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傅雷致黄宾虹书
－－作者：张瑞田
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岁。困居北平古城的一代国画大师，不断取出《家庆图》，反复审视。窗外的柿子树果肥叶阔，但比之故乡的橘子树，似乎少了一层亲切。去年，他就因难以平抑的思乡情怀，在《家庆图》上题了一首诗，后四句云：
屈指明正我八旬，萦谈哀乐忆前尘。陈翁留驻韶华笔，六十六年图画新。
声名显赫的黄宾虹的八十寿辰，引起多方注意。他的故交学子纷纷致函北平，表达自己对黄宾虹先生的祝福。在北平度日如年的齐白石作《蟠桃图》祝贺。其他好友如瞿兑之、傅沅叔、郭啸麓、黄公渚等，在北海及蛰园分别举行宴会，隆重庆贺。就连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日本主持人伊东哲，也以全校师生的名义为黄宾虹举行了祝寿仪式。只是黄宾虹没有出席。
就在北平的朋友们为黄宾虹八十华诞额手欢呼时，上海友人傅雷、张元济、吴仲炯、邓秋枚、陈叔通、秦更年，高吹万、姚光、王秋湄及女弟子朱砚英、顾飞，为此筹办“黄宾虹八十书画展”。
傅雷是本次画展的主要策展人，他于一九四三年写给黄宾虹的数十通手札，完整记录了这次画展的全部过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回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上海举行画展的隆重场面，我们又能感受到傅雷与黄宾虹忘年之交的清澈与醇美和当下难以觅见的诚信与人格。
一
傅雷与黄宾虹何时何地相识，我们在傅雷致黄宾虹的手札中可管窥一斑，“八年前在海粟家曾接謦欬，每以未得畅领教益为憾”。这通手札写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那么，傅雷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八年前、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与黄宾虹定交于刘海粟家的。此后，人画俱老的黄宾虹成为青年才俊傅雷的偶像，傅雷也成为黄宾虹心目中识画懂画的知己。也是这通手札，记载了黄宾虹的一次赠画，“此次寄赐法绘，蕴藉浑厚，直追宋人而用笔设色仍具独特面目，拜领之余，珍如拱璧矣”。
喜欢黄宾虹画的傅雷有点着迷，一九四三年五月末，他在上海的一次画展上，见到黄宾虹的山水画《白云山苍苍》，此画在傅雷的眼中是“用笔意繁，丘壑无穷，勾勒生辣中尤饶妩媚之姿，凝练浑沦，与历次所见吾公法绘，另是一种韵味，当即倾囊购归”。如此看来，傅雷收藏黄宾虹的画作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无疑，黄宾虹对傅雷也心存敬念，他于一九四三年六月致函傅雷，“示及《白云山》一轴，谅系前数月间有友约为附加展览之件，事未果行，云托‘荣宝’，如何竟莫详其底蕴耳。兹荷奖赉，贮之高斋，且恧且感”。这样的人，操办自己的画展，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傅雷极其重视黄宾虹画展，他当然知道黄宾虹的艺术实力，他期盼上海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喜欢黄宾虹，又喜欢他的书画作品。傅雷一旦产生新的想法，立刻致书黄宾虹商讨。有时询问，有时建议，有时又提出要求。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手札中，他写道，尊作展览时，鄙见除近作外，最好更将壮年之制以十载为一个阶段，择尤依次陈列，俾观众得觇先生学艺演进之迹，且于摹古一点公别具高见，则若于展览是类作品时，择尤加以长题、长跋，尤可裨益后进……将来除先生寄沪作品外，凡历来友朋投赠之制，倘其人寓居海上者，似亦可由主事者借出，一并陈列，以供同好。
此后的几个月，黄宾虹不断往上海邮寄书画作品，有时也赠送傅雷几件书画作品，有时，傅雷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介绍朋友们购买，有时自己也购得一二珍藏。一九四三年，八十高龄的黄宾虹迎来了创作的颠峰时刻，他住在风雨如磐的北平，在帝都西南角一套简陋的房子里，写字画画。他难得有了好心情，难得不断挥毫研墨，把自己一生的梦想涂抹在暗白色的宣纸上，然后，又将一枚枚沉重而精巧的印章钤在上面。黄宾虹有收藏古印之癖，他曾把收藏的一方刻有“傅雷之印”的古印送给了当时的傅雷，引得傅雷一阵阵感动。
