炸的牛肉盒子。我忘记是几毛钱一个了（反正不会太贵，否则也买不起），刚刚从锅里出来，金黄色的，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最好的美食佳肴了。能吃上一个，这一趟就没有白来。当然鉴于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以偿的。那时我们下乡的大队是县里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干一天活还能拿到七八毛钱，有的生产队干一天活还拿不到一毛钱，他们说只是一盒大众牌的烟钱（8分钱）。到年终的时候，还要从这里面扣掉口粮钱等等一些项目，到手也就没有多少了。我记得我第一年拿到手的是70多元钱。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倒找的情况。

手头宽裕的话，还可以到饭店花几元钱几个人吃一顿，像过节一样。那县城里只有两家饭店，隔得远远的在县城两头。饭店里除了包子几乎没有什么了。偶尔有一两个炒的菜，也是水煮一般，清汤里是白菜和粉皮，或者萝卜粉条。就这已经称得上是奢侈了，除了我们这些知青很少有人光顾。记得有一次，一家饭店的橱窗里放了一天鲤鱼，个头很大，有一斤多重，人们从那里走过时都忍不住要看上几眼，就这样放了好多天，让我们眼馋了很多天，如果有钱我们一定会去吃的，但这几块钱我们实在拿不出来。最后不知道那鱼是被人吃了还是被收起来了，橱窗里一下子空荡荡的，让我们心里很不适应。

那时的县城很小，建设得也很简陋。像样点的建筑就是县政府、新华书店、一所百货商店（很小）、一所电影院。这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值得逛的地方了。当时我们那里有一首顺口溜，叫做“一条马路几盏灯，一个喇叭全县听。百货店里没百货，新华书店冷清清”。好像这样的民谣其他地方也有，不是我们县城的特产，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吧。能到电影院看电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了。当时电影很少，各个电影制片厂在文革开始后就不再拍摄影片了，后来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指示，这才再开始开始拍摄，所以在下乡的地方我们看过的电影寥寥无几，只有像《沙漠的春天》、《决裂》、《欢腾的小凉河》等。那年《春苗》上映时，我们十几个人踏着积雪到县城电影院去看，都觉得在那时是比较好的片子了（我们还不清楚它的政治倾向性），也是我们看过的印象比较深的影片，还有一些影片都忘记了。

鲁西平原的冬天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或喜或悲的记忆，不管是哭过还是笑过，都成为永恒的生活经历留在我们心上，时刻不忘。因为它，我对冬日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并把它作为宝贵的财富深藏在心底。

当然，不管是那时还是今天，我冬日里最大的愿望，还是白居易写的那首小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请问，还有比这更富有诗意的冬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