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已经有些凉了，这天是朱槿第一次一个人住，老朱告诉他，上学前班了，就不再是小孩子了，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睡觉。
朱槿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爸爸和妈妈吵架了，爷爷坐在一边抽烟没管。晚上爸爸妈妈先后来给他说让他一个人睡觉。
朱槿第一次感觉到夜晚的漫长和深浓，床罩把他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窗户没有关得很严实，有微弱的风偷偷地溜进来，被子很厚很重，把朱槿压得喘不过气来。老朱把房间的灯关了就转身走了，没有给朱槿留下哪怕一句安慰的话。老朱本也不是这样的人。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像是在课堂上端正地坐了一个下午那么漫长。朱槿盯着床罩顶部的灰色补丁发呆，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偶尔大黄狗挣扎着叫唤一声，声音要在院子里面回荡好一会儿，才渐渐消失不见。
窸窸窣窣的响动，继而是门被掰开的声音，继而是微弱克制的脚步声，最后是枣树边的木门沉闷的撞击声。那个身影分明就是妈妈，这一系列动作全部被趴在窗口的朱瑾看得清清楚楚。爸爸房间的灯亮着，从门缝透出来的黄色光晕就能知道，门前的门帘挂在那里，如一张深黑色的布匹，动也不动。
那个晚上后来就静得出奇，大黄没叫了，枣树摇晃不出声响，弟弟没在半夜醒来嚎啕大哭，爷爷的呼噜声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朱瑾最后一次看到的妈妈，是一个因为生育身材有些走样的背影，急匆匆，步子很快，穿行在滞涩停顿的黑夜之中。
老朱还是像往常一样跟着父亲下地种庄稼，早出晚归，父亲对儿媳妇的离开只字不提。父子俩似乎很默契地认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是朱瑾和朱颐的到来，让他们稍稍宽慰了一些，朱家有后了。
时间如缠绵的河水，静静地往前流动，老朱的反常终于还是出现了。三个月后，老朱和镇上请他去搬水泥的工头打了一架，几个壮实的庄稼人都没能拉得住。末了，老朱提着一壶白酒摇摇摆摆地坐在客厅里唯一的木桌子旁边喝闷酒。
酒精让老朱的小脑失去了知觉，傍晚吃饭时，朱瑾看到爸爸横着倒在桌子地下，浑身酒气，左手抓着高凳子的脚，用力过猛使他的指节发白，小臂上青筋暴起。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老朱昏睡了两天，偶尔吃点儿朱瑾送去的饭菜。之后下地就一直提着个瓶子，装着酒，累了就擦擦汗喝喝酒。父亲也劝不住他，只得任由他去。同时老朱再也没有接过镇上的活计。
朱瑾渐渐长大，他不喜欢爸爸身上随时都有的酒气，小学的家长会也不让爸爸去，偶尔爷爷会代劳。
春天的时候，老朱把离家近一点的别人家不种的地全部种上，即使很多时候都错过了时令季节。但老朱家的粮食产量却没有增加，有的种得晚了，收成不好，有的收得晚了，全部烂在了地里。每年应该缴纳的农业税却不减反增，这在那几年给老朱家带来不小的负担。
朱瑾爷爷去世的那一年，刚刚好赶上免除农业税，那也是朱瑾初中辍学的那一年。年初的时候，朱瑾爷爷病重，医生说是癌，时间不多了，在家好好休息。
每天早上很早老朱就出门了，露水把老朱纺纱的裤腿打湿到大腿的位置。有时候月亮还挂在西边较高的地方，太阳却在东边地平线处跃跃欲试。朱瑾起床时先去房间看一下爷爷，帮爷爷掖一下被子，换掉尿壶。然后就着厨房微弱的灯光把早饭做好。他把早饭分为四份，一份自己和朱颐吃；一份喂爷爷吃；一份装在铝制的变了形的饭盒里带去学校当午饭；一份留在还有余热的锅里，等老朱回家时吃。
爷爷早上总是吃不了多少，不锈钢的勺子两勺子，磁盅半杯水。等爷爷吃完早饭又睡下的时候，朱瑾和朱颐就出门上学。还没走到门口，大黄刚刚起身摇着尾巴看着两个小主人，院门口的枣树刚刚在晨曦中苏醒过来，就能听到爷爷在房间里的叫唤声。声音隔着厚厚的土墙传出来，沉闷又嘶哑。这么多受苦的日子里，爷爷早已很难正常地出声了。
