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坡顶上的老房子已经愈发破败了。
堂屋侧面突出的小小灶屋已然塌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歪向一边，几根房梁如同裂开的肋骨，参差不齐。阳光打在裂开的缝隙中，仍有几处晦暗不明。正屋屋脊两边的瓦片也塌陷不少，就像牙口豁开颧骨内陷的老太太。从屋顶到屋前台阶都长着野草，屋顶尚算稀疏，几株茕茕孑立，而屋前裂开的水泥台阶里的野草如同商量好的一般，嗖地占领了整个台阶，一大簇一大簇的将裂缝撑得越来越开。
房子里的老人家已经去世三年有余了。
老人还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回家——上坡，经过房子侧面的灶屋，经过房子前面，到家——整个过程中都在打量这所房子，然而除了门前水泥槛的裂缝中偶尔会有几根坚强的野草露头外，我没能感知出其余的变化，好似整栋房子一直就是这样并将持续沉默坚守下去。
记忆中住在里面的老婆婆总是把自己和房子都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房子显得苍老但精神矍铄，就像他的主人。老人家的过生活不需要太多东西，堂屋里好像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就没有多少其他东西了，因而整个屋子显得非常爽利。每到夏天，大门和屋后的小门都会开着，屋后的一棵老槐树遮住了烈日，堂屋内干净的水泥地板免去了阳光的照射也渗出丝丝幽幽的凉意。农村里通常的说法是，老人家身上的阳气不足，因此住的房子里面都很阴凉。于那时的我而言，我感觉到的只有凉，没有阴。靠近后门的地方摆了一把躺椅，婆婆有时会在上面午休，她不躺的时候，有时我们几个小朋友就会躺在上面，一阵阵过堂风吹在身上让人有一种幸福感。
梭罗曾经说，房子就像是人类最外面的一层衣服。那时的老房子和老婆婆，就像是一件足够大的衣服套在了一个瘦弱的身体上，虽然足够体面，但躯干和衣服之间有太大的空隙，一走路风就呼呼地往里面灌 ，终究还是很冷清的吧。
我也在逐渐长大，从初中的一个星期回次家到高中的每个月回次家，经过老房子时偶尔看到老婆婆也会打声招呼。那座房子和那个人，成了我回家路的一块拼图。有次姐姐回来用手机给婆婆拍照，婆婆说了句，“不晓得下次回来你还看不看得到我”！老人家总喜欢把死亡挂在嘴边，这句话谁也没当真。不成想，这次是真的。那次回家时，妈妈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不由得一阵惘然。倒不至于有多悲伤——常年在外的求学早已消磨了儿时的那点亲近——只是少年记忆与每次回家的招呼一时间涌回到了我的脑子又缓缓退去，我知道，回家的路没那么完整了。
此后每次回家，那栋老房子便换一副模样——更破败的模样。“阴阳”这一玄妙的哲学观在农村以农民的说法佐以最简单的事例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老人家去世后，房子便没了人气，阴盛阳衰，房子失去了支撑，继而被岁月逐渐侵蚀——就像放了气的气球那样快。而屋前屋后蓬勃发展的野草却又洋溢着生机，成功实现了阴阳的转换。所谓生生不息，大抵如此。
老人家的葬礼我没有参加。不过整个过程我也能猜出个大概，农村的葬礼不外如是——摆两天席，请个吹打班子，儿孙亲戚依次过来磕头上香，最后请同村的八字硬的男人将棺材抬到命运的终点。区别在于葬礼的喧闹程度，也就是儿孙的财力体现。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尽孝道的机会，没人会在这上面舍不得。
我想到的是，这可能是老人的儿孙亲戚最团圆的一次，可是，却见不到了啊！两天的喧闹之后，一切复归于平静，老人就静静地躺在那方小土包下面，等着青草漫上坟包，等着风雨侵蚀封土，等着一年两次儿孙的探望。到了多少年之后，土包变为平地，再也无人记起。
我们与故乡的联系是如此脆弱呵，当老一辈的躺在那片土地上，我们与故乡的相见就变成一年两次，等到我们再老去或是我们的后辈再老去，又有谁还记得呢？
对于父辈们来说，故乡是故土难离，难离故土。
对于我们来说，故乡是天涯咫尺，咫尺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