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指出孩子思维过程中的问题，并让他们重新构建思维以帮助他们更巧妙地思考。
想想压力这种东西，就算简单地给不同的压力做标记，都能改变人的表现水平。波·布朗森（Po Bronson）写过一篇报道，专业音乐家和运动员在上场前都会感到焦虑，但是他们会将其解释为一种活力感，而业余爱好者则将其解释为一种负面的感受。
对于前者，焦虑引发了心流，而对于后者来说，焦虑成为一种威胁。不是控制感的高低，而是这种对控制感的定义提高了动机水平，平息了焦虑感受，比起客观事实来，主观感受（好酷！今天现场来了1500个观众！）对大脑及其反馈模式产生的影响更深远。
语言是非常强大的。“我想要”比“我不得不”更可取，同时“我宁愿”也比“我不得不”效果更好。“这玩意挺烦人，但它并不可怕”或“这是个挫折，但它不是灾难”这样的话，都有助于人们进行思考。
我们喜欢把生活看作一种“选观点”的游戏。你可以自主决定如何构建各种事件。想象一下，你16岁的女儿正在学校跳舞，之前约好她会在晚上9点给你发条短信。现在是9:15，她的短信还没发来，而且也没回复你的短信。胡思乱想她被困在某条水沟里，这样有用吗？并没有用。
那她很可能是忘了短信这茬事，而且跟朋友在一起，也没顾上看你的短信，这样想会有用吗？很显然，后者是一个不那么离谱的选项，所以我们大可以选择这样想。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真实情况能发生什么改变。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哪种观点更能让你安心下来？（如果到了10点，你还是没有收到她的信息，那你可能会选择更担心一点。）
语言心理学家布伦特·托尔曼（Brent Toleman）认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你都可以选择最有帮助的观点。当你问自己最可能的解释是什么时，你的答案通常并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灾难。的确有时候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在你的生活中每天都假设会发生灾难是没有意义的。
你不妨听听我们的朋友亚伦的故事：他有一次去开一个工作上的重要会议，途中车被追尾了。他下了车，对肇事司机并不怎么友善。随后他注意到对方车上有一块“海军陆战队老爸”的牌照。而那个司机在大声地道歉并解释说，他和妻子正着急赶到医院去，女儿就要做手术了。
嗖！亚伦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愤怒和沮丧让位于关切和提供帮助。我们可以选择把另一名司机看作一个混蛋，也可以看作一个匆忙赶路的正常人。我们可以选择将错误视为我们自身有所欠缺的证据，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生活过程中必要的，甚至在无意中还起到了好作用的一部分。
重构包括仔细审视我们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将其重新定向。它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这也是一个能把正念融入其中的理念。
向你的孩子解释一下，许多身体上的感觉是由思想引起的。帮助他们将这两者加以联系，并让他们在紧张、悲伤或犯糊涂时，留意自己身上相应的迹象。教他们开始去“倾听”自己的思想，并把理性的想法和不理性的想法区分开来。
让我们感到失控的最常见的心理习惯之一就是灾难性解读——也就是说，把一个小小的鼹鼠丘堪称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帮助孩子避免灾难性解读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教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这样问问自己：“这是个大问题，还是个小问题？”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孩子被教导要区分开灾难（比如饥荒）和那些暂时令人沮丧或尴尬的事情，区分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会有生命危险”和“我会感到失望但我不太可能死掉”。
如果这只是一个小问题，那第一道防线是利用自我舒缓机制，如前往冷静点、深呼吸或者采用备选计划思维，让自己平静下来。对于大多数问题而言，这些工具就足够了。一旦感觉问题太大，我们则希望孩子要去寻求外界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