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乐读笔记14  传注学

传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注解”,是对古书的文义加以疏通和解释。它是传统学术的一个基本方法——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因书究学”的研究方法。在习惯上，传注的内容包括五项：一是注明典章制度；二是注明历史事件；三是注明行文体例；四是注明用专有名词表达的事物；五是注明语意、句读或读音。古人通常采用的传注方式是辑补资料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了不起的效果：使一本书变成一部资料集成，因而立体地再现古籍原貌，全面展示其内涵。

这就是说，传注学产生于对经的解释。这种解释有很多名称：战国以来主要叫作“传”,汉以后主要叫作“注”和“疏”,唐代把第二次、第三次的注疏叫“正义”。实际上，无论传、注、疏还是正义，其工作都属于传注学。从孔子创立私学开始，教学重点就是采用传注的方式解释经义。

这些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成为现代人进行传注的模本，也就是所谓“规范”。我们知道，学问做得好不好，就看你规范不规范。遵守规范很重要。做到这一条难不难呢?不难，因为有一个确定的办法，那就是熟悉传统。学文献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就是说，文献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教导我们了解传统、吸收传统、维护传统、发展传统，因而懂得学术规范的道理。

作为文献学的初学者，可以用三个办法掌握传注学：第一个办法是读一些优秀的古籍注本，揣摩其中的传注方式。比如《十三经注疏》和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便是这样的古籍。读到研究生阶段了，大家可能会碰到一个新问题：怎样去买书呢?王老师认为首先可以买的，就是有传注的古籍，比如“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两个系列。第二个办法是在研究工作中，尝试用传注的方式来搜集资料。凡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核心资料，都用集解集注的方式处理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掌握两项新知识：一是透彻地了解资料，二是了解传注学的精义。第三个办法是了解传注学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很丰富，可以找一个便捷方式来了解。这就是先了解传注学的术语，进而认识古代传注的文体。例如了解以下术语：

1、“训诂”

“训故”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又称“训诂”。它的意思是解说古言，也就是用通行的话来解释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中国现存最早的辞典名叫《尔雅》,“尔雅”二字译为现代汉语是“近正”,其字面意思也就是训故——依于雅正之语，来通晓古今、殊方之言语。训诂是教育的基础，也是学术的基础。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人是以语言教育为基础课程的。这门课重视古今沟通，以及通语和方言的沟通。这也就是中国学术的出发点。

2、“传”和“说”

这是产生于春秋时代、流行于汉代的传注文体。“传”的意思是口传经义。《释名·释典艺》说：“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可见“传”原指口传。《公羊传·定公元年》说：“主人习其读，而间其传。”何休解释说：“读谓经，传谓训诂。”可见“传”体来源于训诂。但在汉代，“传”在主体上表现为对经义解说的记录，而不是对文字训故的记录，所以颜师古注《汉书·古今人表》说：“传，谓解说经义者也。”“传”体也是产生很早的著述体裁。孔子时代，“传”体就往往用于补记事实，“说”体产生于记录口传学术的需要，也产生于战国时期。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小序有一段话，说到“传”和“训故”的区別。它说：“汉兴，魯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这说明“传”是对“训故”的补充，以“杂说”为素材，主要用来陈述经文大意。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的著录顺序中，也可以看到这一关系：《汉书》在《魯故》一书之后著录《魯说》,在《齐后氏故》、《齐孙氏故》之后著录《齐后氏传》、《齐孙氏传》,在《韩故》之后著录《韩内传》、《韩外传》和《韩说》。这说明：“传”体、“说”体是晚于“訓故”而产生的一种传注体裁，是对训诂的补充。

与训诂的区别在于，“传”体、“说”体不再停留在文字训诂上面，而重在阐释经义；这种阐释原是在口头进行的。

3、“注”

《说文解字》说：“注”的本义是“灌”。由于古书文字句意难懂，需要逐字逐句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如同以水灌溉植物，所以古人把“注”用为传注学的文体名称。这个说法出自唐代人贾公彦。贾公彦在解释《仪礼·士冠礼》“郑氏注”一语时说：“言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由他的解释可以知道，“注”是产生在汉代——具体而言，始于东汉郑玄——的一种传注学文体。所以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之首说：“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为注。”汉代以“注”名篇的注本主要有郑玄的《周官注》、《仪礼注》和《礼记注》;此外有河上公的《老子注》,高诱的《战国策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由于“注”体的流行，后代于是把“注”用为古书训诂的通称，例如《十三经注疏》把毛传、郑笺统称为“注”。

