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要读，以中国文字写成的经典更要读。“读”不是“看”；“读”要读出声音来，读出韵味来，读出意义来，读出精神来。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成长自己、吸收古人智慧的不二法门，可惜今天完全被废弃了。
被废弃的原因之一，是误以为中国落后，正是传统经典所害。“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提倡要以西方文化来“启蒙”我们，今日若再读经，不是重新回到蒙昧吗？
被废弃的原因之二，是误以为中国经典难读，文字复杂，读音之外，还要辨义，不似外文仅藉数十字母便能构作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为了减轻儿童读书的压力，所以有必要废弃中国文化，改为拼音，还读什么经典？
被废弃的原因之三，是误以为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孩子要读的书太多，哪有时间去读这些在生活上和工作上无用的东西？中国经典能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吗？能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吗？
被废弃的原因之四，是误以为传统的读经法只讲背诵，不讲理解，花费大量时间，陈陈相因，思想会不会闭塞？囿于传统，如何接受新事物？今天人类已经全球化了，不可能再重蹈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覆辙。
以上四项理由，一是落后，二是困难，三是无用，四是闭塞，我们认为都是误解，有必要厘清。
落后之说，自“五四”中人提出，今天看来，亦“落后”了。为什么？因为当时“五四”中人假定西方文化比我们优胜，我们还停留在无知、 幼稚的阶段。但现在看起来，西方文化创造了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革新了技术，释放出人权，创立了民主制度。但资本主义造成财富垄断、分配不公；技术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丰富了市场，但亦加速了消耗，地球生态大受破坏；人权的确是民主制度的基石，但不讲道德，不讲修养，人权的内核只是本能欲望，难怪今天欧美经济崩溃，社会不安，伦理断丧……，如此文化，岂能盗用“进步”之名？历史明镜，自有所示，我们不可昧于一时之见。
困难之说，恐怕是当时对自身文化感到自卑而钦羡别人强大的人想出来的藉口，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字乃至世界语言的区分而妄下判断。西方文字多为屈折语（如印欧语系），以表音为主，即以音声为中心（phonocentrism）,文字只是音声的记录，但音声已不在场，于是造成距离。这个距离使西方语言学家发现其不足，于是想建立一个以意义为主的符号体系。如笛卡儿（R.Descartes）便曾经有这一想法。但他们不知道，中国文字正是以表义为主，一字一义；虽然亦表音，但音、义、形分离，不像拼音文字那样一致。表面复杂，实际简单，因为中国文字组合灵活，而且形象，以形声字、会意字较多。它的特色，就是让使用者直接面对概念，加上学习时，要把音义结合起来，即需要思考和记忆，亦即左右脑并用，使两者的神经元都得到开发，穿越概念，直达语境。非常迅速，在教育上很有意义。难怪近代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称汉字是“思想的文字”。从读经的立场看来，就是让读者直接进入经典的义理世界，似难而易。
无用之说，在于对“用”的了解太狭隘、太功利。庄子已指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现代人由于生活压力大，读书只是为了谋求出路，把自己变成工具。教育只传授知识与技能，以满足市场需要，从不考虑人的健康成长。所谓“终身学习”不过是鼓励为自己增值，多考几个学位以策安全。人如此局促还会有志气吗？还有抱负吗？还有风骨吗？还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吗？我们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不是供应市场的产品，这唯有多读中国经典才能长养。
闭塞之说，必然是那些不读或未读中国经典者的想象之词。中国书意境高远、胸襟阔大、感情真挚、内容丰富，经史子集，历代均有增添，并无画地自牢。中国人所向往的是“至德”之境，即“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居上不骄，为下不倍”，所以不会闭塞。清代的悲剧，正是当时专务考据之学者，不善读中国经典所致。