感动以后的傅雷当然要为自己的偶像做一点事情。他致书黄宾虹，询问书画作品的润格，他知道身在北平的黄宾虹的孤独、寂寥、清贫。一位名叫张海清的铁路工人，爱画，不断登门索画，竟至百幅之多，居所命为“百黄斋”。时黄宾虹生活艰辛，张海清常送大米，解黄宾虹一家的饥馑，黄宾虹则以画相谢。傅雷不会不知道黄宾虹在北平的生存现状，即使在筹办画展期间，他也不断帮助黄宾虹卖画，也不断给北平汇款。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傅雷在致黄宾虹的手札中提到“吾公画事润例，乞寄赐数纸为幸”。六月二十五日，傅雷云：“迩来汇京款项又见阻隔，即荣宝斋亦未便，爰恳青岛友人就近由银行汇奉联准券三百元，信已发出数日，赉到之日，尚乞赐示”。由此可见，傅雷汇款北平，已是经常之事了。
傅雷甘愿为黄宾虹当策展人，当经纪人，理由非常简单，他懂黄宾虹，懂黄宾虹的艺术。他尽览世界艺术史和中国艺术史，终于发现黄宾虹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和卓越的艺术才华。他于八月二十日写道：“昨于默飞处获睹尊制画展出品十余件，摩挲竟日不忍释，名山宝藏固匪旦夕所能窥其奥蕴”。再于九月十一日写道：“尊作面目千变万化，而苍润华滋、内刚外柔，实始终一贯。……例如《墨浓多晦冥》一幅，宛然北宋气象；细审之，则奔放不羁、自由跌宕之线条，固吾公自己家数。《马江舟次》一作，俨然元人风骨，而究其表现之法则，已推陈出新，非复前贤窠臼。先生辄以神似貌似之别为言，观兹二画恍然若有所悟。取法古人当从何处着眼，尤足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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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是年三十五岁，比黄宾虹小四十五岁，几乎有两代人之差。傅雷游学法国，治西洋美术史，对中西艺术的短长有真知灼见。他坚决反对以西洋画的画法来改良中国画，同样，对中国画的陋习也不宽宥。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傅雷致黄宾虹的长篇手札，倾吐了一位后学的心声和识见：
晚蚤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尊论尚法变法及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云云，实千古不灭之理，征诸近百年来，西洋画论及文艺复兴期诸名家所言，莫不遥遥相应；更纵览东西艺术盛衰之迹，亦莫不由师自然而昌大，师古人而凌夷。……至吾国近世绘画式微之因，鄙见以为就其大者而言，亦有以下数端：（一）笔墨传统丧失殆尽。有清一代即犯此病，而于今为尤甚，致画家有工具不知运用，笔墨当前几同废物，日日摩古，终不知古人法度所在，即与名作昕夕把晤，亦与盲人观日相去无几。（二）真山真水不知欣赏，造化神奇不知捡拾，画家作画不过东拼西凑，以前人之残山剩水堆砌成幅，大类益智图戏，工巧且远不及。（三）古人真迹无从瞻仰，致学者见闻浅陋，宗派不明，渊源茫然，昔贤精神无缘亲接，即有聪明之士欲求晋修，亦苦一无凭藉。（四）画理画论暧昧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中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无如真理澌灭，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优劣说，中西艺术比较说，中国画的改良说，涉及的问题之深，展望的视角之广，所议论点之准确，我敢说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即使在今天看来，傅雷所思考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中国传统艺术如何创新，当代绘画的语言弱点等问题，也是学人们争议的焦点。三十五岁的傅雷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他优雅的译笔和那本滴血的《傅雷家书》，是他中年以后所为，但那时候的傅雷对西方文学和传统艺术具有同等高度的识见，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黄宾虹对傅雷有后生可畏之赞。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黄宾虹致傅雷手札中倾吐心声：