作为一种较晚产生的传注文体，“注”的侧重点和“传”不太相同。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意思是“注”体偏重于对作品内涵的解释。唐代孔颖达解释《礼记》中的“曲礼上第一”说：“注者，即解书之名。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今谓之注者，谦也，不敢传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则传之与注，各出己情。”意思是“传”体侧重对圣者、先师、大儒的言论进行转述和传达；同“传”体相比，“注”体代表注者本人的领悟理解。因为要谦称未必符合先圣之教，所以注者自称为“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评论“论说”一体说：“释经，则与传注参体……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这句话也说明：“传”、“注”代表了传注学的两个历史阶段：“传”体是以述而不作为特点的，大致代表师法的阶段；“注”体讲究有所独创，大致代表家法的阶段。概而言之，“注”代表了最早的学术书写，标志着经学进入了书面学术的时代。

4、“笺”、“疏”和“正义”

关于“笺”、“疏”,《说文解字》也有解释，认为“笺”的本义是“表识书”,“疏”的本义是“通”。这两个解释也见于徐锴、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注解。徐锴说：“笺，今作腹，于书中有所表记之也。”段玉裁说：“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按注诗称‘笺’,自说甚明。《博物志》云：毛为北海相，郑是郡人，故称‘笺’以为敬。此泥魏晋时上书称‘笺’之例，绝非郑意。”又说：“疏之引申为疏阔、分疏、疏记。”由此可见，“笺”的同义词是“标注”,意思是在书中做标识和批注，目的是在“表明”旧义并“下己意”;而“疏”的同义词是“疏通”、“分疏”和“疏记”,意思是疏通古书中的难点和障碍。从现有资料看，“笺”、“疏”是晚于“传”、“注”的传注学文体。其间区别在于：“传”或“注”专门解释古书正文，例如前面说到的汉代的毛亨、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人对先秦经书所作的解说；“笺”和“疏”则不仅解释古书正文，而且解释前人的传注，因此也称“义疏”、“正义”。一般认为，“笺”“疏”之体始于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因为汉代的传注一般只注经而不释注，只有郑玄的《毛诗笺》以毛传为主要的传注对象，既注经文，又申明毛意。这件事进一步说明，经学是在郑玄之时进入书面学术的时代的；它不仅包括狭义的经学，而且包括传学。

不过，以“疏”为名的传注书，却是在南北朝流行的，例如梁武帝著有《周易讲疏》、《尚书大义》,沈重著有《周官礼义疏》,皇侃著有《论语义疏》《礼记义疏》。魏晋时代流行清谈之风和佛教聚徒讲学之风。释道安于是创建义疏之学，来讲解佛教经典。这种风气对儒生治经有很大影响。儒生在阐发经义之时，也追求细致详密，甚至繁复冗杂，所以产生了以上种种“疏”体作品。其中南朝萧梁时代皇侃的《论语义疏》比较有代表性——它是保存到今天的较早的义疏体著作。

后来，义疏体盛行于唐代，称作“正义”。其起因是由于唐代皇帝感到“经学多门，章句繁杂”,需要建立定本，所以在贞观年间，指令孔颖达、颜师古等人整理《易》、《书》、《诗》、《礼》《左传》等五部经典的“义疏”。孔颖达于是撰写了“五经正义”。这部180卷的传注体丛书，《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诗》用毛公传郑玄笺，《左传》用杜预注，《礼记》用郑玄注。因为每经主要采用一家的注解，不杂他家之说，所以叫作“正义”。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在这部书的基础上产生的。《十三经注疏》由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的传注书汇编而成，是义疏体传注著作的集成。

《十三经注疏》的体例是一个“经→传→注→疏”的四层结构。它以意义段落为单元。在每个单元中，首先记录经文；经文之下为“传”文或“注”文；“传”、“注”之后有圆圈，圆圈之后一般是作者所收录的前代各家对正文和注文的注音兼释义；然后有一个由括号圈起来的“疏”字，接写义疏作者的“疏”文。疏的体例一般都是先举出经文或注文开头和结尾的两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再作有针对性的疏解。“疏”一般是先疏正文，再疏注文，恪守“疏不破注”的戒律，对注文加以解释、生发而不作推翻、重解。从这种“经→传→注→疏”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注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今天看的这个部分信息量超大。以前想读古书，不得其门。今天看到了方法，但也需要实践才有可能掌握和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