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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大半生，不算你兄弟俩后来孝敬的，我喝过不下三次茅台！”身披军大衣的父亲，有回喝了小酒，微醺状态下的他不禁吹嘘起来，“几次都是别人恭恭敬敬请我喝的。”
年近古稀的父亲，此时头发稀疏，又几乎完全发白，青黑的眉毛浓密修长，毛茸茸地交叉着叠在一起，呈八字状。他慈眉善目，容貌整洁，唇上及下颚的胡须修得很齐整，露出硬扎扎的、似秋后麦田地里残留的一地麦茬。他时而垂着头，用脸或胡茬子蹭着怀里的二孙子，逗得正在撕扯军大衣高领子的小家伙“咯咯”地笑个不停。
父亲的军大衣，是藏青色、结实的咔叽面料，栗色毛领子绕着脖颈围了大半圈，像宠物的毛发软软的，双排铜纽扣大气排场，似乎未因光阴的流逝而失去它诱人的色彩。腰部居中位置有两个大的翻盖口袋，厚重的衣摆在风中微微震颤，一直拖到膝盖。军大衣在豫南凛冽的冬天里，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然而父亲是年迈了，青壮年时钢铁厂的作业以及后来建筑队的活计或许加重了机体的老化，现在他走起路来竟有些颤悠悠的，说话也常忘记昨天甚至是早上刚发生的事情。父亲年轻的时候决计不是这样的。
“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依旧气爽风柔，东山头牛羊哞哞乱叫，挪一步我心里头添一层愁……”父亲轻轻哼唱，眼里似乎噙着泪，给我讲起了1992年。
那一年，父亲品尝了他人生意义里的头回茅台酒。那时我正值七岁，就读的一年制学前班刚刚放寒假。有一天，父亲突然和母亲说，要带我去A城见见世面，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以及幻想破灭后的孤独和哀伤。
上一篇《姑奶奶和那只猫》里提及过，我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姑奶奶。她一辈子没有生养自己的儿女，但育有一个女儿，与她同龄，两人相差仅五岁。她是我姑爷的前妻留下的，姑奶却与她相处得亲如好姐妹。父亲说，我得称呼姑奶奶的女儿为表姑。不，表姑不亲，得喊大姑。大姑高小毕业后，随冀鲁豫驻地宣传队随军长征，经河南、湖北、甘肃，抵达陕西，从此便杳无音信了。然而直到六几年红卫兵浪潮最高涨的时候，姑爷和姑奶因田产过多，遭到几个毛小子的不公正对待。后来，姑奶的女婿带着大姑骑着一匹白马从A城一路南下，直抵风浪中的河西村，据说后来县市革委会主任到来的时候，笑得很难看，口里连连直呼“误会，误会。”
那次相见，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不止，姑奶得知女儿成了老红军，和女婿一起历经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后来双双成为A城某直属机构的高级别领导人员。也就在那个时候，正值十六七岁的父亲才知道家里有这层隐秘的关系，用父亲后来的话说，突然感到眼前一亮，走起路来腰板也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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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那么远，一路得花费多少盘缠？！”听父亲要带我去A城见见世面，母亲立马跳出来阻拦，“再说天又冷，带着阿凡去见几杆子够不着的亲戚，不是很麻烦的事儿么？”父亲向来有主见，缺点也很明显，脾气有些火爆，你越不让办的事他越要办。父亲草拟一封电报，发往A城，还没等回复的信息飞回来，父亲就带着我乘绿皮车上路了。
因为是三十多年的前的事了，我一时回忆不起来路上的诸多细节。依稀记得，那时的天空高高的，流云很飘逸，绿皮车上的人们有些嘈杂，两岸的树木全都向后退去。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一切那么新奇，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新的生活画卷似乎就要徐徐展开了。
