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色不异空

————田玄谷

在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个自古以来被无数自诩为“正义之士”的人不断引用的一句话———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首先，我们不从人类整体人性中额外欲望的变化对人类整体人性造成的现实影响的角度，而是从现实的角度去来看看这个问题：第一、似乎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或者说自人类有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史料记载以来，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慨。那我们就要问一句了：你们所谓的“人心不古”，到底要古到什么时期？唐宗宋祖时期？三皇五帝时期？原始社会？还是回到某种你们敬佩的动物的状态？又或是直接回到单细胞动物甚至回到生命还没诞生的无生命状态时期？

首先，回到无生命状态，相信所有人，至少绝大部分人是不同意的，这个不用多说。其次，回到人们敬佩的某种动物，那也仅仅是因为某些其存在的行为方式象征性地代表着人类的某种精神，这本身就是人类对动物的一种超越，也许某些人会一时心血来潮觉得成为某种动物好，但在整体上对于所有人来说，没人会愿意回到这种状态。再次，回到原始社会，相信每人会愿意回到那种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朝不保夕、餐风饮露的社会，不管那个时候的某个首领有多么的崇高，他自然改变不了人类整体生产力低下导致的人类整体生活水平的极度低下———仅仅比野生动物好一点。又再次，回到三皇五帝时期，众所周知，对于三皇五帝，自古以来历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间，都对其品质推崇备至。这无疑是汉武帝任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造成的影响。对于三皇五帝的评价，个人更倾向于《韩非子》的论述：在那个时代，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充足，人民不需要为争夺资源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民普遍野性、愚昧、淳朴，作为一个领导者———帝王、官员等，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受苦———他们需要亲自劳作教会人民生产、苦口婆心地教导人民怎样行事才会生活得更好；而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官员来说，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无数的财富，这是由人类生命本能的第一表现———从外界摄取来满足生命需求决定的。因此，韩非子人为：对于三皇五帝时期的领导者来说，当领导者，是一种受苦；而禅让退位则是一种解脱和享受。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这不正好说明了三皇五帝的过人的崇高品德吗？确实如此！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的人民由于人性中额外欲望的比例还刚刚等于，或者说未曾像后来时代一样远远超过自然欲望的比例，因此，人民在本能的第一感觉中，对国家没什么需要，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还没有使国家的存在的下层人性基础，即：没有对用来调节人性额外欲望导致的整体社会问题的机构的需要。因此，在一个人类还没有因整体人性中额外欲望导致人类内部矛盾激化、不需要国家的时代，在一个明知成为组织、构建、管理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受苦的过程的时代，对国家的追求和渴望只能是极少数特殊的人的额外欲望导致的权力意志的体现（这对于整个人类，如果一定要评定个是非的话，既好又坏，最终回到顺其自然。具体为什么，我们接下面会具体讲，这里先不说。）

而三皇五帝等等能够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地带领和教导人民，以“人民公仆”的形式服务人民，正是我们之前讲的：权力意志的实现是以对权力意志的瓦解达到的。也就是说：从个人的现实整体角度来说有得必有失———权力意志实现度越高的人，其受苦程度也就越高；权力意志实现度越低的人，其受苦程度也就越低；在整体上互相抵消之后，每个人的幸福度都是一样的———在整体上回到自然的状态。而从个人的历史整体角度来说，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受苦越多，其历史名声就越高；一个人在有生之年享乐越多，其历史名声就越低，因此两者抵消之后，每个人在整体上的客观评价也同样回到了自然状态。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不能有效的认识自身的不切实际的妄想者，才会觉得不幸福、不快乐。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人类自自身的额外欲望诞生以来，人类的实践就分为了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或者说的具体点：一切人性的实践都是精神的实践。并且，在B到C到D点之间的时期内，精神实践大于物质实践。因此，不是说精神思想的就是妄想的，精神跟物质一样———只有没有思想基础的精神追求才是妄想，就同没有物质基础而去追求立刻拥有庞大的企业一样，此为“妄念”，也就是说：妄念者是唯一不幸福的人。

