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智人，伟大的、矫情的、擅长滥竽充数的施泰德狮人的嫡子嫡孙们，想必你们正三五成群地围在一台智能手机（无论这台手机是什么品牌的，因为品牌效应终将臣服于趋于一致的猎奇心理）面前，像在元老院会议上似的津津乐道地探讨着我离奇的死亡动机。
你们的唾沫星子在彼此的怀疑内部横飞，你们诙谐的结巴透露出你们带有兽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你们咧嘴狂笑，并非由于势不可挡的通货膨胀，也并非由于整个地球上资产阶级的妥协。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在乎咧嘴大笑时彼此牙缝里的臭气，为什么这时候你们不再纠结于性别对立、职位官阶、物价暴涨、人口增长率的锐减、非洲埃博拉疫情、败血症鼠疫、太平洋核污染、美洲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等问题。
我告诉我自己，这可能是因为，每个倒霉蛋的暴毙，都将是社会毒素的排泄口。而每个碳基构造的婆罗门，都有成为倒霉蛋的潜质。我希望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能帮我把它揉成没有延展性的纸团，连同你们那些毫无逻辑的、营养匮乏的、年轻气盛的怜悯之情，全都塞进我的嘴里，再加点蓬松的松针，然后点燃。
想必等你们这些忙碌的小家伙们发现我的尸体，我已经成了苍蝇新建立的根据地了，想必我的血肉模糊一定不乏《发条橙》里的暴力美感，谁知道我的牙齿有没有粉碎成芝麻粒大小了呢，谁知道它们是在蚂蚁窝里呢还是在蔷薇科植物的荫蔽之下呢，但我敢保证它们一定都飞离了不透水地面。
我的肚子一定摔得稀巴烂了，我的肠子一定捎带着我的灵魂一起从那个烂洞里流了出来，如果它们富含营养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那种发霉的绿色。我没了人样，内脏像是街头涂鸦似的点缀着水泥地面，紧贴大地，我足以望穿地球的心跳。
你们会带着不纯粹的目的来围观我的尸体，这是荣幸的，我没想到（或者想到了）腐烂物也能给非食腐动物带来呈阶梯式上升的生理快感。我不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不完整的尸体，你们会好心把它们重新拼接起来吗（概率不大），还是会用一把生锈的、从公共厕所里拿来的铁锨把我从地上给铲起来，随后丢进挖好的深坑里（势必然的，反正我都咽气了，对于你们这些伟人们的处理方式我哪还敢有异议呢）。我终于死了，并不彻底地死了，死于精神饥饿，死于血统纯正的遗世独立。
长久以来，我的自作多情和自以为是，常常使我产生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错觉。这并非是谬论，人类本就寄生在传统意义上的错觉中，依赖产生各种（甚至有根据的）错觉而存活。伟大的既得利益者们，不要用你们那饱含着战略性的眼神来霸凌我们了，不要觉得我们依赖于错觉是一种幼稚的行为，错觉也是营养丰富的，错觉也是价值高昂的，起码错觉不会被恣意挥霍，错觉不含三聚氰胺也不会因过量而贬值。当具象事物有了争议性，抽象事物就将超越概念层面而存在。
你们是否发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无产阶级还能产生食欲，是这个社会最后的倔强。而当这份被掩埋在吃喝嫖赌之下的食欲被当成赚钱工具与剥削对象时，我不知道也不敢猜测所谓的下层建筑还能撑多久。人们需要制度性的成文规定来保护这些利益追逐者的权益，而不是用制度性的东西来哄他们继续在阶级对立中沉睡。
无论我跟什么年龄段的、什么性别的人站到一起，我都感觉我们两个都各自怀揣着一个没有安装弹簧的灵魂，可是对我而言，灵魂究竟为什么需要安装弹簧我至今也没有想通。可能我只是热衷于这种比喻事物的激烈过程。比喻是一种既没有流血牺牲也没有产生罪孽的救赎方式，比喻的被制造意味着想象力与逻辑学之间达到了平衡。比喻给予穷人痴心妄想的力量，给予富人压榨穷人的灵感，比喻从来都不是一种政治手段，比喻也从来不是人类的专属。
我可以说我的灵魂没有安装弹簧，也可以说一只臭鼬的灵魂（如果动物也有灵魂的话，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安装弹簧，或者可以让臭鼬来讲出这种说法，让它去声称我的以及它的灵魂都是没有安装弹簧的。从这一点出发，假如说凡是存在任一共同特质就足以归为同类的话，那么人类和臭鼬也可以称之为同类或同胞，那么人类自诞生以来的所作所为不是在丧心病狂的决策点，就是在丧心病狂的漫长过程中。
我始终不理解我的同类。每当我坐在地铁上，我发现他们中有些人总喜欢用中指在手机屏幕上打字。这时候我往往在想，人们用中指在屏幕上打字的时候是不是在向对面的人表示鄙视和鄙夷不屑呢，即便事实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么我也敢推测他们中指指尖末端也一定沉淀着某些不可控的愤怒情绪。
但好在现如今已经不存在可控的新鲜事物了，否则他们在封闭空间的歇斯底里、文字做爱、言语暴力都可以被列入某部法典里所述的禁忌词汇了，即便存在，那也只有一件事是可控的是恒定不变的，它像是一种政治隐喻又像是一种自然规律似的存在着，那就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地面总会通过膀胱，与心脏对称。我说出这种事情，但从没觉得我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惊人真相，相反，我觉得我的大脑皮层布满了伪科学的唾液，我仿佛已经化身成了诡辩主义世界的赫尔墨斯，总想给一些乏味腐朽的旧事物赋予强烈的意义。
可能这就是（抑或不是）我所代表的男人？男人们总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高估自己，而女人们深知这一点。但是他们不知道，而她们也从来不说。他们只有在接吻、舔舐或咬住对方乳头时喜欢张开自己的嘴巴，同时让舌头拉扯出一些淫荡的话语和呻吟声，他们咬住对方乳头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咬住了对方的内脏，他们的样子像是用嘴叼住猎物的野狼。这可能正是所谓的帝国主义退让时代的野心的概念。
在无论有多少存款的人类个体看来，我都是个没有固定资产的浑蛋，但是我的真实身份是卡图卢斯风格派的浪漫主义者，用社会概念翻译即是个好吃懒做、没有理想的穷光蛋。但是众所周知，我所在的工作地点，报社，总是盛产这种类型的人物。他们并不是些转述新闻的工作者而是被社会新闻创造出来的、蝇营狗苟的小人。