一个雪花飞舞的凌晨，父亲携我抵达A城老火车站。天空一团黑漆，摩天大楼的格子间好像还亮着灯光，成排的路灯放射出霓虹灯的耀眼光芒，照得整个城市亮如白昼。A城西吉墙X号，那个默认的地址写在一张发黄发皱的碎纸上，被父亲磨得几乎看不清字迹，以至于多年后父亲睡梦中都能只字不差地脱口而出。
父亲逢人就问，一路兜兜转转，我们终于在天亮时分赶到西吉墙X号。出乎父亲意外的是，大姑和姑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姑迎我们进客厅休息，只见偌大的客厅全铺着青黑色的地毯，踩上去像走在我们老家的沙滩上，软绵绵的。房屋的四壁好像还贴着褐色的壁毯，看上去很雅致。靠着北窗的墙根处，缺了一方壁毯的地方立着一排被叫做地暖的设备，散发出强劲的热量，温暖着正打哆嗦的父亲和我。
“穿上这件军大衣吧！”大姑接过姑父手里递来的一件藏青色咔叽面料，栗色毛领子高耸着，有着大气排场双排闪亮的铜纽扣，腰部居中位置有两个大翻盖口袋的军大衣。
父亲小心地接过这件军大衣，冰凉的双手似乎颤抖着，他怎会料到A城的冬天是那么冷，一种钻人骨头的冷，仿佛扑面而来的巴掌打过来，让人招架不住。“这怎么好意思？”已经不惑之年的父亲露出平日里我们不常看到的害羞的表情，嗓音干涩、模糊地补充说，“这太麻烦了吧！”
“一点也不麻烦，我还有两件，这件就送你了。”一个干部模样，穿着一套暗灰色中山装，戴一副黑边老花镜的老者，看面容有些严肃，明显已过花甲之年。按父亲一路教导，我得喊他“姑父”的这个人，突然微笑着看向我，拉起我的手，示意身后的保姆赶快去里间给我拿宝玉的厚外套。后来知道，这个叫宝玉的是一个与我同龄的小朋友，是姑父大姑最小的孙子。
父亲穿上军大衣，我穿上宝玉的厚外套，加上室内充足的热气供应，慢慢感到身体回暖过来。姑父大姑的热情接待，让父亲有些受宠若惊。他杵在那里，两只脚交替着位置，整个人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午饭开始，厨师特地做了很多A城特色菜，两个保姆轮番从厨房端来盘子，没多久，圆桌上摆满了丰富的菜肴。
“来点白酒暖一暖。”大姑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看向父亲。姑父慢吞吞地斟满两酒盅。然而，那时的我不会知道那红白相间的白瓷瓶子里装着的是一种叫做茅台的酒。父亲起身接过酒盅，与姑父轻轻碰杯，便一饮而尽了。
接着，大姑和父亲聊起家常，问大娘身体怎么样。我想，“大娘”应该就是对我姑奶的习惯称谓吧。父亲微红着脸，讲着姑奶的一日三餐，也讲她对女儿的万般思念。大姑揉着眼，转身用口袋里的什么东西悄悄擦拭着，“我今年七十有二了，近来腿疾又犯了，闹得腰也疼得厉害，不能前去看望她老人家了！”大姑红着眼，叹着气说，“娘家里多亏你和西英弟妹照顾大娘了！”大姑口里的西英弟妹，正是我的母亲，一个勤劳善良、孝顺持家、吃苦忍耐的女人，相继给我的爷爷奶奶、姑奶送终，何其卑微而又伟大的一生！
“下午休整休整，明天让司机带你们去附近的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转转。”姑父看大姑又要抹眼泪，连忙岔开话题。“带娃子好好看看！”大姑接过话，“看看咱A城有啥不一样。”我分明看到父亲那张激动的脸，以及因亢奋而不敢轻易眨巴的眼睛，他小心夹着菜，有些拘谨地吃着，嘴里全然没了老家平日里放肆的吧嗒声。我似乎还看到父亲的左手一直撩着军大衣的下摆，莫不是怕饭菜弄脏了衣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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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长叹，将我拉回现实。父亲放下筷子，接着说：“第一次喝茅台，有些紧张，就像西游记里万寿山吃人参果的猪八戒，没来得及细细品鉴，所以说不出其中的滋味。”
“印象里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故宫、毛主席纪念堂，还去过哪里吗？”我问父亲，想找回一部分记忆。