貌似有点离题了，我们回到主题：因此，三皇五帝的这些行为，其本身就代表了人性中更高额外欲望的先进性，即：未来社会在整体上高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当然，由此也确实可以看出三皇五帝的过人之处。但是话说回来，难道类似于他们这样的人，后世就没有了吗？显然不是。历史从来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说以前的封建社会如何，当今社会不是同样也是这样吗？有大奸必有大义。具体例子不需要多讲，相信人们各自都有亲身经历。然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说却给了人们一个“古人只有大义而无大奸（至少说大义这远远大于大奸者，与当今世界的奸义数量在整体上不平衡的状态）”的感觉，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未必。这就是要回到史料的记载过程，即对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怀疑。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人性即道德，或换个说法———善、仁、义等等，是绝对胜利者对自身利益权衡的记忆。而利益必须是有主体的，在此，绝对胜利者人类是主体。而对于历代记录历史人类来说，史料的对象：一个民族、国家，或跟这个民族或国家有关系的所有人类为其对象，即：这一切与这个国家或民族有关的人类个体，都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权力意志的潜在实现对象；而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权力意志的真正实现，是以对权力意志的瓦解，即道德（或者说善、仁、义等）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选择性地宣传和记录义举、忽略和去除不义之举，既有利于统治者瓦解人民的权力意志，维护自身统治，又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因此，每个朝代，都会有目的地、选择性地、改变性地记录历史和现事件———夸大善行，减少恶行。就如德国文学家、哲学家歌德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历史都应该被怀疑很重写，如果要如实地记录历史，除非遇到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而这样的历史学家是极难遇到的。而个人认为：如果要如实地记录历史，不仅仅要遇到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还要遇到一个天才的统治者。他们不知道，“夸大善行，减小恶行”的记录和宣传方式，虽然在短期看来，是人民权力意志的瓦解，有利于维护统治（即加强统治者权力意志），但我们早就说过：权力意志的真正实现，是以对权力意志的瓦解来实现的，即对自身权力意志的瓦解来实现的。因此，统治者“夸大善行，减小恶行”的行为，恰恰成就了人民实现权力意志的基础，而摧毁了统治者自身实现权力意志的基础基础！所以，自古以来，虽然每个朝代的政策和宣传都看似有利于永久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其实是在自掘坟墓，其结果是：无论其因为这样的“扬善抑恶”政策造就了多么辉煌的时代，最终都难逃覆灭的结果。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太张必折、物盛则衰、物壮则老”和他所提倡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等等所揭示的道理。但这并不是说要“扬恶抑善”，以人类，至少以一个政府的权力意志实现的对象的人民为主体来说，“扬恶抑善”无异于立马自杀，因为这是同人类乃至所有生命体生命的本能相违背的。当然，如果把善的主体扩大，人类的自我毁灭等同于被人类额外欲望压制、屠杀、欺压的其他物种的福祉，这又是另一种善。统治者的政策，只是在人类内部之中重复了这种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会在下一章《道法自然》之中具体讲述，这里先不说。