我发现，掌控经济命脉的尤其是那些起源于穷光蛋身份的资本家或企业家们往往还偏向于保守主义些，而像我周围这种寄生在稳定体制内部的人物们甚至要更不切实际，他们（貌似也包括我在内）都是些隐姓埋名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经常带着一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崇高的（即是浮想联翩的）浪漫倾向，信奉一夜暴富的道理。他们像是些失败的艺术家，这里就是他们的避难所。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让后调是巴兰萨姆冷杉或天竺葵气味的香水味与富有激情的唾沫星子互相摩擦，谈论或争辩的内容从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不得不说，我爱他）到埃布罗河战役，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从《电锯惊魂》到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从科学社会主义到双独家庭二胎政策，从新形冠状病毒到朝鲜半岛核危机，从保罗·克鲁格曼的“比特币的庞氏骗局论”到加缪的荒诞哲学。每次当我被迫坐在他们之间，我就感觉我像是个小船被掀翻而只能在海里扑腾的落水者，虽然对于他们谈论的内容我起码略知一二，但是我压根插不上嘴，或者在我即将成功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就像是皮球似的被他们给踢了回来。这真叫一个他妈的吉祥如意。
在这种容易使人自卑的环境中生活，再健康的、体魄再强健的家伙最少也得患上个失眠症，或者至少是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症，不是这样的生理疾病就会是人人敬而远之的抑郁症。令人值得高兴的是，（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所为之命名的“报社效应”）我患上了紫外线过敏症，这种需要大量防晒霜来缓解的疾病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矫情敏感多疑的人群。要相信，我们这种人有成为德古拉的潜质，我们从不以皮肤白皙为荣，任何瞳孔没出现严重问题的家伙们都能察觉到我们这种白皙的异常之处，这种摇摇欲坠的白色，病态的、利己主义式的白色使我们在某些程度上像是白化病人。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皮肤足以成为大自然恣意发挥的画板，如果有必要，我希望我的额头的左侧能出现一个斐波那契螺旋线的图案，或者是两三个居容台字母，再或者我的额头能成为一块靠血液驱动的肉体显示屏，能随时显示天气预报或者是重大新闻等信息，但它绝不能泄露我的内心想法，我有这种担忧因为它毕竟长在我的大脑前面，如果出现了那种情况，那么我势必会惹怒绝大多数的伪善分子。因此，我穿很多衣服，我把自己裹得像是个来自于西伯利亚的猎人，即便是在夏天，你也难以看到我裸露出来的哪怕是一平方厘米的皮肤。
我这种行径尝尝被误以为是精神病，有些激进分子甚至会以为我是在保护人类那种有宗教意味的贞操，可我早已摆脱处男身份，他们不知道我也不怪他们，总之我总能从他们微妙的表情上读到“致敬我们的贞操！”这样诡异的句子。
敏感多疑的人没有真正喜欢的事物，他们所谓的喜欢的事物只是在其之上赋予了更多敏感的心思。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爱费利克斯·门德尔松，我爱他的《苏格兰交响曲》，爱他的《阿塔利亚》，爱他的弦乐五重奏以及赫布里底群岛序曲，但是说实话我究竟是对他是秉持着纯粹的、源于天性的热爱，还是由于杂糅在他旋律中的古典主义气质让我更加敏感，我无法妄加推论。
音乐像一剂激素，让情绪低落的人成功地进化成悲观主义者，又像一剂春药，让精力旺盛的人成功地进化成生理意义上的乐天派。这两种毫不矛盾的定律共同作用于我们盛满尿液的膀胱、随时会被割除的阑尾以及我们的各种功能怪异的腺体，我们可能会亢奋地、不留余地且不遗余力地在公共场所扭起屁股来，或者我们可能会让整个身体蜷缩在情绪的阴翳之中。说实话，门德尔松让我悲伤，但当我听到雷·戴维斯的嗓音时我就从不担心这种问题，因为当你开始思考“上帝庇佑唐老鸭、杂技和阖家欢频道”具体是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以及暗含什么政治隐喻时，你会发现悲观主义只会浪费掉绝大多数有营养的时间，所以你必须思考，你必须积极乐观，因为你没有被给予时间去使悲观发生，你甚至已经丧失了这种权利。
所以我们感恩雷·戴维斯，感恩他让那种愉悦情绪的质地是纯粹的，感恩他为我们臃肿的生活划开了一道裸露而不淫荡的缝隙。可是我最近感到这条缝隙正在愈合，有时候我甚至感到我的脑袋已经伸进了缝隙之中，而我脑袋以下的剩余部分全都在那条缝隙之外飘荡着，所以当它开始愈合，它就是在悄无声息地剪断我，把我裁成富有诗意的两部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把脑袋伸进去，凭着本能的冲动吗，还是有什么生物或是概念类的抽象东西怂恿过我。我不知道也不打算通过饿死一群脑细胞来研究它，我们已经在一抔又一抔的糟糕透顶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我有一种虚无缥缈而又触手可及的感觉，那就是，当我察觉到我正在浪费时间时我是能从中体验到超越性高潮的快感的，这种快感并非来自于我那虚弱多病的生理系统（除了紫外线过敏，我的母亲常说我有潜在的抑郁症倾向。
她还通过我消化不良以及经常性的胃疼来判断我有胃溃疡，在这点上，我不是太相信她，因为她毕竟是个心理学教授，要知道，人类的肉体和精神往往并不相通）而是被给予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智慧所给予我好让我继承他（她、它）的意志的绝对感觉。但是往往在这种绝对快感之后，（就像男人射精之后那样）我总是会深陷某种难以理解的精神囹圄：我会感到我被人一脚踹进了梦里。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但我就是能体会到那种做梦的状态，似梦非梦，看得见的摸不着，摸得到的看不见，这种状态之下的我更像是一滩液体，一滩植物油，融不进梦里又在梦的边缘肆无忌惮地流动着。
如果说我有想去的地方或城市的话，我会选择加德满都，不是说哈努曼多卡宫或是纳拉扬希蒂宫或是巴格马提河吸引了我，而仅仅是这个城市的名字。这四个字总给我一种替死鬼的感觉。我爱“替死鬼”，虽然不尽人意但是你总会从其中感受到铿锵有力的安全感。我觉得我如果站在这个城市的某个中国餐馆旁边，借着喜马拉雅的地势，我就能看到印度洋甚至是海面上的渔船与去往索马里半岛的巡逻舰。
