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作家尤金·欧·切洛维茨的小说《The Book of Mirrors》，译者张畅和袁子奇将其翻译成《明镜之书》。拜读不久，我就开始纠结于书名的翻译，随着阅读的深入，纠结从一个小圆点变成了一个大圆点：是不是翻译成“镜像之书”更加切题？
小说用三个篇章结构而成，却又不是惯常的那样，第一章龙头，第二章豹肚，第三章凤尾。用“篇”而非“章”称呼每一个篇章，小说已有暗示，亦即它与“章”有分野。真是有分野，《明镜之书》的三个“篇”，分别由三个叙述者来完成各自的篇章。三个叙述者分别是文学作品经纪人彼得·卡茨、记者约翰·凯勒和前警官罗伊·弗里曼。彼得·卡茨担纲叙述者的第一篇需稍加说明：彼得·卡茨只是说明了手头这部残缺的《明镜之书》由来何处，剩下的，全是一个名叫理查德·弗林的作者遗留的一本残书。书里，写了作者本人与女学霸劳拉和名声响亮的导师韦德之间的纠葛。
一旦落笔，理查德·弗林写在残书里的对劳拉和韦德的判断，免不了会带上自己因着与他们的恩怨情仇而生发的主观偏见，所以，第二篇与其说是切洛维奇想让无头案、也就是韦德之死能有个清晰的结果，不如说是他想尝试，通过变化叙述者来从另一个角度寻求韦德之死的真相。第一篇和第二篇互为镜像得有趣又有悬念，让本书的真正写作者意犹未尽，他发现他虚构的韦德所具备的能力，就是通过催眠、药物、诱引等心理治疗手段来改变人们的既有记忆，是一种非常有料的假设——其实哪里是假设！这种技术似乎一直被心理学家运用于心理咨询中，只是，患者在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一般都是向好而行，这种治疗手段也就没有引起公众的质疑，但是，当韦德用这种技术来作恶呢？为了让镜像更加多维和深远，切洛维奇又竖起一面镜子，当年因为没有破解韦德死亡之谜而不能忘却前朝往事的前警官罗伊·弗里曼。
结构本身就不是一块明镜，而是互为镜像着，这是我为什么会纠结书名应该为“镜像之书”而非“明镜之书”。至于理查德·弗林小说里所涉人物的互为镜像，就更坐实了此书书名的令人疑惑。
理查德·弗林、劳拉·贝恩斯、约瑟夫·韦德和德雷克·西蒙斯是理查德·弗林留下的残篇里额4个主要人物。在理查德·弗林的眼里，也就是他在弥留之际写在《明镜之书》里的对劳拉、韦德、德雷克的盖棺论定，显然是带上他的主观判断的。比如，他认定贫穷的德雷克受恩于富有的韦德，所以义无反顾地帮助韦德做些粗活，事实是这样吗？比如，他认定劳拉是因为与韦德教授有染才拒绝了自己、而韦德那一部出版后有可能惊世骇俗的手稿不翼而飞，也一定是被劳拉窃为己有了，这是真的吗？
切洛维奇构思之精妙，就在于把自己想要写的故事，假托为理查德·弗林的小说，又假设英年早逝的理查德·弗林因着同居伴侣对劳拉的嫉妒而藏匿了弗林小说的大结局，这就使得《明镜之书》有了一波三折的探案小说的引人入胜。
然而，技术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假如没有记者约翰·凯勒的跟踪追击，没有前警官罗伊·弗里曼的追根究底，“明镜之书”里的“mirror”一词真就只有“明镜”之解了。但是，有了理查德·弗林的叙述，又有了约翰·凯勒和罗伊·弗里曼的叙述与之互为镜像，切洛维奇的掩藏在技术下的对这部小说寄予的厚望，也就水落石出了：目睹当医生的父亲被纳粹党卫军活活打死后，约瑟夫·韦德有没有权利恶意地索取他想拥有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