父亲笑笑，“那时我们还挺神气的，你大姑专门安排私家车，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那个叫做史铁生的作家，知道么？”父亲突然卖起关子，“地安门附近的地坛、日坛、天坛，史铁生呆过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我百度查了一下，发现史铁生老人家《我与地坛》成书于1992年前后，我和父亲是1992去的地坛，真有可能和孤独的老人家擦肩而过了。
“你知道你大姑问我什么吗？”父亲抿一口酒，接着说：“她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留在A城，反正高小文凭也还凑合，可以谋得不孬的差事。”父亲吞吐着酒气，“那时我尽想着家里你们娘仨，当然你爷爷奶奶，还有你姑奶奶都需要人来照顾，再说家里还有好几亩田地，我怕你妈一人忙不过来！”父亲把发灰发白的军大衣的下摆揉搓得皱巴巴的，接着说：“不过也没啥后悔的，我本来也是恋家的人，看着你兄弟俩健康长大，顺利毕业，参加工作，也挺有成就感的。”
白酒在父亲肚里发酵，酒劲儿上来，他的脸红彤彤的。我帮父亲脱了军大衣，禁不住问他：“爸，你觉得有啥遗憾么？”
父亲长嘘了口气，“看你妈吃苦大半辈子，就是有点心疼她。”父亲的眼睛模糊起来，说到动情处，竟留下滚烫的泪水，“有时，我也会有些后悔，你说那一年如果我选择留在A城，咱的人生轨迹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父亲喝太多了。他抽泣起来，完全像一个想要玩具而不能得的孩子，身体一前一后震颤着，哭得特别伤心。我帮父亲脱了鞋袜，上衣和裤子，把他扶上床躺下，掀开被角给父亲盖严实了。我看着父亲面部有些挣扎的表情，心里喃喃道：“父亲啊，难道你不明了，人生里的机会似春风又似小鸟，错过了也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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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二次喝茅台，大抵是十年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和兄长正上中学，学费加生活费搞得家里财政吃紧。父亲钢铁厂内退后，跟着舅舅学泥瓦匠，整天不见人影。母亲农忙之后，常常会到镇上找些闲差以补贴家用。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冬日的晚上，通常家里很安静，或者说有些清冷。我和兄长每每做完作业，洗漱好，母亲会给我们各端来半杯温开水，等我们上床了，再将一件藏青色、咔叽面料的军大衣罩在被子居中的位置。那件结实、厚重的棉大衣，一转眼陪我们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一个春天的午后，父亲一脚泥巴，裤腿、袖子、鼻子和眼睫毛上积了一层白花花的粉末状东西，疲惫地回来了。他面带忧郁地去里间和母亲商量事情，最后召集我们开了个简短的家庭会议，结论就一条——他要外出B城某区某建筑工地干活，少则三两年，多则一时半会儿说不定。父亲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的那天，看床头平铺着的那件藏青色的军大衣发呆。
“带上它吧，冷了方便保暖。”母亲小声和父亲提议。
“听说那边很闷热，和火炉城市G市差不多。”父亲整理好那件军大衣，要母亲放在衣柜最里头再锁好了。“可别让老鼠咬坏了。”父亲补充道，“等天冷再拿出来给俩孩子用。”然后，父亲毅然决然地踏上南下的列车。
几个月后，父亲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讲起他在那边的忙碌场景，还提到施工队接了市里的一个大工程，光是打地基就花了数月，听说那栋楼要盖上三十几层，那真叫摩天大楼，就和92年我们去A城见到的大楼一个样呢，特别神气。父亲还说，他在B城新拜了一个师傅，水平可比我舅舅厉害多了。厉害到什么程度，听说是几个大工程里唯一的一个八级工。
父亲说，六级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八级工基本上就是扫地僧般的存在。你想想，成为一个泥瓦匠八级工，是一件多牛的事情。我后来回信问父亲，八级泥瓦匠到底厉害在哪里？父亲回我说，泥瓦匠常有，但优秀的泥瓦匠人却少有。厉害的泥瓦匠从和泥到上墙涂抹，基本滴泥不沾身。父亲的解释让我感到惊讶，泥瓦匠不就是泥腿子么，不粘泥的泥瓦匠还叫泥瓦匠？！