如果幸运的话，我说不定还能望见季风洋流的运动过程，只是这种眺望的举动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臆想性。这时候，如果给我一把绝地武士的光剑，我一定会成为整个加德满都城里最耀眼的生物。但是，这种塔图因星球上的文明出现在充斥着印度教与佛教因素的环境中实在是违背常理甚至是伦理的，因此，星球大战那种非主流文化只需要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传播就够了，而不需要扩展到群体与民族间。
当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甚至还没有发现这是一篇遗嘱。我并非标新立异，而只是单纯地对那种传统的瓜分财产式的告别方式感到疲倦，再加之，我根本就没有值得继承下去的财产，我早已通过回忆的方式，证明我的确是没有任何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所以，我必须通过这种啰里啰嗦的方式证明我存在过，我知道，身体终将腐烂成微生物的饕餮大餐，而我的这些或是激进或是封建的想法则不会。好吧，即使如此，你们也得用优质燃料引起的火焰烧掉我，然后再好好地安葬我（的骨灰），我的要求不算太过分，希望你们先别对着我的尸体摇头了，也别像个新生宝宝似的嚎啕大哭，快吧，把地上的血迹清洗干净，把我盖上，然后就利索地把我送去火葬场。
平日里当我阅读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时，我突然意识到（这瞬间的意识跟加西亚·马德罗的经历毫无瓜葛）：人类智力低下的症状，在雨天表现得格外明显。他们打着有些性冷淡风格的晴雨两用伞，眉头紧皱，喜欢在嘴里嘟囔着些许话语，就像是在嚼着一块没有味道的口香糖。不管有没有车辆驶来，他们在过马路过街道时只会埋头前进。
喔，他们这些自诩最高级的文明生物身上竟变异出了尼安德特人的特征。我想（或是我希望），如果这些本质上再愚蠢不过的家伙们反应再迟钝一点，在收伞的时候把自己的小脑袋包进伞里，那场景真是不能再美妙了。哦？你们这时觉得我有显著的虐待狂倾向？得了吧，你敢说你们碰到这种家伙时不想对着他们的小脸蛋破口大骂吗，你敢说你（男人）在做爱时不想抽打她的屁股或是你（女人）不想咬伤他的乳头和阴茎吗？这还牵扯不上虐待症或叫暴力倾向，这只能算作是生理状况的健康而具体的呈现罢了。
我那作为资深心理学专家的母亲曾跟我说,人(尤其是男人)的智力匮乏症还体现在，他们对各种缝隙有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式的痴迷上，这种痴迷就像他们对那些散发出润滑油气味的机械手臂的痴迷。她跟我说这个亨利·米勒式的、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嫌疑的道理时我还在上初中二年级，我记得那时我正用一台索尼的老式录音机听着鲍家街43号的同名专辑，心不在焉地做功课。
她就突然（毫无征兆地，就像是飘过来的幽灵）坐在我身边，只穿着靛蓝色的三角内裤和空瘪的胸罩的身体挥发出杜松子酒和鼠尾草香水的气味（我是后来才将这些气味跟具体的品种联系起来的），她腹部的赘肉像是汉堡似的垒在一起，在靠近左侧位置还有一道若隐若现的、樱桃红色的手术疤痕，那是（避免伤害阴道，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剖腹产的神圣证据。我首先感到浑身不自在，然后这种稚嫩的不自在就被她突如其来的教育给瞬间吞噬了。她跟我说的那句话，我上大学后才意识到其中包含着的或是隐喻的隐晦性观念。
我的父亲母亲，相识于西班牙的埃纳雷斯堡大学，在同年分别攻读完临床医学和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回国结婚。父亲查家良现为一家美容机构的皮肤科医生，母亲王瑛现为华中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的教授，她常常在桌子上摆着一些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书籍，比如沃尔夫冈·柯勒的《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值》以及《图形后效》，马克斯·韦特海默的《似动现象的实验研究》，还有些仅仅对我来说没有多大价值的参考书籍，我记住的有符兹堡学派的先驱奥斯瓦尔德·屈尔佩的《哲学引论》和《现代德国哲学》，还有个我甚至从未听闻过的卡尔·斯图姆夫，他写的那本书我已经忘记了名字。这些书偶尔也会出现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就像是些霸道的娘娘腔似的无处不在，好像就要把你勾引过去然后把你塑造成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同性恋者。
我不能说我完全厌恶它们的存在，但至少它们始终没有让我产生抓过来翻开阅读的欲望。从我记事起，这对各自都心怀鬼胎的夫妻就缺少最基本的、尊重性的肢体接触，他们兴许已经忘却了同床共枕是什么样的奇妙感觉。他们畸变的爱情简直就像是从街边小商贩那里用低价买来的劣质的仿制品、赝品，压根经不起种种家庭纷争的蹂躏。
我的父亲曾在两年前的某天把我们叫到他身边，让我们像是两台启动的录音机似的只管接受他所讲出的所有信息，那时候我便用我敏感的神经细胞察觉到灾难正在降临，可是我说不准这场没有作用对象、没有呈现出具体的破坏性甚至没有产生源头的灾难究竟是什么，我想它更可能是某种法西斯主义式的价值观输出，或者是类似于那种妓院里的男妓对富婆们的诱惑力的东西。我说不准。只见他坐在沙发上，头发蓬乱得像是被火燎过一般，双手不安分地摩挲着凸出的膝盖骨，他那模样简直和《法兰西诸事周报》里蒂莫西·柴勒梅德的造型如出一辙，那是一种走火入魔的隐逸派诗人的浮夸造型。随后，他用我听来像是《裸体午餐》里男主角的那种病恹恹的口吻告诉我们，他在医院里被病人性骚扰了。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其实也并非困惑，而是一种被挑衅般的惊讶），我的母亲听到这话后突然大笑起来，然后又立马沉默，就像是在看《威尼斯商人》中杰西卡卷跑夏洛克财产的那一幕。当我们把注意力又重新回到这位武汉的“泽费雷里”身上时，我看到他正恶狠狠地盯着他的妻子。
你们都知道我洁癖有多严重，那女人竟然抓着我的手去摸她臀部位置的那块牛皮癣，他跟我们说道，我要吐了，他妈的。我把这种糟心事告诉我们，也许是想让我们安慰他，也许只是想对他那形式上的妻子表示真诚。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不知道重点是该放在他发作起来的洁癖还是他所遭遇的、暧昧意味强烈的性骚扰。我想他从根本上就不适合当皮肤科医生，他应该借着他那些接近饱和的医学知识去研究两性关系，我相信这种建立在生理构造基础上的概念研究将会使他比母亲先获得美国心理学会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即便是那样，母亲应该也不以为意也不会感到由这个门外汉带来的耻辱，不仅如此，她甚至都没有同情她丈夫的凄惨遭遇，她笑了那一下之后便没再说什么，她让我继续跟父亲聊下去，随后便跟我们说了晚安。
