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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回老家后当然也不能闲着，这么大个人了，不干点正经事，总不是什么好现象。农闲时李健也帮家里干点农活，每当看到日落西山，地里干活的父母和来帮忙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要收工的意思，还得继续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李健就会觉得我们社会主义农民真是比资本家的工人还苦，劳动时间都不用谁来延长的，自动超时。社会并不是书本上描写的那样，生存面前没有啥规则可言的。记得好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了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样才把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五一”国际劳动节。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啊，勤劳的中国人还有多少人真正是每天只工作八小时啊，多数人是没有班加还不乐意呢。从那时起李健已经开始明白，现实社会可不是和书本上讲的完全一样。
李健在家呆了几个月变成待业青年了，成天在家玩，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着急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李健爸爸也开始为他着急了。那时好像是一九九八年，正是国家提出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背景。朱融基总理正在全国推行国企改制，国营企业工人全部竞聘后再上岗，竞聘不上的就直接变为下岗失业工人了。企业由有能力的个人出资承包，改成股份制，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原本李健读中专时还是包分配工作的，现在市里的企业都改制承包给个人了，下岗工人一大堆，谁还顾得上让李健去哪个企业上班啊？在当时的人情社会，李健家也确实没有啥较硬的关系能让他去到市里面哪个角落任个啥职的。
好在李健所在的村里还有几个村办企业，有一家工厂之前主要生产那种纸质的水泥袋子，一直称为纸袋厂。后来慢慢都改成生产塑料袋子了，主要以生产各种化肥袋子和米袋子为主，就是通常人们所称的蛇皮袋子。里面的员工几乎都是本村人。虽然也是改制承包给个人了，毕竟是同一个村里的。在当时就业难的社会大环境下，能进到里面上班也是不容易的，有很多村民都是在排队申请中。李健爸爸是村里民办小学的老师，厂长也是李健爸爸的同龄人，算是有那么点小小的交情吧，在李健爸爸请厂里的领导们来家里吃过饭后，他就正式去村纸袋厂上班了。
李健在纸袋厂上班的工作主要是在拉丝车间拉丝。就是把一包一包的石化原料聚丙烯，聚乙烯混合后，倒入拉丝机里面，加热融化，挤出来一张薄薄的膜，经过水冷成型后，再通过刀片分切，然后再经过几组加热板和滚筒把这个薄膜继续拉长，直到形成很多条约5mm宽，0.03mm厚的长丝，然后绕在一个纺织锭上面，这些就是编织成化肥袋子的原材料。拉丝车间生产的一箱箱丝锭，流入到编织车间由圆织机织成袋子。还别说，这个机器的有些地方和李健以后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模切行业中的圆刀模切机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冥冥中，老天就是安排李健要干和这相关的工作吗？
实际上，李健在这个村办纸袋厂干了接近一年后，就又不愿干了。总还是觉得有很多李健内外都不太适应的地方，尽管他已经很努力的去适应了。在这个厂里上班的员工基本都是同村人，有些还是李健的小学同学，他们几乎都是初中毕业就来这儿上班了。有一个同班组工作的同事，他先天性讲话不太清楚，应是能听懂别人说话，就是发音上有点残疾，不能清楚的发音，为了把他和哑巴区别开来，周围的人都叫他“半声哑”。别看他读完小学就没有读书了，在这个岗位上，他可算是老师傅了。每个细小环节还有调机，异常处理，他都会。李健觉得他离职时都还不能独立干，只能跟他们打个下手。
最主要的是李健干这个活还有个先天性的不足，他是近视眼。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要把那个丝挂到那个旋转的套筒上，就是那个纺织锭。机器上一排几十个转动的锭子，李健根本都看不清哪个是哪个。每次要把那个丝挂上那个锭上去时都要在五米开外先看准是挂哪个，因为那个手上的丝在不停的往外出，你要通过两手的切换，快速的把丝挂上那个旋转的锭子上。这个对李健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挑战。少不了，李健经常挂错地方，乱上添乱，只能看着同伴们潇洒自如的轻松搞定。李健用心练了好久，主要还是眼睛跟不上。
好在同班组的工友还都比较照顾李健，尽可能让他干一些更适合他干的辅助性的活。那时李健和他们在一起干同样的活，本来就干得还没别人好，总觉得自己这几年书是白读了，心里肯定多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另外李健也看不到前途，总觉得自己干得再好，也就是那个“半声哑”一样的水平，他并不想一辈子就过那样的生活。当李健内心天人作战，坚信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后，就毅然不干了。
现在想想，李健那时太年轻，还是有点目光短浅吧。其实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不要像那个刻舟求剑的故事一样，只看着眼前的一点事，全然不顾事物的发展变化。其实不管干哪个行业，哪个事情，只要用心去做，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是需要积累经验，自我沉淀等待发展时机。就像竹子，当你看到它到地面快速生长时，其实它要在地下默默生长更长的时间，才等来破土而出。在地下的那段时间，我们称之为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