得上月二十五日赐函，名论高识，倾佩无已。惟荷奖饰逾量，益滋恧感。昔大痴自谓五百年后当有知音，梅道人门可张雀，而且信已画在盛子昭之上；倪云林谓其所画悬之市中，未必能售。古代且然，今以拙笔幸得大雅品题，知己之感，为古人所难，而鄙人幸邀之，非特私心窃喜，直可为中国艺事大有发展之庆也。
应该说，傅雷与黄宾虹是中国艺术史上难得的两位君子，鲜见的一对知音。
可以这样说，黄宾虹是民国年间为数不多的拥有市场的画家，又由于年老体衰，书画作品不会轻易送人。但对傅雷，黄宾虹却表现出十足的慷慨。他常把一些得意之作赠给傅雷，对傅雷的请求，也是有求必应。傅雷写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的手札，说明了一切，“手书并大作十二页均经拜收。屡承厚赐，不知何以言谢，猬以下愚谬荷知遇若是，五衷铭感，楮墨难宣”。
黄宾虹所送，傅雷自购，我敢说，傅雷三十五岁的时候，收藏黄宾虹的书画作品已具有一定规模了。
二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策展人。首先，他具有非同一般的书画审美能力，行政协调才干，市场营销水平。因此，他深得黄宾虹信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傅雷在手札中对黄宾虹说：“晚学殖素俭，兴趣太广，治学太杂，夙以事事浅尝为惧，何敢轻易着手？辱承鞭策，感恧何如，尚乞时加导引，俾得略窥门径，为他日专攻之助，则幸甚焉。尊作画展闻会址已代定妥，在九月底，前书言及作品略以年代分野，风格不妨较多，以便学人研究各点，不知吾公以为如何？亟愿一聆宏论。近顷海上画展已成为应酬交际之媒介，群盲附和，识者缄口。”
每一次黄宾虹从北平寄书画作品到上海，傅雷都要仔细阅览，并致书黄宾虹，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傅雷从展览的总体布局考虑问题，有时就作品的形制，有时从作品的风格，有时以黄宾虹不同时期的追求，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如同傅雷八月三十一日所言，“画会杂务，定当唯力是视，悉心以赴”。在同一通手札中，傅雷就布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会场布置愚见素主宁疏毋密，一般画会所悬作品，鳞次栉比，宛若衣肆，恶俗甚矣”。就连书画作品的润格，他也善意地向黄宾虹建议：“定价一道，数度与柱常等磋商，未敢擅专。海上诸公类以金额定身价，固属可鄙，惟若尊作标价过低，亦不免为画商大批囊括。事出两难，已另由默飞专函请示矣”。
这通手札，充分体现了傅雷作为策展人的聪明才智。第一，他希望黄宾虹的参展作品能全面体现作者的思想素质和创作才能，又可以较全面表现黄宾虹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第二，在布展上，鳞次栉比地悬挂，显然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疏密得当，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真实面貌；第三，书画作品，是艺术品，一经市场流通，便有商品的属性。一些书画家为体现身价，定作品润格不切实际，往往是有价无市。然而，定价过低，又有可能被画商利用。这样的悖论困扰着傅雷，可他一时也找不出好的办法。
傅雷的想法和困惑，对当代书画策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甚至当代某些策展人的眼光和思路，还没有超越傅雷。可见傅雷策展思想的超前性和完整性。即使这样，傅雷谦虚有加。他在九月二十五日致黄宾虹的手札中说道：“值此时艰，吾公盛会竟由愚等后学毛遂自荐，冒昧筹备，亵慢已甚，尤恐措施失当，累及令誉，若能联络同志，多多商榷，则幸甚矣”。
傅雷的认真和细致，也颇值一说。黄宾虹将参展作品分别寄给傅雷和其他友朋，其中一次出现了差错。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傅雷对黄宾虹说：“顷读十七日大示，藉稔历次寄画总数，查第一次十四件（分三包），第二次六件（一包），第三次十二件（一包），共三十二桢，已经吾公核对无误。惟第四次裘宅只收到二十件壹包，足证同日所发之另外壹包二十件未曾送达。应请尊处将八月三十日北京邮局挂号收条贰纸一并送局查询”。