他们的婚姻像是得了溃疡，他们中一定有人受到了朱塞培·翁加雷蒂或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潜在影响，他们之间那种共和宪政政体式的关系让我感到瘙痒难耐。想必他们一定对婚姻存在的本身感到厌倦。父亲曾私下跟我说，对男性睾丸形状的本能崇拜，对女性阴蒂形状的本能痴迷，把人类引向了只有依靠结扎手术才能维系下去的婚姻。我想他的观点在证伪主义者看来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难以理解。他还认为，婚姻中的两人必须有个人患上唐氏综合征，这样的婚姻才能持续地获得维系平衡的能量。我想，他的这些激进型的意识形态偏见也就只敢跟我这个刚尝过禁果不久的门外汉说说，如果是给那些资深的、带有俄耳甫斯情怀的“结婚专家”门说，他只会被骂道是一派胡言。有时候我又会在某个意料之外的瞬间理解到他观点中的核心意思，但是也仅仅是那没有永恒的一瞬间而已。
他说健康的婚姻体系需要结扎手术，需要或多或少的唐氏综合征，我想他不单单是将这一发现局限在这唯一的疾病上，我觉得也可以是肺水肿、阑尾炎、缺铁性贫血、阳痿或者是帕金森综合征，因为这些疾病无处不在，就如同婚姻似的，它们普遍得已经接近通货膨胀，不断地贬值，普遍得就好像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似的。在某些必要（仅在他看来）的时刻，他会向我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和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结婚。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是我的（前）女友（在我自杀前的某天我们已经分手，原因我后面会提到），一个来自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周边地区的留学生，目前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我懂父亲的意思，一是他从根本上就对婚姻（虽然他已不由自主、不受控制地深陷其中）秉持着深恶痛疾的态度，二是他不相信这个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现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过，要是加莉娜向他承认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或者是个勉勉强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许他就会把那句话给嚼碎吃进肚子里去。
他更希望我会和一个户籍在本地的武汉女子结婚，因为他觉得统一的方言会先使双方的性生活和谐继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家庭纠纷（甚至是离婚，即便这像是他们两人的迫切需要，但他们仍像是受虐狂似的不肯拒绝），如果不行，那最起码也要找一个中国女人而不是从小被资本主义思想喂饱的、鄙视社会主义（至多仅仅理解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外国女人，他认为她们体内流着沙文主义和纳粹分子的血液，他们的内脏是电气革命的工业制成品，所谓的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都是来自于那种投机性的资本主义文化，三聚氰胺使他们的尊严像是被氧化的苹果似的开始腐烂。除此之外，他们这类人的国家流行的是信息盗窃、网络诈骗、裸体艺术、枪支暴力、政治革命、民众游行、工厂罢工、少女堕胎、暗杀总统以及毒品交易等，这些东西就像是盛行的婚外情似的让他们不由自主地上瘾，他们忘乎所以地甚至愿意将脑袋作为理想世界的祭品。他们三五成群，喜欢成立某些官僚主义性质的组织或者协会，他们更喜欢打着民主的旗号从他们这群傻瓜中选举看起来没那么傻的领导者，他们的细胞已经被“自由主义”所污染，而他们仅有的几个未被传染的健康细胞在他们的体液里踉踉跄跄地漂浮着，像是恒河上漂着的、因新冠肺炎而死去的印度人的尸体。
性行为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或称其导致了）政治同盟，政治同盟的本质是性行为（尤其当属男子射精、女子潮吹前的性行为），约莫两周前，我的父亲在他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除了母亲在这句话下面评论了一句“你纯属放屁！”之外就没人搭理过他。其实仔细想一下，这句话也带有些许爱德华·蒙克气质的道理，他试图用一种超越文盲理解水平的高度来阐释当前的世界格局，他是对的，但对文盲来说是错的。
非自愿的政治同盟和非自愿的性行为本质上别无二致，无非是一个武装大国对一个武装小国实施的、借文件形式替代武力斡旋的精神强奸。如果这种比喻能被认可的话，那么大西洋沿岸的那个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个赤身裸体、袒胸露乳的强奸惯犯。我也曾纵容自己的伪知识分子的虚荣态度（这就像顺着一种超出我掌控范围的惯性，就好像弗洛伊德所谓的、属于我的“本我”在向我的“自我”阿谀奉承并怂恿我去这么做），有幸了解过格伦·施耐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以及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对建构主义学说以及皮亚杰学派的不甚了解，最终我也只是了解到这两种理论的浅层次的皮毛知识。
我相信父亲绝对有这个能力来提出新的假说，但是最终的结果（起码在我眼中）是，他也仅仅像是神经性牙疼发作似的在那没有母亲的场合呻吟两句，接着就把这些观点都抛之脑后了。
这两年来，他讲话最多、观点最密集的时候是母亲邀请加莉娜来我家做客的那天。讲真的，母亲能主动邀请加莉娜来家吃饭时很让人意外的。而没有那么意外的事情是，我早就猜到她会从黎黄陂路上那家专门承包宴席的“国庆大饭店”订餐，不出所料她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这家饭店兼做西餐，这正合她的意思。我觉得这两位无意中符合柏拉图式爱情理念的夫妻唯一般配的一点是，他们都不曾让厨房的锅碗瓢盆和天然气灶安全地使用过，他们的拿手菜，分别是红烧茄子和海带排骨汤更是如出一辙的难吃（那就像是有几颗你未曾设想过的地雷埋在了你的味蕾上，或者像是有只刺猬蜷缩着身子在你的味蕾上放肆地滚过）。
如果不是那位有洁癖症的、被性骚扰过的可怜虫，我想那满是烹饪过度的调味品气味的厨房也就不会再有整洁亮丽的一天。
