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心中，如果凡事都用对错来评判，那他一定活的很痛苦。因为，没有绝对的对错。或者说，这个世界上，之前有三种不同的对错观并立。

但凡有人框架你，你大可跳出他的框架。

如果有人武断地评判一件事的对错，那你是否首先跳出来问过他一句：对错的标准是什么？是站在谁的角度来说对错？

一位首富为了救回被绑架的儿子，而向绑匪支付了数亿的赎金。

绑匪问：你为什么这么冷静？

首富回答：因为我错了。我这样高的知名度和身价，但是却没有做一丁点的安保防备，以至于给了你们绑架我的机会。是我自己的错。

你看，我们当然知道在法律层面，肯定是绑匪的错。但是，在首富看来，错的人是他自己。这就是不一样的对错观。

首富的对错观，就是典型的商人的对错观。案例中与之对应的，是法学家的对错观。

首富的思维方式，在心理学领域，叫做“课题分离”。“课题分离”是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要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那就要区分开什么是你的课题，什么是我的课题，什么是他的课题。绑匪的课题是索要赎金，首富的课题是避免危险。

同理，一个行人因为在过斑马线时，被闯红灯的卡车撞伤截肢了。请问一下，是谁的错？

在大多数人看来，肯定是司机的错。但是，在行人看来，把错归结在司机身上毫无用处，因为他健全的肢体再也回不来了。甚至，他可能会说：都是我自己的错，要是我在过斑马线时，注意一下左右闯灯的车辆，也许我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你看，后面这种不同的对错观，在生活中并不罕见。因为承受损失的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对错观的结果也就不同。

同样的案例你也经常遇到。如果你被地痞无赖踩了一脚，看架势他正要和你纠缠。如果讲书本上的对错，你可能会耗费一个小时大吵一架，甚至花半天时间浪费在派出所。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值钱，纠缠在一起你的损失明显更大，那你可能会说“不好意思，是我的错”，然后心平气和的走开。承担责任、立即止损，这是生活中实用的对错观。

换句话说，谁承担责任、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责任。

其实，一个人的心中，至少应该有三种对错观：

法学家的对错观、经济学家的对错观、商人的对错观。

法学家、评论家，讲法律、讲道义，他们看证据确凿，谁的证据确凿就是谁的错。

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看社会的总体成本，谁让社会总成本最低，那就是谁的错。

商人的对错观最简单，犹如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坏人A诱骗好人B去了C的没有锁门的工地玩耍，结果B高处失足摔死了。请问一下，是谁的错？

在法学家看来，完全没有争论，肯定是A的错，因为这是A在蓄意谋杀呀。这种结论肯定大快人心，但是并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法学家、法律做不到的事情，也许经济学家就很容易做到。

与讲求证据确凿的法律不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他们讲求社会总成本最低。所以，他们的看法是：C的错。只需要稍微重罚C，那以后所有的工地拥有者，就都会给工地上锁了。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类似的悲剧就会大幅减少。关键是，成本还很低。毕竟，让所有的C都把工地上锁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避免好人B们被坏人A们诱骗进入C们的工地的社会成本总和。

你看，虽然这样看来C可能有点冤，但是只需要一次这样的先例，所有的C就都会为避免风险而上锁，整个社会最小成本的防止了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虽然看上去不合理，但是会比单纯的从法律从道义的角度，更加有效果。

同样的，一个法律案件，只要变成社会热点引发全社会关注，那判决的程度就有可能不同，是因为除了要讲求法律道义外，还要考虑社会效应和总成本。

而商人呢？

他会说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B只能怪自己。也许B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想：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蠢到被诱骗至此，毕竟无论怪A还是怪C，我的生命都无法挽回了。

最后承受坏结果的人是我自己，所以为错背负责任的人，也应该是我自己。

如果你还不理解，那让我们回到斑马线交通事故的那个案例。难道要让那个行人想：我是守交通规则的，是闯红灯的司机的错，因为我是对的，所以我不必改变我的行为，我依然会径直前行，直到和卡车相撞？如果是这样，无论多少次，那悲剧于他都无可避免……

如果你是评论家，你可以选择法学家的立场，讲法律层面的对错。

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可以将社会总成本最小化，造福社会，选择经济学家的对错观。

但如果那个将要失足高摔的B和斑马线上就要出事的人就是你自己，那我建议你选择商人的对错观：都是我的错，毕竟，我的损失最大，所以我承担责任！

总之，我们都是普罗大众，谁的损失大，谁承担责任，就是谁的错。

不要再问是对是错，而要问：站在谁的角度说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