黄宾虹画作不明之事，令傅雷忐忑不安。他四处打探画作的去向，又挖空心思寻找画作遗失的原因。十月一日，他为此又致书黄宾虹，“再查：裘君取来前寄画封套：二一九七八号为北京八月二十六日（非如尊示之二十八日）十九时邮戳；二二二二六号则因中间封套曾以破烂过甚，弃去一次，不复可查。二四一九号（非如尊示之二四一六）乃高吹万翁寄吾公书件之包皮纸，系北京八月三十日十九是邮戳。以上核对无误。可怪者乃二二二二六号一件，来示云系八月二十九日十二时邮戳，则所遗失之一包二十件，似并非如前示所言，为三十日同时寄发者。若八月三十日，的确同时付邮二件，则其中二四一九号一件确已收到。只须托京局查二四一九号之上下联号，有否尊处寄件，即可明了。裘君托沪局查问结果确有二一九七八一件、二四一九一件。‘二二二二六’一件号数，则遍查无着。惟有二二二一六及二二二二，余号皆空号。专此渎陈，即乞詧核再查”。
十月四日，傅雷继续致书黄宾虹，“所可怪者，乃二二二二六号一次，沪总局遍查未有此号。故裘君第二次所收到之十二件（即北平二十六后三十前所发者），是否为二二二二六号，无从证明。总之：倘尊寄裘君名下，共只三次，则裘君收到三次，并无失误。倘寄裘君名下者有四次，则中间失落一次。又历次来示，均言三十日同时寄沪两包，每包二十件。乃最近尊致裘宅信，又谓二二二二六一包，系二十九日发，与前说不符。致疑云重重，更难核对”。
这批画牵动了傅雷的心，他无法接受丢画的现实。十月七日，他又一次向黄宾虹表达自己的看法：“尊处八月三十日寄裘府一包之号数，既为二四一九号。复查先生九月七日自京寄敝寓之挂号信，号码为二六六，发信日期相去八天，挂号号码相差二百四十一号，甚为合理。更可证同日同时所发之挂号信件，必号数相联。且二万一千余号，根本与二四一九不合，已大可疑”。
怎么办，傅雷只有穷追不舍。他向往黄宾虹，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黄宾虹的画丢不了。
果真未丢。当厘清黄宾虹寄沪画作后，傅雷立刻致书黄宾虹：“截止目前为止，敝处共存画一百零五件，又联五件，共一百一十件，已于十二日复书内详及。所云十二日由新会代发之三十幅，刻上未到，大抵日内必可来申。以此三十件与前收书画合计，确为一百四十件不误。八月三十日邮据倘只有一纸，则当时失件谅在未投邮前已生弊窦，总望珠还，不落匪人或市侩手也”。
真相大白，傅雷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傅雷以他潇洒、隽永的小楷抄录了“经手宾老寄沪书画总清单”、“傅宅经收书画细账”清单，向黄宾虹详细汇报了自己在上海收阅书画数目事宜，深得黄宾虹的赞许。
其实，当时的上海并不尽如人意。傅雷在十月十一日的手札中写道：“海上艺坛风气败坏已极，朋倚星散，集首为难，即欲结一小小社团且感不易。愚见夙以各自为战，埋首为未来学术作铺路小工，成败一任天数自励，未识北方学人亦有成效可睹之士一通声气乎”。
文人相轻，古今皆然。
然而，傅雷看重文人之间化不开的友谊与情怀，那种可以超越时间的交游与理解，是历史中美好的存在。傅雷努力把这件事办好，他相信，这件注定被后人记住的事，会散发出永恒的墨香。
傅雷深通书画经济学，他一边为画展的行政工作殚精竭虑，一边为黄宾虹书画作品的营销有的放矢。画展开幕前夕，在傅雷的协调下，黄宾虹即将参展的书画作品已被多人预定。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傅雷致书黄宾虹，“昨日吴仲坰、秦曼青、高吹万、姚石子四公来舍，拜观尊作，毋任感奋，姚君并定购花卉一幅，现下已定画件，约如下列：傅定：十件，顾定：一件，姚石子君定：一件，裘定：一件，傅亲友定：四件，合共预定十七件”。十一月四日，傅雷又说，“尊画预定已有三十三件，达两万六千元，尚有续定者，前途甚可乐观，足见吾公一生劬学，自有识者倾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在上海举行，同时又出版了《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黄宾虹书画展特刊》。秦更年在画册序言中写道：“歙黄宾虹先生今年政八十，海上故人，谋所以娱其意而为之寿者，因驰书旧京，索年时画稿，展览于沪，凡得百许幅；高古苍润，脱去笔墨蹊径，直须于古人中求之，观者莫不餍其意以去。”
黄宾虹作长诗《八十感言》，云：“……八十学无成，炳烛心未已。云山事卧游，纂述接遐轨。夙昔此微尚，藏箧不弃委。金华予季居，邱壑颇清美……”
上海知名人士陈叔通、邓秋枚、王秋湄、高吹万等人纷纷赋诗作文，称赞黄宾虹的为人为艺为学。其中王秋湄在《真画》一文中写道：“予于高邮宣公古愚尝论当代画家，古愚推宾虹第一，曰：‘是真画也。’……予交古愚尝三十余年，见其素不轻许人，而倾佩宾虹若是。”