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我的这位前俄罗斯女友，那天穿着一件薄纱材质的（隐约中能瞥见内部丰腴的身体轮廓）米黄色连衣裙准时赴约。我到楼下接她，她看起来相当喜悦，这种喜悦里甚至带有些许莫尔多瓦族女人的疯癫劲头，像是在刻意避免含蓄，避免裸露出骨子里潜在的保守主义者气质。她浑身上下都有一股潘海里根牌香水的浓烈气味，这种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简直就要把我给消化分解掉了，我感觉自己正在被她（陌生或咄咄逼人）的嗓音拆解成葡萄糖和氨基酸之类的微小玩意儿，而我们头顶的烈阳就像是他妈的催化剂一般，正在助她一臂之力，帮她完成这一肮脏的阴谋。
严丝合缝的压迫感，被饭菜热量稀释了的氟利昂的气味，欲盖弥彰的性冷淡气息，她后来是这么形容我家的（当然，这种意识薄弱的对话只发生在我们做爱后的床上）。她甚至觉得我们一家人都多少会点光合作用，我问她这种想法来源于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或许她只是觉得这样想很有趣才这样想的。她来时没有带礼物，而母亲也丝毫不在乎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有多喜爱她，而是她本来就认为礼物是奴隶心理的人才会送出的，也是精神脆弱的人才会接纳的），她让加莉娜挨着她坐，而我和他那渴望有朝一日还能朝她射精的丈夫坐在她们对面。我们就像是布达拉宫的其中四尊小型佛像似的稳如磐石地坐在椅子上，胸前摆放着的是那些只有在佛像面前才会心存善念的朝圣者们提供的“祭品”，我能辨认出来的有，剁椒鱼头、干煸香辣泥鳅、老上海红烧肉、水晶虾仁、排骨莲藕汤以及更加符合加莉娜口味的西冷牛排、老欧洲水果沙拉、一份提拉米苏和一杯摩卡咖啡（实质上，这些是信仰佛教的、自视清高的素食主义者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也是我们这些只会崇尚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理念的肉食主义者们所沉溺的东西）。
不擅长说开场白的母亲率先说话了，果然，她没有让我们失望，她还是按照属于她的那一套典型的学院派的作风（有时候这确实让人不寒而栗，那些鸡皮疙瘩如雨后春笋般从我皮肤上冒了出来），贯彻着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式的形而上学的处事原则，在简单地说了一句“开始吃吧，我们没有做餐前祷告的习惯”之后，便率先垂范地拿起筷子来开始夹菜。然而当我们开始跟随她也开始夹菜的时候，她又不出所料地开始朝我们高谈阔论起来。
“加莉娜，你的中文说得怎么样，能听懂我们讲话吗？”
“哦，我可以听懂的，也能说得比较流利。”
“那就再好不过了，”母亲说道，“作为一个不算合格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我发现，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更能从根本上激发我们的‘精神免疫力’，我们可以把‘精神免疫力’理解为一种适应能力，不过在运行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里，这种免疫力已经被资本家篡改成了一种畜生心理。伊·安·凯洛夫的“教育的社会机能论”、维果斯基的“支架式教学”理论以及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中的“自我教育”理论等等，这些都已是些过时的玩意儿了，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把教育重心转移到家庭内部中去。哦，但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能决定的似乎只有具体实践中的家庭教育的内容维度，但是事实证明我貌似又是个失败的、风险偏好型的教育者，我承认相比大多数获得过‘一丹教育奖项’的家伙们来说，我更像是个激进的军事共产主义者。
可是啊，仅凭这种怨妇心理式的揣度是不能证明我就是个糟糕透顶的母亲的。我是为什么在查万墀身上施展不开我的母性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貌似也不需要这种东西（而且我认为胃溃疡是专门应对母爱的乳化剂），另一方面，也是于我而言比较基础性的原因，那就是我认为母爱这玩意儿在本质上等同于大麻，是一种抽象的、被误解的毒品。所以从我提出的这个比较新颖（当然，在父系社会的拥趸们看来是激进的）的概念的视角出发，当今世界上苟活着的大多数人不仅是些崇尚浪漫主义的社会巨婴，还是些被道德观念和法律体系默认了的吸毒分子。
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点是，男性尤其不能被给予过量的母爱，这是因为，当你开始思考‘社会巨婴’和‘吸毒分子’两个独立名词时，你首先会分别联想到一个容光焕发、鲜嫩多汁、散发着尚未被打磨的罗曼蒂克气质的年轻男子以及一个满脸胡茬甚至是络腮胡、头发蓬乱、面容憔悴、每天花心思避开警察的中年男子，你很难仅靠你本能的潜意识去联想到某个女性，好像雄性体内的母爱含量是相当匮乏的，这就像是一个霍布斯丛林陷阱，一个典型的、未被解除的父系社会的陷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落入这个陷阱中，中了他们的圈套。”
“嘿，这里还坐着我们两个男人呢，”我的父亲插话说，“我可不觉得我们有你说的那么糟糕。依我看，男性需要更多的母爱的这种说法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这就像有机生物都需要按照本能和自然规律进行新陈代谢、进行交配然后繁衍后代一样合理。
你得承认，母爱（特别是我们这种碳基生物的母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既然它是从赫胥黎等人所支持的淘汰机制中诞生出来的，它的存在就应当脱离了形式逻辑体系那种低级窠臼，而且理应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论点。当然如果你恰好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你就可以继续在他们嚼着那些美味佳肴的间隙反驳我。”
“你果然还是太自以为是了些。你们这些浑身有股狐臭味的（长着丑陋的阴茎的）家伙，是不是以为你们那石楠花气味的精液是整个社会的兴奋剂呢？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社会必须要用你们那缺乏排他性的精子的灌溉才能枝繁叶茂？你们是不是在那淫荡的性腺体和那些该死的酶上赋予了太多重要性了？性本就是个没有论据的伪命题。
