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是二十世纪法国最主要的哲学家、无神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文学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等，文学作品则以《恶心》《苍蝇》等较负盛名。
写在前面
1964年，萨特凭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因为他“拒绝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小说译者沈志明老师在译者序中提到：萨特“运用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自我批判”，本文且就其中的“精神分析方法”稍加议论。
俄狄浦斯情结
在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子命中注定他必然“弑父娶母”，他虽然终生小心，极力避免，但仍在不知不觉中犯下杀父、娶母两桩大罪。弗洛伊德用之来阐明精神分析理论中“男孩恋母憎父”的本能愿望。
由于婴儿在生命早期与母亲独特的不可避免的依恋关系，诸如婴儿在“主客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中会将母亲视为从“自己”这儿分离出去的一部分，以及对温暖和食物的生物性倾向等都会强化婴儿对母亲的独占欲望，即被放大被具象之后的“恋母”的欲望。
这份“独占”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父亲这一障碍，尽管很难想象婴儿清楚地理解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但相较于曾作为同一个体生活的母亲来说，父亲的存在也意味着巨大的陌生感。这种“非我”的陌生感造成了婴儿对父亲的“拒绝”，即被放大被具象之后的“憎父”的欲望。
当然，这儿的“父亲”和“母亲”并不是纯生物意义上的区分，二者分别作为符号代表着“陌生的”和“熟悉且温暖”的含义。
由于萨特幼年丧父，且母亲安娜-玛丽的个性形象是典型的与其符号意义相符的形象，可以说在萨特的早期生命经验中，“父亲”在事实和符号意义上都是缺失的。
如他所言，“父亲过早的引退使我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俄狄浦斯’：我没有‘超我’，不错，但我也没有杀气腾腾呀！我的母亲是属于我的，没有人与我争夺这个安稳的所有权，因此我不懂得暴力和憎恨，我不必学会妒忌别人。”
“母亲”这一角色如何呢？在诞下萨特且不幸丧夫之后，安娜-玛丽“既无金钱也无职业，决定回娘家生活，为了得到宽恕，她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操持娘家的家务”，丈夫让-巴蒂斯特的死给她“套上了锁链”。而在萨特与母亲之间，用萨特的话来说：“我们母子之间产生了一桩误会”。
在让-巴蒂斯特去世之前，生病的他在离家颇远的地方休养，安娜-玛丽奔忙两地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于是在“婴儿”这一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母亲和萨特在“相聚-分离”的循环往复中颇有时日。一方面，频繁的分离带来了频繁的焦虑，作用于分离的双方；另一方面，频繁的重新相聚也让分离和相聚都变得不可靠起来，二者都不是长久稳定的状态。生命早期的焦虑和不稳定，使得往后的全部时空都变得不可信赖。
在让-巴蒂斯特去世之后，“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孩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安娜不必再一心二用，两地奔忙，“母亲”对于萨特的意义与原先的不安稳也有了差别，这种差别因为幼年意识的快速发展而颇为显著。而在后来的童年时期，长久“共处一室”让母亲更像是“大姐姐”。丈夫离世让她选择了回娘家，重新成为父母的“孩子”，与此同时她谦卑地选择了扮演仆人角色，又进一步削弱了母亲的属性。
我怎么会是她生的呢？她向我叙述不幸，我同情地听着。等我长大了一定娶她、保护她。我还向她许诺哩：我把手向她伸去，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利用小孩的重要地位为她效劳。
让-巴蒂斯特的死给两个“孩子”都造成了麻烦，娘家对安娜的接纳是重新把她恢复成女儿，而不是那个短命丈夫留下的年轻寡妇；而萨特，外祖父、外祖母和其他长辈都喜欢他，却偏偏在童年时代与他的同辈们格格不入。
她抓着我的手，我们离开了，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始终是哀求的样子，但总是被排斥在外。
外在的世界并不可靠，于是母亲和孩子相依为命，互相依赖对方。这种依赖只能在孩子童年时清晰可见，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后，这种依恋被解释、被转化、被潜放到意识深处，时不时地，可能显现出其痕迹来——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世间俗人之间没有这种情谊，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常情。