傅雷写《观画答客问》长文，全面而系统论述了黄宾虹的美术创作，他说：“常人专尊一家，故形貌常同。黄氏兼采众长，已入画境，故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故一丘一壑，纯若七宝楼台，或竟似益智图戏，东捡一山，西取一水，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阅数十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故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咫尺，或图一隅为巨幛；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咏春潮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阴晴昼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慷慨，因情而变。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方，乃为不得不至之结果。”
《观画答客问》得到黄宾虹的高度评价，他写给女弟子朱砚英的手札提到该文，“鄙人慨画学少人研究，已二百余年矣。今得渠所论画，颇有见解，以为知己。”
画展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书画的销售情况更加乐观。傅雷在画展开幕的当天夜里，驰书汇报，“旧作以年代为序，新作以尺寸色彩配搭，务期和谐醒目，会场灯光特换大号灯泡悬挂，亦从宽舒，颇与一般情形不同。各报舆论甚好，会前预定已有四十一件，今日一日又定去画四十二件、字十四件（一日内共定五十六件），连前已定出九十七件，值六万三千元”。十一月二十一日，傅雷继续驰书汇报，“连日会况热烈，堪称空前。上海英文、法文报均有评论，推崇备至，此历来画会所罕有，非迷信外人，实以彼辈标准高、持论严，素不轻易捧场如华报之专讲交情也”。十一月二十四日，画展结束后的第一天，傅雷再度驰书汇报，“画会昨晚结束，总共五日，参观人数，就签名者计六百余人，未签名者约有三四倍。售画总数为一百六十件（花卉、字在内），余下十七件暂存敝寓，以待后命。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开支总数为一万五千元弱。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亦有七千余元。此次印制画集，非特未出本金，且早有收入，可贺可贺。总账尚未全结，且待二三日内收齐画款后，再有详细账目寄奉。大致净盈余在十二万左右。若照历次尊示所开价计，则即全部售完，亦不过十一万余。今敝处权宜酌加，适应沪地情形，故售至十四万余，尚可有余画十七件”。
傅雷干得很棒。
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傅雷二三事》中说：“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三
我知道和了解的傅雷，来自于他的译著。也可以这样说，对他在美术、书法和收藏、策展方面的才华，是读“傅译”以后才知晓的。
当傅雷热开始降温时，我读到《傅雷书信集》的影印本，一行行优美文雅的字迹，一段段意新语俊的陈述，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傅雷热便在我的生活中重新升起。
傅雷是杰出的翻译家、作家，在我的眼里，他又是出色的美术评论家、书法家和收藏家。我读了《中国画论的美学检讨》、《观画答客问》等文章，中国人对中国美术的理性认识，有可能是从傅雷开始的。
他是书法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还在持续着，我每天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傅雷书信集》，读两通傅雷的手札。开始关注手札的内容，致黄宾虹的手札，叙述了上个世纪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行止、审美趣味、商业往来、人际交往，以及北京、上海的风俗。
两人是忘年交，穿梭于北京、上海的手札，写出了两位前辈的风流、高贵、潇洒。这种友情已多年不见，即使想一想，内心也充满了温暖。
关注手札的内容，更多地了解了傅雷与黄宾虹，那些诗情画意的往昔生活，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我的生命热情。