我们的祖先（直立人、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以及弗洛里斯人的结合体）单纯地将肌肉线条作为决定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我们雌性动物也是具有结缔组织的，他们把男人的阴茎奉为圭臬，甚至可能把射精夸大为一种有绝对意义的革命运动，去革大自然的命。当然，我们在某些时刻也受到了整个部落的尊重，但目前那种没有任何性价比的情况只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部分地区，而且无论是认知革命时期还是科技革命的后期，这种尊重都像是带有目的性的，而这种目的人尽皆知但又闭口不谈，那就是让我们受精怀孕然后分娩出维系你们统治的硬汉气概。我们好像在你们眼里只是他妈的生育工具一般。”
“妈，你说得好像有些过于激进了，我们并没有这样想。”
“你不这样想也会有其他孬种这样想。现如今我只能从罗伊·利希滕斯坦的波普艺术画作中找到些许我们女性的美感了，这真叫人遗憾。依我看，不能变现的爱情都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诈骗手段，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男人或多或少都是些滥竽充数的诈骗犯。他们，或者你们，都爱好甚至极其擅长做出承诺，同时又擅长把这些承诺收入囊中，你们连正经的爱情都无法给予我们。男人们都太虚伪了，他们一边喜欢穿着背带裤吮吸着妻子的乳房，一边又在世人面前佯装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骑士和英雄，我姑且就把男人称作是‘背带裤骑士’吧。这些英勇无畏的‘背带裤骑士’们总想着把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转化为肢体暴力（自残或者互相残杀），如果其中再附带一点所谓的浪漫主义情怀，那么他们可就觉得了不得了，他们认为这种‘猛虎与蔷薇’式的组合方式尤其能诱惑那些发春了的年轻女性，使她们在这种更年期式的、理想化了的伊勒克特拉悖论中丧失抵抗力。
如果（对新鲜事物的）抵抗力是一种炎症的话，那她们将会获得永恒的健康。说起这种理想化的状况，我还得提一句男人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据我观察，在曾到我办公室做过心理咨询的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问题来自于爱情意外的腐烂。女人们在后期往往会表现成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而男人们依旧操持着那股没有框架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曾美其名曰‘童真’。难不成他们的睾丸分泌的（或阴茎射出的）不止有精液还有男人所谓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清楚。”
“妈，人人都很现实，人人都像是一条蛆，因为现实让人们走起路来（扭得）就像条蛆。”
“您好，”加莉娜表现得很有礼貌，但又显得有些许做作，“我想情况应该还没严重到这种地步，我想这只是由于性激素不同罢了，虽然我有点推崇女权主义，但是我认为男人应该也不至于卑鄙龌龊成这样。他们总忍不住谈论政治与数码产品，爱在漂亮异性面前耀武扬威，就像我们女人谁能抵挡八卦消息的诱惑呢？”
“加莉娜说得不错，”父亲说道，这时他把筷子搭到碗上，“我们的确还不至于这样卑鄙无耻。虽然我不是个有点抑郁倾向的宿命论者，但偶尔我也会认为命运这种抽象概念就存在与我们的基因里，是我们难以察觉又难以抵消掉的东西。男人喜欢在公共场合逞能是男人的命运，女人喜欢在密闭空间谈论八卦新闻是女人的命运，就像凡是生物避免不了生老病死，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避免不了的。”
“我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加莉娜用她声调怪异的口音说道，她显得异常兴奋，“人逃脱不了丢伞的命运，我们一年内在雨伞上的消费绝对比避孕套还要多。”说完她大笑起来，露出口腔深处的几颗形状畸形的、有些像是攥得皱皱巴巴的纸团似的龋齿。虽然我认为她说得不无道理，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三个人都看起来非常尴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剧烈痛感的窘迫，我仿佛看到了那种尴尬的氛围在我全身上下的毛细血管里汩汩流动着。
我的确有在避孕套上消费了可观的金额，就目前我的积蓄情况而言，这尚且还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有想过要把这蹩脚的聚氨酯制品从我那根东西上摘下来，但是这也终究是我不敢付诸实践的想法，而且这想法也同时被加莉娜给驳斥了。我并没有因遭到拒绝而生气，因为我本质上就是个不敢承担责任的青年怂包，在两性观念与独立人格的意义上，我甚至要感谢她替我做出了这种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但是当她在餐桌上有提及“避孕套”这个词汇时，我还是替他们两个人感到反感，倒不是说这种敏感的词汇不能被提及，而是貌似像“避孕套”这类词是与餐桌文化相悖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表现吧。
在短暂的、像是稍作歇息的沉默之后，我的父亲话锋一转，开始问加莉娜最近在读什么书，而这有的放矢的解决方法也的确像正中她要害似的让她兴奋起来（她甚至在赤身裸体接受性刺激时都缺乏这种类型的激情），在她滔滔不绝的某个激烈瞬间，她甚至像是个怨天尤人的寡妇。
“最近在读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及其他诗》，顺便也读着阿摩斯·奥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还有一篇短篇小说《鄂榭府崩溃记》。”
“应该都是些我读也读不懂的冷门书籍吧，因为我根本就不具备你们这样年轻人的文学素养，所以也难以充分摄取到那些油墨气味里的浪漫气质，如果我能摄取到或者是从你们这些人身上劫持一点过来，我现在也不会是一个专门治疗牛皮癣的蹩脚医生。”
“您只治疗牛皮癣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打个比方。话说你们有没有读过村上春树的作品？比如《东京奇谭集》还有《斯普特尼克恋人》。”
