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灾

      花招母女的命运就像江南梅雨季节的天气，阴雨绵绵中刚刚露出一丝丝暖阳，立马又被彤云密布了，接下去又是望不到头的雨雨雨，似乎永远不会再放晴似的。

      国定夫妇新婚伊始即遭遇了长子早产夭折的打击，幸得抱养了外甥，驱淡了失子之痛。小夫妻视外甥为己出，疼爱有加。他们给外甥取名为望平，希望孩子一生平安。孩子一天比一天活泼，一天比一天可爱。一家四口总算享到了天伦，花招母女脸上也有了久违的笑容。

      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有明显的好转，政治形势也相对宽松一点。花招母女的日子也自然较之以前要好过一些。然而这难来的安稳并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一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又开始了。

      似乎是一夜之间，街头巷尾到处跑出了游行的队伍，到处都是扛着大旗，摇着小旗呐喊的人们。 花招一点都不奇怪新的政治运动的开始，她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换汤不换药的运动。像她这样的人每一次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每一次都不过是换着花样让她遭罪而已。

      然而花招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一次运动的不一样之处。这一次运动不仅参加的人数空前绝后。斗争的方式也更加稀奇古怪，花样百出，更加的惨无人道。像花招这样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当然还有国民党家属，固然是夹惯了尾巴的，须老老实实地听候发落。不过让她觉得奇怪的是，这一次还多出许多的当权派、走资派、叛徒、工贼还有各类漏网的，新划的什么东西。总之是戴高帽子的人越来越多，帽子越来越高，挂在胸前的木牌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沉。

      要不是自己心里有杆秤，花招和国定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谁是同志，谁是敌人；甚至分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明明今天还是套着红袖章，挥着红旗高呼革命的，说不定明天就成了戴高帽，挨批斗的了。明明今天在挥着拳头打别人的人，明天又反过来被别人的拳头打。整个世界就像喝酒过量的醉汉，人人都疯了，都醉了。到处是口号，到处是拳头，到处是唾沫星子。

      花招的家被那些“红袖章”洗劫了一次又一次，一会查反革命的证据，一会查变天账，一会又破四旧。角角落落，壁壁谷谷，翻箱倒柜。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拿不了的也都砸坏了，地震震过一样的碎乱，大水没过一般干净。花招十分平静地冷眼看着这一切。她知道当面抗争没个鸟用，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的皮肉之苦。人跟疯子是讲不通道理的，隐忍不发才是王道。

      批斗会越来越多，一天几次，一次几小时地开。批斗的热点和重点似乎并不在原先的那批人身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每天都有新动向，每次都有新对象，花招他们只要陪斩就可以了。学校、医院、公社、大队等集体用房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一层浆糊还没干，一层又糊了上去，飘飘然犹如万国旗。工厂停工了，学校停学了，医院也不看病了，田间地头没人干活了。很多人去革命了，还有很多人命被革了。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青了，有人紫了。花招看到原先的那些领导们，那些干部们差不多都被打倒了。原先水库施工大队的队长王友德被挂上木牌了，最早的县水利工程总指挥，后来的“草鞋县长”何县长的名字也被打上了叉，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墙壁上，甚至连厕所的墙壁，连座厕的挡板上都不放过。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说“打倒何XX！”

      花招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地护着她的女儿女婿，护着小孙子。不让或者少让他们受到伤害。女儿好不容易又怀孕了，这次可得好好安胎，再不能像上次那样出意外了。花招最苦痛的就是女儿国定，她想尽全力保护的也是国定。花招揽下了所有的批斗任务。她早请示，晚汇报，面壁思过，游斗示众都默默承受，只要她的女儿女婿，她的小孙子好好的就行。花招每天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她有自己一套战胜苦难的法宝：“雷电雨雪霜冻均是老天爷的恩赐，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花招用她的隐忍和坚韧扛起了一个个阴晦的日子，她该干嘛干嘛，别人打她左脸，她把右脸也递上去，慢慢地想折磨她的人都觉得无趣了，觉得该换点新鲜的了，那些“红袖章”们都不想瞧她了，除了每天必做的功课，也就对她睁只眼闭只眼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两派斗争终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斗。有人被打穿了耳朵，有人因为看热闹而被误杀。有人跳楼了，有人上吊了，有人投湖了，也有人发疯了，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跑来跑去。花招咬着牙挺着，她要活下去，好日子在后头呢。随着国定肚子的日渐隆起，花招内心的喜悦也一天天饱满起来，他们家又将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