再两年，父亲来信说，他的那位八级工师傅被邀去另一工地了。父亲告诉我们，如今他也成了泥瓦匠里的八级工，一个铁锹、一把模子、铲子、铁板、锥陀、灰板……简简单单的几样工具，便是泥瓦匠的全部家当。从和泥到上墙涂抹，父亲也可以做到滴泥不沾身。
母亲听我读完信，也乐呵了。当初父亲就因为没有过硬技术被所在钢铁厂给提前优化了，现在虽然年近半百还是掌握了一门叫得响的手艺。八级工，不是谁人都能有的。母亲高兴，我和兄长也跟着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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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雨的黄昏，院门开了，我和兄长听到熟悉的脚步声。父亲回来了，穿了一件崭新的迷彩军大衣，黑色翻毛的领子高耸着，居中双排的铜纽扣明晃晃的，厚重的衣摆在风中摇曳着，一直拖到膝盖。
母亲递来一个旧的搪瓷缸，父亲接过便直送唇边，“咕咚-咕咚-”地喝着凉白开，给我们讲起他第二次喝茅台的故事。
父亲谈起他在B城认识的一个贵人。此人比父亲大二十来岁，据说是某军区团级基建工程兵，后来下海搞对公工程，他看重了父亲踏实的秉性以及过硬的手艺，那天把父亲邀至他家里，亲自下厨，弄了好几样小菜。酒过三巡之后，他和父亲道出了他的一个私人想法，因为膝下无子，而且施工队除了父亲，没有其它可以让他完全信得过的人。他想要认父亲当干儿子，不知父亲是否愿意。
“能够被人赏识，实在是一种运气。”父亲咂吧嘴，吞了口水，“但是我有爹有妈，突然让我喊他爹，他再有本事我也不乐意！”父亲和母亲说起时，还是一副愤愤然。
“就是，才不喊他爹，他算哪根葱！”我和兄长附和着，从凳子上腾地起来，“爸，你做得对！”我看到母亲眼里陡然滑出的表情，有些惋惜，又似乎有些落寞。
父亲说，那天B城突然变天了，很冷，他正身单衣薄，那个有派头的贵人不因为父亲没答应做他的干儿子而气愤恼羞，反而从里间的衣柜取出一件崭新的迷彩军大衣披在父亲肩上。父亲带着感动与老爷子告别，把军大衣齐整地穿戴好，挺着胸回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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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三次喝茅台是从B城回乡的第二年。一个初冬的上午，村里的人纷纷吵嚷着往村东头跑去。父亲拦住一个迎面撞来的老孙头，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老孙头跌跌撞撞，支支吾吾地冒出几个断断续续的词儿，拼起来大意是“有人打架，头破了。”
父亲转过身，跟着往前走。第一个路口左转后直行，第二个路口右转的尽头是一片石榴园。石榴园的西南角围拢了一群人，凄厉的哭声从里面传来。父亲拨开人群，挤进去，发现他的老牌友王有理正坐在地上捂着头，鲜血顺着额头、后脑勺汩汩流下，染红了上衣，前胸后背猪血似的鲜红一片。王有理身后的地上，躺着一个壮小伙，在地上打着滚，扭曲着脸，正嗷嗷惨叫。父亲定睛一看，发现此人正是王有理的二儿子王二。
“快打救护电话！”父亲转身寻觅有手机的年轻人。很快救护车来了，父亲跟着上了车，陪王有理和王二一起去了镇卫生所。王有理头上缝了八针，轻微脑震荡。检查结果显示，王二脑子正常，不过6肋以上骨折。后来经司法鉴定，王二的情况属于八级伤残，已构成轻度工伤。
可王二哪里是工伤！王有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自己的石榴园是怎么被陈天一侵占，又说陈天一叫来一帮混混，怎么拿棍子暴击他的头部，还现场还原那帮人对王二是怎么拳打脚踢。苍天呀，睁眼看看，我们的日子咋恁难过！王有理一边哭诉，一边抹眼泪，擤一把鼻涕在裤脚蹭了蹭。