“当然，但是在读过他的几部作品之后我只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心血管堵塞的惆怅感觉，依我看来，村上春树是就是商品经济或者说就是我们资本主义的产物，从我所学的文学专业的角度看来，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他的作品里硬塞进了太多个人背景化的自私感情，我觉得这是作家圈里最忌讳的事情。他的作品迎合的读者群体不是些带有小资情调的、心思敏感的年轻女孩就是些搔首弄姿的娘娘腔，但我也并非要求他做到像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样必须得在虚构世界里打造不同类型的纯粹硬汉形象，毕竟后者是枪林弹雨与‘双管猎枪精神’的陪葬者，而他就目前而言仅是体魄强健的象征。好像每次阅读日本文学家的作品时，我都必须得咽下几片阿司匹林才行，要不我非得因为心绞痛而猝死在那印刷着唯美书名的书脊上。”
加莉娜喜欢养殖花卉，也喜欢（装腔作势地）抽烟，但她绝不会在鲜花面前抽烟更不会朝它们喷吐尼古丁。她的出租屋（位于珞狮路北段的茶港社区附近，周围尽是些用着霓虹的灯管来吸引大学生的情趣宾馆以及一些开在穷街陋巷里的按摩推拿店）里除了不能再简陋的宜家的二手帆布沙发、长虹牌的二手液晶电视、跳蚤市场上买来的仿制土耳其地毯以及构造像是监狱或审讯室的厨房和卧室外，就是她养殖的各种酢浆草科、龙舌兰科以及蔷薇科的植物。她自称这种养殖习惯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最终直到我们分手我也没弄清这种哲学派别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作用机理。她会像是个被驱逐到地表的芙罗拉似的，把卡罗拉玫瑰、红袖玫瑰、法国蔷薇、海棠蔷薇以及像是非洲皇后郁金香的种种鲜花别在她丰腴肉体的私密角落，然后在我们激吻的间隙抽出来赠与我。她说她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我这跨越社会性质的、浓妆艳抹般的爱意，同时也是出于她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忠诚信仰。
在这时候，不管挂在我脸上的困惑表情表现得有多么煞风景，她也会继续着那份口头上的热情而讲下去，从她讲话的那股子股票经纪人般的激烈劲头来看的话，你真得会以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狄奥多·阿多诺就是她的远房大表哥和二表哥呢。她就先锋派艺术的发展历史侃侃而谈，接着又会开始大谈弗洛依德文明理论以及“非压抑升华”理论，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话题又会转到《否定的辩证法》和“资本主义的真假需求”问题上去。我很羡慕她有堪比那些社会哲学家的知识储备量，我也很羡慕她对这些事物有着或真或假的激情，但是老天爷啊，我真得没办法听得进去半点，我只想继续和她拥吻，然后把她脱得一干二净。
老天爷，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你会在我的身边净安排些这类人物，为什么不能让我认识些头脑简单的正常人呢。我有时深感疲惫，我感觉我就是还没被冲到化粪池里的一条蛆，只能在各种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文学知识以及医学知识的烈阳中暴晒。有时候我非常想做一些违背道德或是违反常规的事情，我已经能想象到当我这样做时社会舆论是怎么评价我的。
真正聪明的人表现得是冷漠的，而蠢货则会锱铢必较，会声称“他不配做人。”可是，做人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人类又不是什么高尚、高雅、高级的东西，有时候因为人类的罪孽，我们甚至会觉得做人是极其恶心的。有时候我就在想，人类的诞生一定是自然之母或造物主或上帝意外怀孕的结果，人类这种满是缺陷的生物对于无论多大杀伤力的病菌病毒来说都没有什么抵抗力，不是死于癌症或艾滋病就是死于内脏器官衰竭，凡事做起来都谨小慎微，情感脆弱不堪，整天愁眉苦脸，甚至连做爱这种本能的生理行为都需要其他同胞来指导教学，所以我不懂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何处，凭着他们那只占零点二成重量的大脑吗？凭着他们用这器官所创造出来的社交网络和公共资源吗？他们贪婪享用本国的公共资源时以为自己就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当他们侥幸地享用国际公共资源时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殊不知，越是公共的事物越具有欺骗性，越是公共的事物就越是暴力妥协的结果，因此公共性意味着潜在的、一触即发的暴力冲突。我们自诩是文明世界的领袖，但又因文明的多样性而试图残忍地杀害同类，我们并非双面派，我们的本质就是纯粹的恶。
加莉娜会时常给我写些诗歌，或是关于爱情的或是些无病呻吟的。她在《列宁格勒霜降》中写道：
我意淫过太阳强奸城市
意淫过暴力的真空
勒紧我霜降的脖子
或者像她在《月光溃疡记》里写道的：
宇宙缺少单细胞的人
不缺少两条腿的傻瓜
她的这些诗歌不乏俄苏阿克梅派诗人的气质，同时其体现的道理又具有足以把我们的思维同化了的力量。她并非是要以这种模棱两可的短句把我们诱导进某个庞氏骗局里，她只是单纯地要表现出她浑身上下生理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上的高潮，而且我相信她的矫情与所谓的庞氏骗局没有半点关联，我相信她所有的浪漫心思全都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用某些顺手牵羊似的手段偷来的，那一定是有着氢氧化钠特性的、多少带有点怀疑主义特点的但又没有实体的东西。
每当她给我念完她写的诗之后，她总要用已经俨然脱离时代的、擦火柴的点火方式来为自己点一根烟，她跟我说，她觉得南京牌的香烟要比俄罗斯的黑手党牌的和云斯顿牌的烟更加香醇，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往往会先像个老鸨或者包租婆似的嘬上一口，然后会让那些话随着密密麻麻的浓烟从唇缝里喷吐出来。她给我念诗以及抽烟的时候往往也是她最目中无人的时候，她总会挟持着一种有章可循的、故作镇静但几乎就要爆炸了的荣誉感，坐在那里，解开自己领口位置的纽扣，让那缀有蕾丝花边的胸罩隐隐约约地显露在外面。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也该解开我的衣服了。
她那对奶子（或者文雅点的称呼叫做“乳房”）上弥漫着一股柑橘味的俄罗斯女人的气质，丰满硕大，形状饱满，使她完全不像是个还在读书的学生反而像是个已经怀孕了的女人。当她抽完那根烟后，我会用食指和中指，帮她把那根残缺的烟头从嘴里给夹出来，丢到地上快速地踩灭，倒不是担心那遗留的火星会把地毯给引燃，而是我着急要做点正事。
