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落尽，烽烟四起。电影只负责描述和呈现，剩下的只能由观众去解读和感受。这个时代，我们似乎缺乏了对自我的感知能力，每一次人性的回归都需要外力的引导，如暑期档大片《战狼》和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芳华》。但外力消失，内心归寂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改变的又是什么呢？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其实当人性可以消费，善良可以吸金（据说电影《芳华》票房已达6个多亿），社会被资本、市场和消费逻辑改造之后，善良必然遭遇困境。

1、你的出身决定了别人能否善良的对你

电影《芳华》的故事情节很复杂，内容却很简单。讲述的无非就是一位不被待见的社会底层女孩怎么坚守自己的内心，坚持自己的梦想的故事，另一位主角的故事则老套得不能再老套，无非就是好人未必有好报的内容填充。

从“戏剧是矛盾最集中”的角度看，电影《芳华》是比较成功的。整部电影中既隐藏着底层、中层和上层三个江湖的对立和碰撞，又隐含着各个江湖内部的自我厮杀。作为集万千不幸于一身的女主角何小萍，父亲劳改、母亲改嫁、继父歧视，弟妺欺负，这是底层丛林社会的恃强凌弱；好不容易因为舞蹈出色被招进了文工团这一可以视为当时的上层社会，却因土得掉渣的出身，没有任何背景的支撑，受到战友的孤立、朋友的羞辱，这是上层丛林社会的阻击追杀。

影片中何小萍刻苦练习钻研舞蹈、摆脱歧视羞辱的努力就像进城的农村孩子想用奋斗洗刷自己身上的泥土味一样，其本身就是对上层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和靠拢。但这种认同和靠拢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先到者的接受和认可。其实当我们把命运寄存于那个原身阶层之上的社会标准中时，在起点上我们就已承认低人一等，受到不对等的对待就事所必然，不可避免。因此，在社会阶层攀爬的过程中，你的出身决定了别人能否善良地对你。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人满怀爱心的对你，但如果不能保持与我们身份上的平等，那也不是善良，而只不过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恩赐。

2、能否善良取决于我们自己，能否被善良的对待则取决于他人

看电影《芳华》不得不提另一个主角刘峰的故事。作为影片体现人性光辉榜样的刘峰是一个活雷峰一样的人物，帅气阳光、积极向上、心灵手巧、爱做好人好事，似乎为了衬托何小萍的不幸，这是一个集现实幸运（出身较好）和上天恩赐（帅气阳光、品行高尚、心灵手巧）于一身的人物。但就这样一个充满爱心，乐于助人的“慈善明星”却因为对高干子弟出身的歌唱演员林丁丁心生爱慕，情不自禁的一次拥抱，而使自己命运的轨迹陡然转向，先被调去伐木连，后上战场失去胳膊，最后转业沦为一名被城管追赶的小贩。

这是好人未必有好报故事描述的电影版本。事实上从善良行为的过程看，善良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主行为，这种行为与外在环境无关，因为善良永远是善良者的通行证，而丑恶永远是丑恶者的遮羞布。于善良而言，即使深陷命运的泥淖之中，也从不会丢弃内心善良的原则、保持心中向善的光亮，也永远不会失去人性的光辉。

曾在二战期间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美籍很犹太裔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其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回顾其集中营生活时说：“即使是在可怕的心理和生理的条件下，人也能够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集生营的生活“每天每时你都需要做出决定，这样的决定将使你要么屈从于致命的暴力，要么保持自我内在和自由，同时也将决定你是否成为环境玩物，是否抛弃自由和尊严而变成环境的玩物”。当我们抱怨人心不古的时，不知是否反思过自已是不是也在为这个人心不古的环境为虎作伥、加油添醋。而影片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刘峰也没有放弃对善良的坚守，只要我们心怀一颗为善之心，就什么时候都能找到行善的机会。

造化弄人是责任的推托，而人弄造化则是我们每个人难以逃脱的命运。为善不是一对一的市场交易，而是只问付出不求回报的单向自觉。因此，能否善良取决于我们自己，而能否被善良的对待则取决于他人。但只要是社会就很难走出“公地悲剧”的悖论，这是善良必然遭遇的尴尬和宿命。笔者曾在《江歌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中说过，这个世界成本最低，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要求别人讲道德。但当市场经济理性人假定把人的私欲都合法化、社会化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对自私自利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作自我辩护时，善良不可避免地就会沦为一种“只说不做”的道德消费，而这种道德消费则不仅掏空了这个社会对善良的认识，还有我们对善良的感受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芳华》根本就无法超越商业大片的局限，也难逃被道德消费的命运。

3、善良从来就不是成功者的励志故事，而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在一个以权力和资本作为衡量成功标志的社会当中，善良除了有话语的价值之外，是很难转为现实行动的。电影中一个场景其实已这一结果作了注脚。失去右臂的刘峰花三千块钱买了一辆车做点小生意糊口却被城管扣车并罚款1000元，缴不起罚款的刘峰好话说尽，送烟打人情，还是被赶了出来，被打倒在地，并摔断了假臂，结果恰巧被路过的文工团战友郝淑雯看见，代缴了罚款。但这笔没开收据的罚款最终却被城管人员私分流进了各自的腰包。这既象征着善良对邪恶的屈服，也象征着理想向现实的投降。而在电影院中消费这场充满怀旧影片的我们，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那影片中的那些“城管”们，一方面对善良的稀缺唏嘘不已，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对丑恶的横行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这就是人，这就是复杂的人性，这就是被权力和资本逻辑改造过的人性。从古至今，在生存压力下，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同情过弱者，从来就是崇尚强权，推崇强人的。就连以慈悲为怀标榜的佛家都未能免俗，经常弃守自己的原则和阵地，坏人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好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都成不了佛。在这样一种充满丛林气息的社会当中，恐怕很难让人能够心服口服地认同善良带给自己的人生意义、生命价值。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在其著作《坏世界研究》中指出，如果道德上的榜样不能和利益上成功的榜样合二为一，讲道德就很难成为被社会普遍模仿的行为。在一个一切权力和资本主宰的丛林社会中，善良从来就不是成功者的励志故事，而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就像影片中的刘峰，除了善良，一无所有。因为只有“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最能珍惜善良”，而其他人除了钱，就是权。

于是，善良除了走向死亡，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