至此我才关注傅雷的字。与手札内容相映成趣的行草书，不仅托起了写信人的炽热情感，又呈现出一个雅重行实，学养生道的君子。我进入了书法审美的状态，我进入了傅雷书法的深处，渐渐，作为书法家的傅雷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
阻挡我对书法家傅雷的认同，是我青少年时代对傅雷的理解。我读过傅雷的许多译著，印象深刻、甚至对我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便是大家熟知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艺术哲学》。那时，我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的片段，修饰着自己昂扬的岁月。后来，又读到《傅雷家书》，写给儿子的数百封书信，也写出来一个完美的父亲。于是，在知识与文化被重新评估的中国，傅雷便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父亲。不久前，在我做了父亲的时候，我再一次阅读《傅雷家书》，再一次被作为父亲的傅雷激动。这时候的傅雷有多么完美，我不想赋予傅雷更多的意义，我想，傅雷有《约翰?克里斯朵夫》、有《艺术哲学》、有《傅雷家书》，足够了。可是，看《傅雷书信集》，我的“吝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挡不住傅雷，本该属于他的没有人可以占有。作为书法家的傅雷，我们必须面对。
对傅雷手札内容的熟读，我了解到在上海的傅雷一边用钢笔译书，一边用毛笔写美术评论；一边与出版商打交道，一边与马公愚、夏丏尊、沈尹默等名流宿儒雅集唱和；一边关注文学艺术的教化，一边经纪书画，还做得井井有条。细腻而博大，精致而深邃的傅雷，在放达处竟然是有谋略地实现着自己的书法家之梦。
傅雷书法得“二王”正传，小楷胎息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舒朗、雅正，以此写成的经办黄宾虹书画的账目，也遍布阳光，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冷———收到几件，卖出几件，送人几件，所剩几件，清清楚楚；收到的钱数，哪些存进了银行，哪些汇到了北京，毫厘不差。剩余资金的使用，傅雷有高见相提，他反对投资股票，反对黄宾虹做投机生意，支持宾老先生囤积一些上好的宣纸。看看，做买卖，也不离文房四宝，也讲究诗书相映。傅雷的行草书，有王羲之《圣教序》之骨，亦多“二王”尺牍之妙，流畅间不失传统的法度，激越时顿显艺术的雍容。我不知道傅雷与沈尹默是否交流过书写的经验，当我看到沈先生同一时期的行草小字，其中的结体、韵致，与傅字如出一辙。我知道，沈先生的字也是从“二王”中来，海上诸多名家都离不开“二王”，白蕉不是也写得一手这样高逸的字嘛。看来东晋在上海文人的心中并不遥远。
当下的文人字已不可观，究其原因，便是心中无古，腕下轻滑。我打开了《傅雷书信集》，终生不会合上。
但傅雷终究是悲剧的。他与黄宾虹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往，一对知音，难分彼此。傅雷热爱黄宾虹，他藏有黄宾虹书画作品、包括手札已过百件。凭此，傅雷便是了不起的收藏家。然而，我了解傅雷最后的不幸，我关心他的藏品归于何处。终于，我在傅雷写于一九六六年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公家？公家在哪？
公家，今生今世，我能否看到傅雷的藏品？那些藏品可是傅雷一生的心血、一世的辛酸啊。我期待着。
常人专尊一家，故形貌常同。黄氏兼采众长，已入化境，故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宗相守，故一丘一壑，纯若七宝楼台，堆砌而成；或竟似益智游戏，东捡一山，西取一水，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阅数十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故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咫尺，或图一隅为巨障，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咏春朝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阴晴书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慷慨，因情而变。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方，乃为不得不至之结果。