我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来，手抓着她臀部满是脂肪的肥肉，十根手指头就像是攥住了那些脂肪颗粒里所包含的虚无主义。当我开始尝试着用两排不整齐的牙齿咬住她的纽扣并用力拽开时，我在那些紧凑排列的、没有回旋余地的瞬间发觉到自己正像是只啮咬腐肉的兀鹫。
在某个瞬间我甚至会觉得自己有些残忍和龌龊，甚至开始产生了愧疚（更多的是愧对父母和我的朋友们）的怪异情愫，但是这种怪异的、带有存在主义倾向性的感情并不能从源头上阻止我的行动（朋友们，有些人以崇尚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神学世界观的名义来干些损人利己的勾当，把“人定胜天”确定为唯一的行事标准，这实在是又难免有些尴尬）。
不知何时早已勃起的我仍旧会把她放到床上，凭着夹杂有些许理智的生理本能脱光她的衣裳，开始亲吻她的身体各处。这是我们的唾液唯一被认为是神圣的时刻，剔除了犬儒学派的激进理念，而只剩下不能再纯粹的感官快乐。这是体液与体液的交融时刻，是身上的每个细胞因受到意外刺激而逐一爆炸的时刻，是我们开始退化的时刻，是我们对光线对空气流动最敏感的时刻。
她的呻吟声本就是一剂强力春药，把我们的两只灵魂都狠狠地箍在床单上，我们就像是两摊烂泥似的逐渐融合成成一体，卸下伪装，裸露着彼此最引以为傲的生殖器官，并向彼此诉说着些在外面世界看来是难以入耳的污言秽语。性高潮是上班族们的解毒剂。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绝大多数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他们都羞于承认。他们对其他人的性生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只会始终保持着猜测的态度，他们的怀疑精神在这种事情上得到了最体面的彰显与凝练。在公共场合，他们对最基础的性问题都避而不谈，而只会使用类似于摩斯电码的暗号或者是暗含特殊意义的眼神来向彼此交流。他们渴望疯狂的性爱方式，疯狂到甚至希望身上每个器官都布满敏感的神经网络来接受充分的性刺激，满足他们从未饱和过的、愈演愈烈的性需求（他们希望这些器官也能像是龟头和阴蒂似的）。
可是有太多既定的不成文观念像是鸟笼似的封锁着整个社会，遍地都是不可触碰的禁忌，我就是这些禁忌的拥护者和牺牲品，我不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甚至无法获得足够的爱。我也渴望用疯癫的方式（在特殊的场所，伴有荒诞的交媾姿势）做爱，可能在一场足球比赛或篮球比赛的赛场上，可能在一家自助餐厅里，可能在不毛的悬崖边上，可能在一艘失联的渔船上，总之这将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就像是在拉杜·裘德的《倒霉性爱，发狂黄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我们将在性爱的浪潮中目睹神圣沙文主义、怪诞阴谋论与罗马尼亚式色情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在充满些许痛苦的痉挛之后，我的脸病恹恹地趴在她的乳房上，我们都喘着粗气，我的脑袋随着她的胸膛有规律地起伏着。我的屁股朝向她挂在墙上的《格尔尼卡》的临摹版壁画，双手分别贴在她的两条大腿外侧，我相信从天花板上看我的姿势一定像是一只灯塔水母。我能闻到从我们这两具分别隶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肉体上所蒸发出来的汗液的酸臭味，我像是个斯多葛学派的拥趸似的想象着天地万物给予我性欲的过程，我试图劝说自己，刚才发生的交媾行为只是人类理性在床单上的映射，并非存在着所谓的潮吹与射精的过程。很奇怪的是，我的某些想法与普罗大众的既定观念都是对立相反的（这并不涉及与真理相悖的问题），比如说那些自恃清高的唯心主义者们会在做爱、觅食这一类事上自动转变成唯物主义者，而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唯物主义者则会在这类事情上变成个唯心主义者。她会把我从她身上挪开，然后依次穿上内衣和薄衬衫，只要她下了床站在了地面上，她就从来不会再强调她从性爱中获得的乐趣，那种感觉仿佛我就是她特地来异国他乡所寻觅的一个发泄性欲的工具。
我不怪她，我为什么要责难她呢，我们的性欲都已通过正常渠道发泄出来，何必又要在情感问题上浪费多余的时间呢。这时候我往往会继她之后穿好衣服，当我下床之后她已经从卧室里消失了。我知道她在哪里，我能在那个简陋的阳台上找到她，情况从来都如此，无一例外。
她嘴里叼着一根刚刚点燃的南京烟，手上提着一个墨绿色的塑料喷水壶，对着那些红花酢浆草和浦米拉龙舌兰喷来喷去，那些逐渐凝结起来的、晶莹剔透的水珠像是个胖婴儿似的从深绿色的襁褓中滑落，在半空中坠落的过程散发着一种岌岌可危的热情。
有时候她突然把水壶对着头顶的空气喷洒，让阳光穿透那团既没有重量也没有隐喻的水汽，让看起来有些许抽象意味的彩虹飘在我们还没缓解过来的疲惫之中。我相信她的确不是一个伪浪漫主义者，我相信她的细胞质里的确还残留着某些或多或少的苏联时期的浪漫情愫。但是有时候我难以理解她，有时候我分不清她的某些行为的本质是残暴还是浪漫，是激进还是保守。正如她所讲的，她推崇女权主义，她信奉性爱自由（这是我从来都无法接受的，我无法想象有个赤裸身体、裸露着勃起的阴茎的男人站在她面前。而且她认为女权运动这种事情不需要任何男性的参与，甚至不需要任何雄性激素的掺和。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在于：在女性看来，男性不具有推崇女权主义的权利和资格，因为女权主义中的性爱自由会被怀疑是这些家伙们为了寻找性伴侣而设计的阴谋），她曾经在我们在某个酒吧喝酒的间隙，把我叫到男厕所里去，关上门，像是个逍遥法外的、手法熟练的强奸犯似的把我的腰带解开，脱下我的裤子来，把我推到墙上，然后给我口交。
我的确有被她吓到，但同时又带着一种相对平均的禽兽心理享受着那个过程，直到我第一次射精。之后她又脱掉自己的裤子，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避孕套，开始和我做爱。期间我能听到隔壁的人上厕所的响动，他们每个人都不出意料地尿了很长时间，同时嘴里还不自觉地嘟囔着什么，每当出现这种动静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恨意停下来，然后等他们走后我们再继续。整个过程我们没有任何对话，有的只是按捺住的、压抑住的呻吟声。当我再次射精之后，理智又重新出现，我坐在马桶上，她瘫软在我身上，喘着粗气。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