人格结构
读者应该会注意到，在前文“杀气腾腾”的“但”字之前，萨特还提到了“超我”这一概念。在精神分析方法的人格理论中，人格结构包括“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个部分。
“本我”遵从“快乐原则”行事，代表着生物本能、原始欲望的部分，是非理性的人格部分，总是鲁莽、冲动、不受约束地行事。
“自我”则遵从“现实原则”行事，克制“本我”鲁莽的、不理性的行动，避免个体因此而违背现实世界的规则，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打击、得不偿失。除此之外，“自我”也要在“本我”和“超我”中充当“协调者”的角色。
因为“超我”与“本我”恰恰相反，“超我”代表着道德律令、社会规范，是外部世界的规则在人格结构中反应出来的图景，有着“绝对道德”的意思。如果超我过于用力地发挥作用，也会导致个体正常生活受阻，典型例子就是强迫症。试想一个脑子里总是不断冒出“我不干净了”这种“强迫观念”的人，如何能好好生活？
在“父亲-母亲-孩子”的关系模型中，“严肃的父亲”恰好扮演社会规则教导者这一角色，至少“父亲”的存在就说明了“独占母亲”这一愿望的不可行性，甚至“父亲”把孩子从母亲那儿接过来抱一抱，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典型的父亲形象，似乎从来都是这样的，借此得以塑造起初步的“超我”——
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
没有父亲，没有指导社会规则的最佳人选，或将致使个体在真实地面对“世界”这一客体时发现了“规则”的缺失。规则缺失，既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混乱”。如此似乎可以将“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与精神分析方法联系起来。
尽管幼年丧父，但这并不等于萨特生活中“父亲”角色的完全缺失，就像社会规则指导者不等于社会规则一样，道德、规范能从社会环境的各个角度作用到个体身上，更何况萨特还有一位法国小资产阶级的外祖父——夏尔·施韦泽。
“他（夏尔）决意把我看作命运的奇特恩赐，看作一件无偿的礼物，而且随时都可以退回；只要我在他跟前，他就心满意足了。”在讲述自己与外祖父的关系时，萨特还提到了外祖父与舅舅们的关系：“我外祖父把自己的儿子看做眼中钉，这个可怕的父亲一生肆意虐待他们”，从中似乎也可以父亲”对于“儿子”是多么残酷的形象。
“所有的孩子都是死亡的镜子”，夏尔在萨特这个孩子身上进行沉思，继续进行人文主义的工作，也借这个孩子让自己的余年怡然自得。夏尔充分把握住“外祖父”这个角色，向萨特传授资产阶级的礼节、他的宗教信仰、为他选择有价值的读物、为他在成年人面前的演出铺垫环境，在萨特面前展现他的“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高尚”。
文艺的动力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说：“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艺的动力来自于被压抑的未能被满足的愿望。（因为强调“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学派Psychoanalysis”在现代心理学中更多被叫做“心理动力学派 Psychodynamics”）
人类文明愈发进步，对本能的压抑愈发严重，被压抑的本能驱使人们从外部世界得到补偿，因而艺术、哲学和宗教等等象征着人类文明的事物，在协调本能、解释本能乃至掩饰本能的过程中得以形成，这是人类在驱苦避乐的愿望之中产生的心理产物。
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而存在主义哲学又有“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样的观点，不妨大胆猜测正是在克服世界的荒谬与人生的痛苦的过程当中，人的心理过程被以各种形式转译出来，诸如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电影等种种，即便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一类的自然学科，也是在面对世界的荒谬寻求解释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来了。
说到这儿忍不住想到“量子力学”四个字，早期物理学家在畅想科学大厦光明前程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想到物理学远走至今，能碰上既死又活的“薛定谔之猫”这么个瘪犊子玩意儿。翻译翻译，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既死又活？
如果谁不对量子力学感到困惑，他就没有理解它。——量子物理的奠基人尼尔斯·波尔