-傅雷《观画答客问》
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经唐宋，集历代各家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全新的笔法，给你以荆浩、关仝、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写实本领 （指施行时的钩稿），不用说国画家中几百年无人可比，即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在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傅雷《致刘杭书》
黄、傅通信函件堪称现代中国画史上重要文献，这些通信几乎涵盖中国画理最重要的命题，即中国画的现代再生。此时黄宾虹年届八十，从事于沟通中西画理、宏扬笔墨精神已三十余载，对中国画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趋向已有深切独到的见解，而小于他四十多岁的傅雷游学欧西归国，亲炙中国画坛近十载，对国内中、西画疲 不振有切肤之痛。当此两人暌隔南北，感慨于真知不为世人理解之际，他们的“真正缔交”，可以说是天合之巧。傅雷在黄宾虹身上看到中国画的希望与生路，黄宾虹在傅雷身上找到知遇和激励。所谓知遇，并非仅仅停留在找到崇拜者这层凡肤的意义上，更可贵的是找到整合中国画理学术道路上的支持者、理解者。被理解，遣是两人的共同的心理需求。黄、傅间的忘年交决非捧角者与被捧者的俗套，由于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小说的盛名掩盖了他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与卓见；黄宾虹绘画为世人注目而忽视了他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他们的交谊仅被视作艺坛佳话而广为传颂，而对这一交谊所涵含的中国画学发展层面上的全新意义，尚处于盲区，没有被上升到学术范畴作充分的发掘。
-《黄宾虹年谱》
傅雷（1908-1966），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号怒厂，上海人，中国现代翻译巨匠，1932年参与创办“决澜社”，1943年与黄宾虹订交，彼此引为知已。毕生宣扬黄宾虹艺术。出版有《傅雷译文全集》、《傅雷家书》等。
黄宾虹作品鉴赏：
《湖山清夏》作于黄宾虹晚年，是他此期的典型面貌。由于目疾原因，黄宾虹生命最后一个时期的绘画无法追求精准的轮廓与细微的笔墨刻画，而是将几十年蓄积的功力与情怀完全释放到相对粗笔的山水之中，这时期画作的墨与色，用笔与用水看似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章法与规律，有很多画作都是以浓墨在十分浅谈的墨或赭石、花青上点划，与一般山水画先用墨笔，再点染颜色有很大差别，可整幅画看上去，只觉无比老辣，层次井然；而且黄宾虹此时用墨极富墨彩，耐人玩味。正因为这些特点，黄宾虹晚年画作一直被认为是他一生画艺的结晶，格外受到鉴赏家的珍受。
晚年黄宾虹的变法是取径回归北宋，却和西洋画家新创笔触暗合，也是受自然启发的殊途同归。他到晚年熔铸皴法，用笔日趋自由，打点作皴、兼点带皴，短笔触越来越多，积万千短笔，层层积染，不由让人联想到油画的点；他以为中国画的墨分五彩，就是西画用色因光而变。印象派的基本技法是将未调配的原色点到画上，颜色看起来特别通透、明亮、自然；黄宾虹以宿墨、石色打点，积点、积彩，效果很相似，却是不折不扣的国画手法。
黄宾虹在晚年变法中特别注意保持中国画重精神、神似的传统与特色，在授法弟子王伯敏与朱砚英时都深入阐述并反复强调。他以为写山水不能像摄影只取形似，要“夺”其内涵神韵。江山虽然如画却永难企及绘画所营造的理想化之美，要以画坛前贤发明的各种笔墨法、人工剪裁来巧夺天工，由实入虚、虚实结合，求真内美。
黄宾虹写北宋阴面山，和“四王”后画坛主流写阳面山不用重墨重色、所作山峦几乎全白不同，是为探究真山形态。但当王伯敏问他为何正午阳光灿烂，山顶反是浓黑的，他回答说：“作为画，一切为了悦目。”