陈天一，何许人也？镇上的小混混一个，镇上村里臭名昭著。唯一的后台是有一个当副镇长的爹，在背后撑腰。子不教，父之过。“他这个挨千刀的糊涂爹，早晚不得好果！”王有理望着小镇的方向，继续咒骂道。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头上的裹着的白药布是那么醒目，王有理不由感到一种钻入骨头的痛。
据父亲回忆，他当时任生产队长时，王有理简直愣头青一个，事事唱反调，讲出的话有些有道理，但那口气就是招人烦。按理说，看到死对头遭殃，第一反应应该幸灾乐祸才是，此乃人之常情。然而，父亲向来光明正大，最讨厌别人落井下石。他坐在王有理身旁，静静地听他讲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五年前，王有理和儿子王二瞄准新农村鼓励农户搞种植的新政策，在自有二亩良田的附近，租种了队里其它社员的五亩田地，利用扦插技术种植了一批石榴树。成本倒不算高，每年土地租金是单亩五百，石榴树苗每亩种植约100棵，单棵10元左右，加上化肥农药管理费千把儿，每亩成本总计2500块上下。两年前，石榴园遍地开花，黄绿的嫩枝上似挂满了大红灯笼，惹得途径此道的人常常驻足良久，馋得眼睛和腿脚都舍不得挪开。
然而一天下午，王有理和王二像往常一样去石榴园除草杀虫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园子被一道严实的铁栅栏给一分为二了。怎么回事？两人正在纳闷之际，只见陈天一携着几个混混，带着几分酒意踩棉花似地摇晃着过来。他们上来二话不说，把王有理和王二围在中央，拿棍子抵着他们的下颚：“交出半块地，我们要搞农家乐！”来者气势汹汹，语气霸道，容不得半点商量。二人哪里敢开口，喉咙干涩发痒，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事情过去没多久，有一天，王二翻过铁栅栏的另一边，准备给石榴树除草杀虫。一群狼狗突然嚎叫着冲出来。“咬他！”旁边不知何时新添的小屋里冲出陈天一，“咬死他！”他眼睛鼓鼓的，像要掉出眼眶，口里露出一排黄澄澄的牙齿，居中的两颗似乎镶了金，正闪着耀眼的光。霎时攀在铁栅栏上的王二还未来得及翻过去，一群狼狗冲上去，歇斯底里地撕扯着他。王二的鞋子坏了，掉落在地，裤腿和裤脚被“刺啦-刺啦-”扯得稀巴烂，腿肚子上布满醒目的爪牙的痕迹。鲜血顺着王二的小腿和脚丫流向地面，黄土地上立刻泛起一团团猩红的完全绽放开来的石榴花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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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王有理那天哭着痛斥陈天一的种种恶行，他王有理活大半辈子了，还从未有过如现在般窝囊，竟然被一个混混儿毛小子骑在头上拉屎撒尿，而且自己还做不了什么。多憋屈！王有理说，他不止一次去副镇长家里理论。第一次上门，陈天一不在家，他那个副镇长的爹正哼着曲侍弄廊下的花草。听王有理那带着哭腔的陈述，他厌恶地皱了皱眉，然后打着官腔说，一定好好核实，给一个交代。王有理等了几个月等不来交代，他猴急地又登门，这次被陈天一骂骂咧咧地轰出来了。
王有理委屈地呜咽着。父亲问他：“走没走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可以起诉他？！”王有理紧张得脸红了起来，“我哪敢告他。”父亲提醒他道，“政府会给你做主的，你先去派出所报案。”
几周后的一天，王有理摸到我家，脚步有些沉重。父亲正在院里的一根晾衣绳上晾晒军大衣，阳光下两排大气的铜纽扣金光闪闪。王有理到父亲耳边低语一阵子，父亲脸色骤变，沉思良久，缓身从晾衣绳上取下藏青色的军大衣，披在针织衫的外边。父亲让王有理先回家等着，说他自有办法。
父亲穿着那件藏青色、咔叽面料的军大衣，衣服表面明显发白变暗了，但是那双排的铜纽扣依然明晃晃的，似乎未因光阴的流逝而失去它诱人的色彩。父亲径直走上大路，大摇大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副镇长家。副镇长见到父亲，热情地迎上来，寒暄几句，一时半会儿还没摸清父亲的来意。
