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之蒐

晋襄公七年春天，晋国贵族齐聚夷地，举行大蒐仪式，照例要检阅军队并对军队统帅进行一定的调整。从晋文公四年开始，晋军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和规制，其间尽管军队规模有所扩张，卿的数量也有变化，但历次调整都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微调，并未触动人们的根本利益，甚至为了拉拢列卿，国君还要刻意向大家族倾斜。从这个角度来看，夷之蒐的目的显然就不那么单纯了。

为了搞清楚这种变化的根源，我们还需要对晋国内阁制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晋文公四年，楚国大军北伐齐、宋，为了救援友国，也为了实现霸主理想，晋文公召集国内贵族在被庐举行大蒐礼，确立了三军六卿体制。这套体制既转移了国内矛盾的焦点，又激发了国人的斗志，但其实质上只是国君与居守派贵族所达成的妥协，在根本上是不完善的。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以臣召君挟持天子参与践土主盟，着实出了一把风头，在国际上的威望也达到了顶点。趁着战胜的余威，晋文公在城濮之战的次年，再次进行了一次军制改革，从国中抽调兵士组建了三行步兵，也即作三行。

当时中原诸侯之间的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但由于戎狄生活的区域开发程度较低，在对付深山老林里的戎狄时，人们还是不得不依靠步兵。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晋文公所建立的三行，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三军罢了。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只有天子才能保有六军的建制，诸侯僭越建立六军不符合规制，因此只能以三行来作为替代。

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晋文公建立三行实际上还另有深意。我们知道，晋文公是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回国即位的，早年晋惠公战败被俘，为了获取国内贵族的支持，作爰田、作州兵，出让了大量的公室利益。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在国内毫无根基，为了能够让居守派的贵族支持自己，郇地会盟时更是出让了不少的利益。

这两次国君换取贵族支持的利益交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君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架空了。而被庐之蒐，在居守派贵族的一再争夺之下，更是削夺了国君的军政大权，国君之于晋国，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精神领袖。在这种逼仄的局面之下，晋文公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与贵族进行周旋，这恐怕才是做三行的真实目的。

在城市攻防作战中，战车受限于地形，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无法发挥大的作用，这个时候就需要步兵出场了，国内一旦发生什么变乱，步兵的作用显然要比车兵的作用大得多。为了能够牢牢控制步兵的调动，这次组建的步兵的军团首脑，也就是中行的主将，是一直以来担任晋文公御戎的荀林父。御戎实际上就是领导的司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君的心腹，晋文公让荀林父担任中行将，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组建可以对抗卿族的军事武装。

除了中行将之外，左行将先蔑，右行将屠击，都属于国内处于边缘地位的贵族。这些权势低微的贵族，虽然力量弱小，一旦汇合起来善加利用便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用边缘贵族来平衡核心的卿族，组织一道统一战线，也是晋文公所采取的策略之一。

不过三行存续的时间很短，到晋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时，晋国在清原举行大蒐，将原来的三行拆解为两军，再加上原来的三军，晋国的正规军规模达到了五军。尽管以三行平衡的三军的企图遭到了抵制，晋文公终究还是将自己的势力如赵衰、箕郑父、胥婴等人，安插到了十卿的行列之中，使得内阁成员居守派和流亡派可以平分秋色，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再次达到了均衡状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晋文公已经基本上掌握的卿位的人事任免职权，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只有在晋文公个人的威权之下，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离开了君主的权威，卿族的崛起必然会对君权造成威胁。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公元前628年）就去世了，他死后，所谓的居守派和流亡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原本忠于晋文公的流亡派和边缘贵族也都转化成了卿族，与继任的国君之间又形成了君权和卿权的分立态势。

在晋文公去世前后，晋国五军十卿的内阁还进行了几次微调。先是狐毛去世，晋文公想让赵衰顶替上军将，但是赵衰不肯，让给了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不久之后狐偃也去世了，晋文公这才把赵衰提拔为上军佐；中军佐郤溱去世后，上军以下各卿依次递补。

