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淄博烧烤火爆全网，连“愤怒的小鸟”创始人彼得都乘坐高铁“进淄赶烤”。

前段时间，宝马mini车展冰淇淋事件引发热议。事后，有国人自掏腰包买了一大包冰淇淋在现场发放，高喊“中国人免费领”。

不过，有多少人“进淄赶烤”不是为了一顿烧烤，而是被当地政府的实干和淄博人民的热情所感动？有多少人冲进宝马车展不是为了一个冰淇淋，而是要表达不满？

我们的消费并不都是为了生活所需，消费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以及更深的、不易被察觉的情感和欲求。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协会前任主席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在《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析》中指出，一张待付的账单“牵涉的不仅是单纯的钱的问题，而且是每个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在这本书中，作者阿夫纳拉从咨询实例、文学形象等入手，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了我们的消费行为。

让我们跟随阿夫纳拉，一起化身弗洛伊德，寻找潜藏在日常消费行为背后的隐密。 

01  被童年追赶的钞票

作者认为金钱“是一切财富的想象性载体，保留着童年的气息。”

他的一个来访者乌戈林坚持要用支票支付咨询费，并且是以邮寄而非面对面的方式交付。

乌戈林并非不舍得那些钱，他对分析师提供的服务价值并无异议。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乌戈林的这个坚持背后隐藏着什么。

随着交谈的深入，作者渐渐勾勒出了乌戈林的家庭画像。

乌戈林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金钱至上主义者。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关系、情谊都是以利益衡量的：乌戈林的朋友只是地位高的可利用的人，乌戈林的初恋是想把他套牢的坏女孩，周围的邻居是惦记自己财产的窥伺者。这位父亲只相信金钱，不信任人类。

让乌戈林记忆犹新的是，当他从父亲那里争取到零花钱时，拿到的永远是装着皱巴巴的、偶尔还缺上一两张钞票的信封。

这样的童年让乌戈林对金钱产生一种厌恶和恐惧：厌恶的是父亲无处不在的算计，恐惧的是被父亲控制的感觉。

正如作者所说，“乌戈林成长的世界是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行动是毫无动机的。”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来自童年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乌戈林，直接影响了他的消费行为。

乌戈林因为父亲的吝啬而表现出对金钱的逃避，还有很多人因为童年时期的物质匮乏表现出报复性消费、无节制囤货等行为。

八、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多数都经历过一定的物质匮乏。

演员张歆艺分享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她喜欢上一双小白鞋，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母亲不给买。后来她自己挣了钱，就一口气买了几十双。

小时候吃不到的零食、玩不起的乐高，长大后都变成了一种执着，不受控制地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花出去的钱，已经不单纯是为了当下的快乐，而是延迟了十几年的满足。

02  维持身份和尊严的消费

电视剧《天道》中有一个叫刘冰的角色，跟随主角创办公司。他自作主张在名片上印上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头衔，喜欢开着公司唯一一辆借来的高档轿车招摇过市。

在刘冰心里，那个头衔和那辆车代表着他的尊严和地位。即使公司因为经营问题难以为继，他也宁愿选择继续守着那辆轿车，维持虚妄的假象。

最终，在公司的关键时刻，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背叛，把自己陷入两难境地，不得已用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作者眼里，这种行为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周围人眼中的形象”，试图“得到无限的权威、绝对的认可”，是一种典型的自恋行为。

为了满足这种自恋，有的人热衷于“面子消费”，请客吃饭必点一大桌菜造成“舌尖上的浪费”，年节送礼必讲究豪华包装，形式大于内容。

有的人不惜高额贷款维持表面上光鲜亮丽的生活。他们不会选择正当劳动积累财富的路径，无法接受延迟满足，寄希望于借贷、彩票甚至赌博快速获取钱财，对自己承担的债务视而不见。

作者认为，“笃定的自恋、毫无拖延的满足、金钱取之不尽的幻想”都属于弗洛伊德理论中“口欲阶段”的典型特征。

“口欲阶段”是婴儿出生后必经的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婴儿处于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可以随时得到母亲的喂养。他们无法区分自身和外部，认为“我”就是世界的全部，“我”不欠别人的债。

精神分析家唐纳德·温尼科特将这一心理称作“对债务的原初无知”。

等到婴儿终于将自我与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理解了世界是在“我”之外，他人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才会承认“我”对这个世界“负有债务”。

人们在面子消费、超额消费时往往退缩回了“口欲阶段”，看不清自我，又看轻了这个世界。

03  捍卫自由和平等的货币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香烟在监狱里是硬通货，可以用来交换食物和生活用品。

不过，一旦香烟供应不足或超量，或者出现了比香烟更抢手、更容易被接受的物品，香烟就失去了作为硬通货的资格。

用香烟换取物品，本质上是一种易货交易。

作者认为，“采用易货，我们就处在了想象的暴力之中。”我们会担心自己手里的物品是不是别人所需，能不能换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摆脱了以物易物的时代，习惯了使用公认的货币支付各种开销。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说：“货币在我的欲望和别人的欲望之间设立了一个距离，它完全一视同仁地俯瞰着这些客体。”

货币对于每一个使用他的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使用他的人是谁，同样数量的货币都能买到同等价值的物品。

作者尤其欣赏货币在他从事的精神分析领域发挥的作用。

来访者用货币向分析师支付诊费，而不是一头牛或一袋粮食，分析师也理所当然地接受货币这一载体。来访者不必担心分析师是否看得上他带来交换的物品、是否会因为对货物不满意而在治疗中放水。

像那位来访者乌戈林一样，我们使用货币的方式或许会泄露内心的潜意识，但货币本身可以保护我们以合适的身份行使正当的权利。

正如作者所说，“货币的流动性可以让人直截了当地陈述自己的愿望。”

网上有一张衡水中学与一线城市中学的对比照。衡水中学的学生一大早在操场上就着星光晨读，一线城市的学生在文艺晚会上弹琴奏乐。

同样的年纪，不一样的青春。不过，当他们考入同一所大学，交了同样的学费，就可以享受同样的教育。这个过程，不需要依赖外界的帮助和怜悯，只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的财富来自工厂车间还是城市的格子间，不管我们是要豪华套餐还是一份简餐，我们都能够自由而平等地使用货币。

也正因如此，我们大可不必想方设法打造贵族人设。无论我们是何身份，用自己踏踏实实劳动挣来的钱最是安心，也最是自由。

04  写在最后

作者在这本书中竭力提醒我们，“我们用金钱来做什么，就像它用我们来做什么一样，反映了驱使着我们的欲望。”

金钱像一面魔镜，照出了我们隐藏在内心的真实面目。这面目可能是吝啬的、贪婪的、慷慨的、卑微的，也可能是安详的、愉悦的、幸福的、满足的。

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

下次花钱时，别忘了想一想，我们戴了哪一副面具，又在为哪一种“幻想”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