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父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的形象一直留在我心里。

自记事起，每年的大年三十，吃完早饭开始，父亲站在新摆放在堂屋神龛前的八仙桌旁裁红纸写春联。贴在大门上的对联很长，要裁两截红纸拼接起来。为防止未干的墨迹洇坏先写的字，写时要把红纸平。弟弟还小，个子矮；姐姐们要帮妈妈做年前大扫除、过年的食物等，而我正好高过桌子，拉平对联的好事就落到我头上。我拉着对联写好的一端，倒着看父亲点横撇捺地在殷红的纸上幻化出一个个漂亮的汉字，顿时对父亲敬畏起来；同时，欣喜一点一点在心里洇开，因为明天一起床就能看到个个门框上贴好的对联，就连猪圈门上也有“六畜兴旺”、灶台上有“司命神位”的横批，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即使做错了事也很容易被原谅（新年不能骂人的），还免了割猪草等事情又能吃很多零食。

过到大年初三四，父亲就布置我和弟弟写字的任务了。我看到父亲先是在桌子上放了一张书纸大小的红色字条：“新春发笔，万事如意。”怕我和弟弟有压力，便说：“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次写字，写多少没关系，开个好头好。”看着我们写字，平时严肃的父亲眉眼都是笑着的。写不了多久，母亲端着各色零食来了，并给我们每人泡了一碗芝麻茶以示犒劳。停下笔，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

父亲当时是村支部书记，他时常往家里带些书报：偶尔一两张报纸，如《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妇女报》（现在的《今日女报》），杂志有《求实》、《党支部书记》等，我对这些文字性的纸张完全没有免疫力，逮着就看，不一定能完全看懂，但里面就是有一股吸引我的力量。可隔一段时间这些书报又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带回村部了，以当时的家境，父亲带回来恐怕是营造家里有书读书的氛围，不说却主动引诱我们。家里不时出现了《说岳全传》、文言版的《聊斋》、《对联集锦》等书。我偷偷地站在父母房间看，离开时复原书的折痕，以免父亲发现而说我不务正业。事实上父亲从没说过我不应该看这些书。倒是他自己，因为晚上就着微弱的灯光看书，眼睛常常布满了红血丝。母亲气得骂他“红眼珠”，看这么多书有什么用，浪费电还看坏了眼睛。我在父亲不经意的熏陶下喜欢上了看闲书。

不得不说，正是父亲看了很多在母亲眼中“没用”的书，他的眼光和见识是优于同村人的。我读初中时，家里养了一群鸭，大约一百多只。每天天刚亮，父亲就赶着鸭子从村口的山脚下绕道去沙洲上，让鸭们白天在江水里游弋、觅食，累了就在临水的沙地边休憩。他自己赶回来不耽误农活，趁中午休息喂一次食，傍晚赶鸭子回家。最让人惊喜的是清晨把鸭子赶出圈的时刻，看到躺在地上的白晃晃或淡青色的鸭蛋，父亲微微上扬着嘴角。到赶集日，母亲就会穿戴整齐用两个篮子或箩筐把鸭蛋挑到集市上去。为了改善家里的条件也为了供养我和弟弟读大学，父亲还养过群鸡、在村里最早种大鹏蔬菜，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给我们最好的生活。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每到春冬季节，更是药不离口，还时常要打针。姐姐们陆陆续续出嫁，父亲要供我和弟弟读书，经济条件自然差些。为省钱，父亲学会了肌肉注射，从医院拿回药水，把用过的针头装在椭圆形铝饭盒里放在炉子上煮沸以消毒（现在有一次性针头）。俗话説“久病成医”，父亲是因爱成医，虽然他从没对母亲说过爱，但把爱融入几十年生儿育女的柴米油盐中，家里一本翻得烂旧的《农村医疗大全》（大概名）即是明证。母亲去世的前两年，春冬季节，她咳嗽厉害，怕影响父亲，故分床睡，即便如此，父亲时常半夜起来为母亲盖被子。

我刚进入大学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的去世，让人看到父亲硬汉子柔情的一面：有人看到他走在田埂上抹眼泪，喂猪时也偷偷地抹泪。那个吼一声都让少年时的我发抖的父亲快速地瘦了下去，眼睛虽然还是炯炯有神，但胡须已是根根花白，父亲真的老了。

老了的父亲希望我在单位认真工作，不落在人后。可能是少不经事吧，虽然在这点上我和父亲的想法相同，但总觉得经过父亲的口说出来有点不舒服，其实是怕父亲太炽热的希望在我身上落空。单位离家不远，我除了双休日，平时极少回家。象所有的父母关注初成家的孩子的婚姻生活一样，父亲不动声色的关注是看回家的成员。成家后，我一回家必带着先生，碰上两人闹矛盾，先生不乐意去就干脆都不回去。再后来回家，必是一家三口。父亲为此也逐渐放下了对我婚姻生活的担忧，见我们回家他眼角眉梢满是喜悦。

一向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父亲因脑溢血再也没醒过来。曾想着，等我们的日子好了再多去孝敬父亲，当时只道是寻常，谁料寻常日子再也没有父亲的殷殷的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