到崤之战后，因为听从文嬴之言，晋襄公释放了秦国的俘虏，先轸在朝堂上“不顾而唾”顶撞了晋襄公。事后因对自己不顾君臣礼仪的做法感到愧疚，在当年夏天抗击戎狄入侵的箕之战击败狄人之后，先轸摘去了甲胄，闯入狄人军中，被狄人杀死，算是以死向国君谢罪。众人感其忠义，推举了先轸的儿子先且居出任正卿。

到晋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晋国的老一辈革命家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都相继去世，晋国的卿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因此决定舍弃两军，重新回归三军的建制。与此同时，晋襄公还想趁此机会，将六卿的人事任免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决定在夷地举行大蒐礼。

在确定内阁名单时，按照晋襄公的意思，他想让士縠和梁益耳担任中军将、佐，中军以下循序提拔，由箕郑父和先都担任上军将、佐。这样可以不打破原有的卿位序列，既能满足国君自身集权的需要，又能让国内各大家族之间维持一个平衡，取得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与此同时，晋襄公掌握人事任免权，可以有效地约束卿族势力的膨胀，防止世卿世禄的出现对君权造成制约。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晋襄公本身人事任免的权利实在有限，再加上他年纪轻缺乏威望，他的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卿族的抵制。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前任中军将先且居的儿子先克，他认为狐、赵两家追随文公多年，对于晋国的称霸有很高的功劳，中军的人选自然应该在狐氏和赵氏中间挑选。

这个理由说的冠冕堂皇，似乎有理有据，但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狐氏和赵氏本来属于是晋文公的心腹，可当第一代的赵衰和狐偃死后，那种原本同甘苦共患难的君臣情谊已经不存在，狐赵两家已经彻底地转化为了卿族，与其他居守派的贵族并无二致。他们所需要的是强大家族实力，执掌国家权柄，实际上已经是站在了国君的对立面了。

狐赵两家在夷之蒐之前就组成了庞大的竞选联盟，四处拉拢游说国内的各族豪强，左右舆论，使得晋襄公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晋襄公不得已只能同意先克为代表的豪强的提议，以狐射姑和赵盾作为中军将佐的人选。

有志不在年高。这次的人事调整，几个初出茅庐的职场新秀熟练地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巧妙地孤立了君权，击败了身经百战的老将，一跃成为这个当时最强大国家的执政者，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也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这样的景象也只有在晋国自由竞争的政治气氛下才能显现出来。

不过这件事也引起了晋襄公的警惕，先克利用其祖先轸、其父先且居的影响力干预人事任命，其本意不过是想让赵盾上位，通过与赵氏的联盟维持其既得利益罢了，这点倒不足为虑。真正让他感到忧虑的，是那个不动声色却能引动大夫一致拥护的赵盾，一旦让他当上了中军将，以其在大夫中的影响力，很可能会变成另外的一个里克或者郤芮，这样的权臣一旦出现，对于君主权力的集中显然是不利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防止赵盾坐大威逼君权，他只能与狐射姑联手，因此就故意不解其意而让狐射姑做了正卿，赵盾为辅，意图在六卿之间形成制衡关系。

赵氏源流

狐偃和赵衰本来都是文公的近臣，在文公流亡以至称霸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他们跟随文公的这几十年里，狐偃的地位和作用都显然是高于赵衰的，可同样是股肱之臣，为什么在他们死后两家之间的实力会相差这么多呢？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一提赵衰这个人了。

赵衰字字子馀，谥成子，又称成季、孟子馀，是嬴姓氏族后裔，其先祖与秦国公室同源。《赵世家》对晋赵氏先祖的来源记述很简略，只说了四个字：“与秦共祖”。在《秦本纪》中，秦赵两家共同的祖先是一个叫做大业的人，是东夷的一支。传说五帝中帝颛顼的裔孙叫女脩，她在织布的时候，吞了一只玄鸟的蛋，孕而生大业。关于这一点，白国红在《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该氏族是出于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氏，其活动区域大体位于泰山附近鲁国曲阜一带。

大业据说又叫做皋陶，在虞舜时期担任士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大禹，据说最早的刑法也是由他制定的。大业娶了少典氏之女名女华的，生了一个儿子叫大费，也叫伯益。伯益在舜时担任虞的官职，据说懂得鸟兽的语言，其主要职责就是调训鸟兽。在有关远古氏族的传说中，伯益的主要功劳，是与商朝始祖契、周朝始祖弃一起，随大禹治水，并发明了水井，因此受赐嬴姓。

