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文化漫谈。有七篇文章，都不是很长，但蛮有意思。
第一篇《殭化》。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戈文博士，应李济先生的约，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主张维新的人，比守旧党的年纪总小十五岁到二十岁左右。
第二篇《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李济先生在文中说明，本文写于1948年春夏之交，为整理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第2篇报告，但因为迁台，原拟定编入《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内，没有及时付印。到了1953年，《文史哲学报》给予重印，李济先生提到，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要把眼光放到北方，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都上了秦始皇的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错误。
第三篇《远东独立发展的“三件东西”》。第一件，骨卜。第二件，中国的丝蚕业。第三件，殷代的装饰艺术。
第四篇《大龟四版的故事》。大龟四版的发现，是在1929年安阳小屯村，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从大龟四版，李济先生讲到了在殷甲骨文的研究上，郭沫若和董作宾两人不同的态度。这篇文章写于1966年，董作宾已逝世三年。他肯定董先生对于学术的自约精神。
第五篇《文化沙漠》。本文写于1959年，李济先生在文中称台湾是“文化沙漠”，并且指出了形成这种情况的理由，很多父母把自己的儿女送去美国留学，并且留在那里不回来，如此下去，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但如何改变？李济先生说：“基本的问题还是：我们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性质，若没有清楚的认识，什么方案都是没用的。”
第六篇《“自由”的初意》。“自由”一词，最早的记载是在《后汉书》，但作者范晔是否是铸造这一词的原始人，自然仍是一个问题。李济先生就这个问题做了推测。如果找不出比《后汉书》写作时代更早的证据，“自由”的初义，只能以樊崇逢安以及阎氏兄弟所享受的作例来解释了。
第七篇《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李济先生通过两则关于“牙”的故事，来说明中西方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不同。一是乾隆皇帝有多少枚牙的问题，一 北京人的牙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缺乏对自己身体的研究，研究牙，实际上把数十万年前的这位祖宗的生活习惯以及他所具的一体体质可以作一番追寻，却是中国人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