因此，只有能够如实地记录和宣传历史和现实事件（无论是人民的还是政府的）的政府，才能够永恒地实现其权力意志（这个不是我们这里的内容，具体我们在下一章说），不能如实的记录现实和历史的政府，就是“妄念”，妄念的结果是不幸福，不幸福则乱。人们之所以会一直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只是统治者选择性地宣传和记录历史造成的一种历史误解而已———人性，只是额外欲望的作用下的一种善恶的同比例分裂而已，在整体上互相抵消，重归自然。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既然那些自诩“正义之士”的人总是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请问一下：你这么正义，这么嫉恶如仇，那你凭什么说世风日下呢？难道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十恶不赦吗？并且，你自己在真正现实的行为之中，做到你自己对世人的要求了吗？答案有目共睹，我不想多说。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对道德的最初定义：对利益的权衡的记忆。也就是说：在古时候，虽然人们比较“道德”，以帮助人为例：一个人在看到别人困难的时候，可能会不求回报、不假思索地给予帮助，如果这个行为是由其人性中的自然欲望决定的话（古人人性中的自然欲望的比例远远大于今人），那么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如果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我不需要”的一种舍弃；如果他是由其人性中的道德直觉决定的话，那这本身就是对利益的权衡的记忆的结果的作用。而对于，今人来说，也许他看到一个人有困难，我们假设他在帮助他的时候，会考虑很多利益回报，但从“是否帮助到他这个角度来说”，他跟古人是一样的。而对于古人来说，虽然由于自然资源丰富，但人类生产力低下，人们获取和保存自然资源的手段、方式有限，以及占有这些资源的欲望不强烈，所以，即使他们有着无私的品性，其帮助人有效性却把这种品性抵消了；而对于今人来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获取和保存资源的方式、手段更加高效和多样，人们占有资源的欲望更加强烈，因此，虽然人们普遍表现得更“自私”，但这些自私又被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和高效性抵消了。因此，从道德的实力效果来说，古人跟今人在整体上，都是一样的。这还只是从人们普遍人为的假设古人更无私、今人更自私的角度来说。但古人真的更无私、今人真的更自私吗？未必。在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无论古人今人，对于绝大部分个体来说：都是由生命本能决定自身行为，这无所谓自私或无私，这个不需要讨论。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拥有剩余资源的情况下，古人和今人的表现会不会有区别！古人和今人的人性在整体上的区别，在于由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人性中的额外欲望的比例来决定的，而我们在第六章《权力的永恒》之中已经说过，额外欲望即权力意志的实现，是以对额外欲望的抑制即对权力意志的瓦解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虽然随着人类人性中额外欲望的增长，人类的权力意志不断加强，因此，而第一表现由生命本能———从外界摄取决定的权力意志在最现实的表现必然为“自私”，也就是说：人类在整体的行为的第一表现上变得越来越自私，人们却在现实的实践中发现：只有无私才能实现最大的自私———个人的成功、种族的续存、发展和壮大，并且这种记忆随着人类的进化实践根植于基因之中，也就是说：额外欲望在人类进化的实践之中，只是等比例地完成了一种分别从属于商性与义性的“奴性与权力、理性与感性、约制与自有、无我与有我”的无私与自私的“共体分裂”。也就是说：这一切相对立性质抵消之后（自我的、互相的），决定人类行为的，在整体上一直都是由生命的本能来决定的。人性的本质，只是一种同体共生的精神分裂。也就是说：古人和今人乃至未来人，在道德的现实表现和结果之上，没有任何区别。而对于没有现实表现和结果的所谓的道德，我们早已说过：这根本就不能够叫做道德，因为不能带来利益的行为，永远跟道德挨不上边。只不过很多人习惯于把利益仅限于物质层面，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利益。

因此，当人类处于A点（原始社会）的时候，虽然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由自然欲望决定的，即：在拥有剩余资源的时候，第一表现为“无私”的舍弃，但由于当时人类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人类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催生后天自私本性基础，因此，现实的需要使得人们对“自私”有着最大的渴望。因此，此时的人类，在整体上，其行为不无私也不自私，完全由生命本能决定。而随着人类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到了B点，即刚刚步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决定人类行为的，由额外欲望和自然欲望各占一半，而同样由于现实的需要———自然欲望催生的对自私的渴望和额外欲望催生的对无私的渴望，人类在整体上其行为同样既不自私，也不无私，完全由生命本能决定。当人类到达C点（当今世界）的时候，虽然人类行为在整体上完全有额外欲望决定，但同样由于现实的需要———额外欲望的实现导致的对等比例的无私的渴望，人类的行为在整体上同样既不自私，也不无私，完全由生命的本能决定。而当人类到达D点（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其结果跟B点一样。而当人类回到A点的时候（全面实现共产主义），其结果又跟原始社会一样。所以，人类行为的决定者，无论在现实中有着多少分类，但在整体的本质决定因素上，都是由生命的本能决定的———一切非本能的决定因素，都只是本能的一种升华和演变而已。而人们之所以会觉得古人更加高尚，第一是因为史料记载的失实，第二是因为把动物性的满足生理需求之后不再需要的“舍弃”误认为人性的道德。

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人性发展规律（人类整体的、时空双向全面的）在特定时期内、以及在现实事物和个人中的表现导致的人们对认识事物的错觉，这个我们在下一章《道法自然》中详细说明，这里先不说了！

——————————2017.11.09 田玄谷。（记录思路，过程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