言归正传，萨特在写到母亲牵着他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并始终被排斥在外之后，写到了“我的外祖父拯救了我：他无意中把我抛入了一场新的骗局，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
何谓“拯救”，萨特在小说第二部分“写作”中提到：“读者已经看出我憎恨我的童年以及童年残存的一切”，童年生活对于萨特的意义可见一斑，也难怪他如何用滑稽剧、用骗局、用虚假去描述自己的童年。
所谓“新的骗局”，就是“写作”。“对我来说，写作即存在；我摆脱了成年人，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说，‘我’，这指的就是写作的我”。“写作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使我原谅自己的存在。”
尽管是“新”的，但依旧是“骗局”，尽管是“骗局”，但“作者在乱哄哄的日常生活中埋下神奇的伏笔，预示着会使一切改观的未来”，就像其他未能被满足的愿望转变形式以求实现一样，其中蕴含着“一个幻觉的未来”。
因此萨特说，“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
生本能和死本能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的原则》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概念。
简单来说，“生本能”就是个体保存自我的本能，在此基础上表现为一种生存的、发展的、爱欲的力量，代表潜伏在生命自身内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动机性内容。
“死本能”则是一种破坏的本能，个体想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既有对主体的摧毁，也有对客体摧毁。
对客体的摧毁可以“小孩子下意识地破坏蚁穴、玩弄渺小昆虫至死”为例；而对主体的摧毁大者可以说是自杀，小者也可以将重复性行为看作死本能的体现，当主体沉浸在一种重复行为中时，其状态与一块安稳不动的石头别无二致，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表现为动态的“死”，主体并不发生新的变化，而处于停滞不前之中。
对于生命而言，其本能产生之时，已然是“生”的状态；而死亡是生命体的必然结果，尽管时候未到，但结果已然是注定状态。二者虽不在意识呈现，却写进了本能之中。
萨特在《文字生涯》中，多处反映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痕迹：
“我不断地创造自己”
“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
“我生下来就想着要死”
“我被判了死罪，随时都可以对我执行死刑。但我竭尽全力拒不服罪，并非我留恋我的生命，正相反，恰恰不留恋，只是生活越荒诞，死亡越痛苦”
“欺骗自己，哪怕一分钟也好，忘记自己所创建的一切”
“我自欺欺人：为了抹煞死亡的野蛮性，我把死亡当作目的，把生命当作了解死亡的唯一手段。我慢慢走向我的终点，唯一的希望和欲望是能写完我的书，确信我的心脏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这时才让死神带走一个死人”
“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
“表面上的骚动徒劳无功，掩饰不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死气沉沉正是我们应守的本分”
“我真想，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全世界都在盼望我”
“我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因为只有死者才享受永垂不朽”
“想到死亡，我不寒而栗，虽说死亡是我全部行为的真正意义”
“每一次心脏跳动就是一次死亡和再生”
“生”与“死”作为一对极端的矛盾，不单单纠缠于个体的生死，整个人类文明乃至整个宇宙的生死都是可以想见。哲学所谓的“向死而生”，这四个字本身似乎就蕴含着“本能”的含义。人们常开玩笑的哲学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向何处去？”似乎也可以回答成“我是个生来死去的存在”。正是得益于无数个生来死去的存在，人类文明方得以呈现今日之样貌。
古往今来，生死循环，萨特自述作为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人类文明史上的诸位莫不如是。
干脆再引用《文字生涯》中的一段来结尾好了：
如今，我虽已看破红尘，但想到太阳冷却仍不免感到忧虑。我对后人在我死后第二天就把我遗忘，我倒不在乎。只要他们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长存在他们中间，无名无姓，不可捉摸，但始终存在，如同在我身上存在亿万我不认识的死者，我使亿万死者免于遭受灭顶之灾。但如果人类一旦消亡，那么世世代代的死者将同归于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