他此时山水是虚实兼备，实处是浓黑墨点与青绿斑驳色点的融合无际，斑斓秾古宛若商周彝鼎、良渚古玉，以此来摹写真山实水；而笔墨之外体现自然浓郁的生机和文化历史的厚重感、静穆和谐的精神情韵，就是画的实中虚。在画中他是借白光、用水等形式表现虚处。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讲求布白，天空、水面、云气就是虚白。北宋画多写深黑晦冥的夜山却不显沈闷窒塞，如董源就在山顶画矶头（明亮石块）使画面有光的表现。黄宾虹也常说“北宋云中山顶”，“巨然画山中云气，常于空白处浮现纸上，突过前人”。明末的龚半千在用浓墨外于用光上也有突破。黄宾虹继承前人用光和传统画学中知白守黑、计白当黑的虚实之旨，在无数个静看夜山的日子里见到月光照在夜山上勾勒出的轮廓、山中房屋的灯光在万壑深黑中明灭，尤其是在瞿塘峡那个晚上看到”月移壁”景象使他觉得整座山就如一堵月下的墙壁，于是顿悟了那神秘的白色灵光。他后来作画总是在山顶、石头、树木、房屋、小桥流水、人物等画中主要实体周围留出一些空白，那整体密实、墨色浓黑的画面中的白色亮光，使画中处处显得空灵通透。黄宾虹以为那就是他所求的无虚非实的化境。
黄宾虹 秋山策杖图、篆书七言联书画一堂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薇”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78岁的宾虹老人以此情此景入画，将先人的诗韵淋漓尽致的展现于画作《秋山策杖》之间。此画是宾老晚年最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风格儒雅，书卷气息浓郁。画中山路曲折盘旋，草木繁盛，意境清妍秀润，构图平中取奇，笔墨枯润、虚实相间，充分体现出宾虹大师晚年“峰峦浑厚，草木华滋”的艺术风格。
在这幅《秋山策杖》中，景物既有大自然的真实之趣，又有典型传统笔墨技法的浑厚意境。构图简洁，山川奇峭、云烟变换、屋舍俨然、草木华滋，笔墨千变万化，用笔藏头护尾，无起止之迹，圆中寓方，方中含圆，转折交待分明，笔气贯通，墨法浑然，黄宾虹所提及的“内美”正是透过这别具匠心的墨法表现出来。
画中古木山石，造型不拘成法，随意点染，岚气鼓荡，坡石与江河的空间转换浑然天成，皴法不拘成法，勾勒逸笔草草，小桥横跨，策杖老者姗姗而来，远方鸿雁天际飞翔，一派秋高气爽的山水景色。这种意境来源于黄宾虹对于用笔的独特见地，宾虹老人以“平、圆、留、重、变”五字概括之。正如黄宾虹说：“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凡画山，不必真似山，凡画水，不必真似水，欲其察而可识，视而可见也，故吾以六法指事之法行之。”此画另配宾虹大师最擅长的篆籀七言对联，宾虹先生传统学识过人，所以更倾心于高古的金文大篆，字与画的完美结合更全面的体现出黄宾虹先生在书画艺术上的高超境界。
《南高峰小景》为宾虹公九十二岁高龄时所作，为先生晚年精心之作。画上宾公自题作画经过：画家纪游西湖，舟中观友人藏画，归后遂作此图以馈“伯钧先生”。伯均即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宾虹公早年山水天真幽淡、笔墨精秀、风格峻爽，总体上讲走的是疏淡清逸的路子，可谓“独为清尚之风”，是师古人之典范。晚年则一改传统之习，独创“平、圆、留、重、变”五种运笔之法，并“浓、淡、破、泼、积、焦、宿”七种施墨之法的运用愈发得心应手、潇洒自如，画面厚重而深沉，浑厚华滋。本幅《南高峰小景》笔墨秀润而结构精严，诸种意象安排妥贴，重峦幽谷、密林陡壑、隐舍悬瀑、岫云山径，层次颇多，但画面仍气脉贯通，清妍秀润而意趣生动，繁密处不能容针、疏空处几可跑马，对于画面结构的调控和尺度的拿捏可谓妙到颠毫。从技法上来看，画家以水墨、小青绿技法并辅留白之法，描摹云岚、青山、古树、幽居，积墨、破墨、渍墨、铺水，无所不用其极，在纸上任意纵横氤氲，呈现出时而特别湿润而浓重、时而干处发白的审美效果，而笔墨攒簇、层层深厚，入眼皆是水墨淋漓，云烟幻灭，好一派活生生的自然胜景。《南高峰小景》在几逾十二尺的画轴上绘写西湖南高峰盛景，不求气韵而气韵自生，不求法备而万法具备，堪称宾虹公晚年师法造化的绝佳实践。此幅画家自署“九十二龄”，宾翁款署“九十二”者至为稀见，“九十二”岁大幅创作更是绝少，目前市场所见，仅以陈叔通旧藏《黄山汤口》可与此幅比肩。
黄宾虹的雄健恢宏的画风与丰富多变的笔墨中，蕴涵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自然内美的美学取向。宾虹先生曾有言：“作画实中求虚，黑中留白，如一灿之光，通室皆明”。此幅山水乃为黄宾虹的晚年之作，取高远式构图，水墨为之，描绘了山居之景，近景处的树木郁郁葱葱，房舍隐现，远处山峦起伏，溪水潺动，桥上一人独归，静谧惬意。浓墨勾出山峦轮廓和脉络，线条遒劲圆润，其上以干墨繁皴密点，笔法古朴苍劲，繁简虚实，刚柔相济，衬托出画面的灵动，可谓韵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