大禹死后——按照古代美好的传说——据说要禅让给伯益，但我们也知道，自打《竹书记年》出土以后，上古的美好传说就都被打破了。实际上伯益在大禹死后，与大禹的儿子夏启争夺部落联盟的主导权，最终被夏启打败并杀死，也因为两族之间的恩怨，嬴姓氏族在夏朝一直都没能进入权力中枢。

伯益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领鸟俗氏；一个叫若木，领费氏。到商汤伐桀时，费氏部落的首领费昌投奔商部族，为商汤驾车，建立了功勋。商朝中期，帝太戊又让鸟俗氏的中衍为其驾车，并将王室之女嫁与中衍，这支嬴姓氏族以后也世代为商王朝服务，成为一方诸侯。

商朝末期，中衍的后代中有一个叫胥轩的，与姜姓申国联姻，生一子中潏。此时嬴姓氏族的活动范围，大体上位于山西境内的霍太山一带。中潏和他的儿子蜚廉，为商朝抵御西戎，武王伐纣时蜚廉受商王委托，到北方联络方国，但他的使命还未完成，商朝就已经败亡了，蜚廉只好在霍太山设坛祭祀纣王。到周成王三监之乱时，蜚廉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反周，被周公打败并杀死。

蜚廉死后，周公将霍国改封到霍太山，从而夺取了嬴姓族人的立足之地。蜚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恶来，一个叫季胜。恶来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被杀，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投降了周王室，但并不受器重。到周成王时，季胜的儿子孟增有宠于王室，被赐封地皋狼（山西离石），因此他也号称宅皋狼。也因此，皋狼之地一直都为后来的赵氏看重，春秋后期三家分晋的起因，就是智伯瑶向赵襄子讨要皋狼之地而引发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孟增之后有衡父、造父，到造父时期，嬴姓氏族有了很大的发展。嬴姓氏族在殷商时，就一直以善御著称，因此周穆王就以造父为御戎。造父为穆王驾车，西巡西王母，东征徐偃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到赵城（山西洪洞县）成为诸侯，造父因此以赵为氏，这就是后来晋国赵氏的来源。

我们再说被周人所杀的恶来，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女防，之后又有旁皋、太几、大骆、非子。非子与造父处于同一个时代，二者出于同一个氏族，造父受宠得氏，他们也引以为荣，便也以赵为氏。因此说后来的秦国是嬴姓赵氏，将秦始皇称为赵政，应该也没什么错。

到周孝王时，非子在犬丘养马被周王室得知，令其在渭水流域为王室养马。非子本来并非大骆的嫡子，但由于周孝王对其很欣赏，就想让非子做大骆的嫡子。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申侯的反对，周孝王为了安抚申侯，只得将非子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因此非子又被称为秦嬴。非子之后，经秦侯、公伯传到秦仲时，西戎为乱，犬丘的大骆嫡系被西戎所灭。周宣王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结果秦仲也死于非命。周宣王又召集了秦仲的五个儿子，给了他们七千士卒，让他们征伐西戎，终于取得了成功。秦仲的长子就是后来的秦庄公，在平王东迁时，正式受封为诸侯，建立了秦国。

而造父的后代发展走向却截然相反，造父之后六世到奄父时为周宣王御戎，千亩之战时周宣王战败，奄父奋力驾车，使周宣王脱险，但似乎赵国也被戎狄灭掉了，奄父只好追随宣王进入王室。但到周幽王时，宗周附近戎狄活跃频繁，宗周内部的矛盾也一触即发，很多有预见性的大夫都纷纷向东迁徙。奄父的儿子赵叔带，据说也因为周幽王荒淫失国，开始到晋国为官，这是赵氏进入晋国的开始。

赵叔带奔晋之始，晋国的规模还很小，国内的封地也大都是封给国君支系的公子公孙。而当历史进入春秋，东方诸侯都在相互兼并中不断扩张势力时，晋国又陷入了七十年的内战中，其发展也极为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异姓贵族，赵氏在入仕晋国的初期，还很难有所发展，直到赵叔带之后五传到赵夙，赵氏才开始拥有的自己的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