父亲说，这个陈姓副镇长原来倒是一直兢兢业业的。然而三年前的组织竞选，他未能如愿地把罩在职位八年之久的那个“副”字拿掉，心态一下子崩了。他原先是父亲竹牌的老棋友，时而也会同父亲一起喝喝小酒。据父亲回忆，大抵是多年前的一次小聚，父亲喝高了，信口开河地炫耀起A城送他军大衣的好亲戚。然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三天两头，这个副镇长往我们家跑，而且没有一次不打着小算盘而来。据父亲回忆，起先几年，他撺掇着我父亲给A城发电报，看能不能帮忙抬举一下，给安排个县里的差事。后来还是母亲深明大义，给拦了下来。这叫什么事呢，拿得上台面么？！他若真有本事，组织自会提拔他。父亲和母亲意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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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的一个晚上，多日不照面的副镇长把父亲拉去他家，说是坐坐。父亲后来说，一桌子的饭菜，他那染着黄毛的小儿子陈天一，口里频频喊我父亲“三叔”，手里不忘打开一瓶陈年酱香型的茅台酒。
父亲说，那是他第三次喝茅台，而且是喝得最闹心的一次。原来，真的应了农村那句老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副镇长假意借着酒劲和父亲交心，说他这辈子还没怕过什么，也没求过谁。他自觉才资平平，再没野心往县里攀附，但是仍有点不甘心，想让父亲最后帮一次忙，给A城亲戚走动走动，看能否帮忙安排他由副镇长调整为镇长。父亲说那天他如坐针毡，满头大汗，他发誓以后再也不随便吃人酒席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如此庸俗的道理，父亲原本是嫌弃的，却没想到在这个乡间僻壤竟还被一些人频繁验证，坚持上演着一出出闹剧。
“龙井还是铁观音？”副镇长的高声一问把父亲立刻拉回了现实。父亲暗自冷笑，果然不是一路人，这么久了还不晓得我只好白开水这一口。
“白开水就行了！”父亲撩起军大衣的下摆，坐下来。副镇长的小眼睛转溜着，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表情。父亲说明来意。副镇长连连苦笑：“都是我那瞎蹦跶的老幺干的好事！”他轻咳一声，给父亲加满水，“你放心，王有理的石榴园这月底前就还他，医药费我们全出，而且选个日子我们登门道歉。”
副镇长转变如此之快，让父亲颇感惊讶。只见副镇长叹口气：“我也担心犬子胡闹把事情搞大了，万一被捅上去，吃了官司就麻烦了。”他给父亲又添了些水，接着说，“我最近被人举报任人唯亲，组织正在调查，估计要不了多久，我的副镇长头衔也保不住了。只期望犬子太平。”父亲后来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副镇长，看到老牌友突然向生活低下头，心里有种窃喜，又有种说不住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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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渐渐暗去，远处的天边有几片流云时隐时现。父亲的军大衣明显发灰发白了，但是那双排的铜纽扣依然不失靓丽的色彩。父亲透过落地窗往外看去，河东村弥漫在一层云雾缭绕的青烟中。青烟似盘龙，又似火蛇，沿着高耸的大烟囱徐徐爬升，张牙舞爪地冲向云霄。
父亲在想些什么，还在回味三次茅台酒的过往么？他是否还记得A城的那个冬天的早上，披上藏青色军大衣那一刻的温暖，是否会因错失那次留守A城发展的机会而后悔过？是否还记得后来的B城之行，记得那个送他迷彩军大衣的贵人？是否还记得他曾酒后失言，被那个副镇长加以利用，不止一次地惹上麻烦。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父亲不轻易利用那层神秘的关系渡别人，却也从未为自己及家人谋过丁点儿好处。然而故人已去，长辈们相继离世，人与人之间似风筝引线的那点儿联结也随风飘散。
一个人，一生的绝好机会或许就一两次，错过了就错过了。愿父亲忘记军大衣，忘却那些生命里的贵人或俗人，活在现实里，享受眼下难得清静的余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