由此说到今天我们提倡读经，便要拨开云雾，重新体认自己的传统。今天亦非百年前的“五四”，经过历史的转折，物换星移，中国读书人大可收起自卑，平情看待中西文化。重新读经，以继承中国读书人的传统。这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参与社会，纯然横向的理性态度便有畸轻畸重之异。
中国读书人之所以称为“读书人”，首先即在“读”，透过“读”来反复体会、领悟书中之情与理，所以必藉声音来结合字形和字义。初不必求解，所谓“先读百遍，而义自见”。为什么？因为中国经典许多都不是西方语言学的“描述句”，通过经验测试来确定其真假值，而是思想提升的过程，有其凝炼之处，往往意在言外，读者必须自行咀嚼、品味，方得其妙。换言之，与其说是知识的传递，不如说是性情的陶冶。如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先不说“恶”字可有多种解释，单从若人有志于仁道之实践，则其心必然开放，对一切人均能包容、同情、恻隐、接受，而不会拒绝，更不会讨厌之。更进一步，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我能成长，别人亦能成长。众生不但平等，而且可上达。如是怎会有“恶”？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句简单的话，可以愈读愈有味，愈读愈有启发。亦因此，读书不一定要读注解。宋人邵康节即说，训解经书，只是“屋下盖屋，床上安床”，反生枝节。
这是一种直接契入法，如《大学》所说的“格物”，不要通过那么多的媒介，而直探骊珠；亦如禅宗云门禅师之“体露金风”，生命与天地相通。为了可以直接进入，所以读者必须大声诵读，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精神集中，眼耳口心合而为一。朱熹说，读书必须“熟读精思”，首先就是反复诵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虚心涵咏”，不要过早批评，自以为是，再“切己体察”，把自己放进书中道理来切实体会，才能真正得其精髓。由朱子之言，可知读书之要，若不读书，何以称为“读书人”？
曾国藩主张，中国经典，如《四书》、《五经》、《左传》、《易经》、《昭明文选》、李（白）杜（甫）诗篇、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之文，“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说明这种读书法对人精神生活的开拓，贡献极大。
人能这样读书，其实已经不是求知识，而是成长自己。“经”为常道，但“常”不是文字，而是文字之意、文字所指向之理。此理常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生命成长就是要迈向此理，体认此理，盖人生天地间，究竟所为何事？若只是求肉体之生存、欲望之满足，那就太局促了。所以必有更高之义。此义为经典所诠，所以经典不可毁。孔子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的真正目的就是提升自己，体认为人之道，而别无所求；只有无所求，读书的乐趣才出。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正在于此。若有所求，反而是压力。放开怀抱，涵泳于书本的世界，自由徜徉，这时候就不只是“读”，更不由自主的，发为吟咏了。上文说，读书可以陶冶性情，这就是陶冶性情，由知义、得其理，再酣醉其情，不正是孔子的“吾与点也”吗？
吟咏有音乐性，中国文字是单音节语，文法只讲语序，而字有平仄，若排列得当，即声调铿锵，情韵悠扬，如抚琴吹箫，如击鼓击筑，所以很早有诗、有歌、有赋、有文，后世更发展出对联。这不只是中国文字的特色，更是中国文字的优美之处，其中所涵藏的道理极丰。简单来说，通过朗读，通过吟咏，是培养人的性情健康成长的最好的途径，也最宜于教育。为什么？因为情理兼备。正如最新的脑科学理论，左脑管抽象思维，右脑管形象思维；左脑是后天学习之脑，右脑则是先天遗传潜意识之脑；左脑能力有限，右脑却蕴藏无限潜能；徜能两者结合，相互开发，人就会愈来愈聪明。在世界各大民族之中，大家都承认中国人聪明，我想这和中国文字的使用有莫大关系，和中国传统的读书法很有关系。
读经既然有此重要作用，那么当然由儿童开始。这不只是因为儿童的纯真好学，记忆力强，而是充分发挥其潜能，在其起步的时候，即输入大量具有美感的文字。不要以为这会加添孩子的压力，其实是引发他们的天赋。尤其是，在他们生命开启的时候，给予正面的引导，胜过现代社会让他们沉迷在血腥、暴力、虚假、丑恶的电脑游戏机里！
我们不要看轻儿童的学习能力，只要安排恰当，不强迫、不考试、有乐趣、有启发，儿童自然能进入经典世界，长大之后，自然能成为维护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