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 ——《传习录序》
圣贤教人，都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就像中医用药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会根据每个病人体质的虚实、病理的阴阳内外，来酌情加减药方和药量。其要旨在于治病，至于怎样用药，并没有固定的说法。如果你拘泥于一个方子，很少有不害人的。现在我和大家不过是针对各自的不足之处，互相勉励磨炼，只要能够改正，那我的话也就没有用了。你们若是把它守为成训，传扬下去，他日误己误人，这罪过你们担当得起吗？”
西方哲学，用康德的话说：“追求一切概念都有清晰的定义，一切推理都不允许有大胆的跳跃，而力求用合规律的原则、严格的证明，勾画出研究领域的整个范围、部门的划分和全部无遗漏的内容，并对未知部分立下清晰的界标。”
但是，东方思想没有这样的思维习惯，孔子讲了一辈子的“仁”，都没给“仁”下过精确的定义。每次面对不同的人，他的解答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谈话的语境不同，每个人的毛病不同，在“仁”上缺的东西不同，所以缺什么，就给他补什么。这就叫因病发药，又叫因材施教。
他关注的是对个体的教育效果，而不是建立学说本身。后世学者去研读他们师生传习的对话，就要注意还原语境，再将自己带入那语境，参与谈话。
这就是切己体察、事上琢磨、知行合一。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不是掌握一门“知识”。
如果不带入自己，自己去琢磨体悟，而只是道听途说，那阳明之说，就是误己误人，学者之读书，亦无异于“玩物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