爷爷去世的那天是周四，朱瑾得到消息的时候向老师请了假，去小学部接上弟弟一起回去。
那天早上爷爷很反常地吃了很多饭，朱瑾为爷爷准备的半碗饭很快就见底了，然后又去厨房把准备带学校去的饭扒了一些。爷爷精神很好，半坐在床沿，对朱瑾和朱颐说，学习要努力，要听爸爸的话，然后用手撑着膝盖，试图站起来。
朱颐把哥哥的书包一起背在背上，朱瑾馋着爷爷走到客厅的门槛前坐在那条又矮又短的凳子上。凳子是朱瑾爷爷小时候跟他爸爸一起做的，已经差不多有他这么大的岁数了。凳子表面沟壑纵横，时间在上面雕刻出道道伤痕，同时也将爷爷雕刻殆尽。
朱瑾后来跪在院子里爷爷的棺木前想，可能爷爷那天感知到了什么，他可能这么多年之后再也跑不过那条又矮又短的凳子了。
老朱把父亲的葬礼办得很简单，长时间的病痛折磨着老爷子，也折磨着老朱一家人，生离死别之情早已被消磨得所剩无几。过年之前医生就跟老朱说过，能撑到过年就已经很不错了。老朱在心里早就准备好了接受一切。
而朱瑾和朱颐每天都看着爷爷不断地衰落下去，身体清瘦，眉骨突出，手臂变细，常常大小便失禁，就算不用问老朱，他们也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的事情。
免除农业税让村子里早就不愿意种庄稼的人家终于放下心丢了土地外出谋生，同时也让老朱一下子忙碌了起来。老朱把那些荒废的土地尽数收到自己家里，恰巧朱瑾在那个夏天的某个傍晚里说不想上学了。
朱颐丢掉了已经用了四年的破旧的书包，朱瑾把自己的给了他。朱瑾从此开始了和老爸每天天没见光就出门的生活。等到太阳高悬，酷热难当的时候再跟在老朱后面，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早饭早已由朱颐做好，蒸在锅里。
在朱瑾的协助下，老朱家庄家歉收和错过时令的情况明显地好转了，每年家里的玉米，稻谷，小麦，红薯的产量都在不断地增加。待农忙季节过去，老朱就挑着家里吃不完的粮食去镇上卖，家里开始有了些微的收入。
每当这个时候就是朱瑾最开心的时候。不用跟着老朱下地，不用上学，什么事也不用干，可以睡到很晚才起床；可以在做午饭前看上好一会儿电视；可以在下午六点的时候守着电视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可以跟着放学回来的同村的孩子们漫山遍野地撒欢。
到了第二年，朱瑾十六岁的时候，家里的粮食更多了，就算老朱每天都挑着去卖也已经卖不完了。老朱开始在镇上找来三轮货车，没过几天就来老朱家拉走一车。老朱那个时候不用跟亲戚借钱也能担负得起朱颐的学费了，逢年过节两兄弟还能买一些新衣服，老朱的烟也从五牛变成了贵两块钱的红塔山。
这两年里，朱瑾觉得老朱就像疯了一样地种地，没日没夜的。清晨提着酒壶就出门，朱瑾跟在后面吭哧吭哧地跨过田埂，钻过草丛。待到上午回家时，酒壶已经空了。朱瑾经常去帮老朱打酒和买烟，老板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你爸是把酒用来灌麦子了吗，这么快；你爸是把烟当香在供着吗，又没了？
又是一个三轮货车从老朱家拉走一车谷子的傍晚，老朱顺带搭着货车去村头打牌。朱瑾和朱颐坐在客厅里的旧沙发上看电视，旧沙发陷进去，就像把他们俩包裹在里面一样。爷爷的遗像挂在客厅正中间，微笑着，脸上皱纹纵横。黄昏的太阳斜着从门框上面掠过，那张有些松动的木桌子投下棱角分明的阴影，挤进电视旁边的墙脚。
风簌簌地吹着，院子角落的枣树已经长得比朱瑾还高了，这是母亲离开的那年，爷爷不知在哪儿弄来的。
老朱喝了点儿，扶着院墙回来了。
“槿，过两天跟着你余叔他们一起去打工，我跟他们说了，到时候带你。”
“哦，去哪儿？”
“广州，大城市。”
“二娃，快去做饭去，你明天还得上学。”
“那我以后都不用下地啦？”
“你跟他们出去了还下什么地，我以后少种点儿了。”
“哥，这打火机打不着了，爸，把你的打火机拿来用一下。”
朱瑾跟着余叔离开的那天下了点小雨，院子门口的枣树挂了些许水珠，摇摇晃晃，水滴在大黄的毛上，大黄绕着枣树不停地抖落身上的水，不知不觉链子就缠在了枣树上，大黄动弹不得，不知道怎么绕回去，朱颐送完朱瑾回家时看到大黄哈哈大笑。
老朱在屋里跟那辆经常来朱家的货三轮的司机聊天。
三姨给老朱送来一壶酒，放在客厅的桌上，跟朱颐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