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填补空洞：创造结构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思维态度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威廉·詹姆斯
不是看见了不同的东西，而是看的人发生了变化。这就如同在空间维度上改变了“看”这个动作。
——卡尔·荣格
处理创伤性记忆是一个问题，但处理灵魂的空虚——不被需要、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说出真实的空虚——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母看见你时从不感到高兴，你就很难体会到被爱和被珍惜的感觉。如果你的成长中充满了嫌弃和忽视，就很难发展出出内在的掌控感和自我价值。
由我和朱蒂·赫尔曼（Judy Herman）、克里斯·佩里（Chris Perry）共同进行的研究（见第9章）表明，如果人们在孩童时候感觉不到被需要，或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安全的时刻，他们就不能充分地在传统的心理治疗中获益，因为他们不能联想到过去受到呵护的感受。
这一问题甚至在我那些最投入、表达最清晰的病人中都存在。即使他们在治疗中都付出了努力，与我分享他们在个人和专业的成就，他们还是无法忘怀童年时候的创伤，例如他们的母亲太抑郁而忽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希望他们从来没有出生过。显而易见，如果他们不能修改这些隐性假设，他们的生活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怎样才能做到呢？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他们在生活早年里欠缺的经验呢？
为了寻觅这个答案，我在1994年6月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州海岸、比佛利（Beverley）的一家小小的学院，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美国心身治疗研究会（the United States Association for Body Psychotherapy）的会议。讽刺的是，我当时被要求作为精神科治疗的主流，描述利用大脑扫描来观察精神状态的过程。但当我一走进走廊，和参会者聚集在一起喝早咖啡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和我常常参加的精神药物治疗会议或者心理治疗会议的参会者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他们互相之间谈话的方式、他们的姿势和手势，都散发出一种活力和投入——这种生理上的反馈是情感回应（attunement）的根本。
我很快被一个矮壮的前舞蹈家阿尔伯特·佩索（Albert Pesso）的对话震撼了。他以前在玛莎葛兰姆舞团跳舞（Martha Graham Dance Company）跳舞，但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在他长长的睫毛下，他的友善和自信通过他的眼神透露出来。他告诉我，他发现了一种可以彻底改变人们与他们的内在以及他们的肉体自我关系的方式。他充满了热情和感染力，但我不太确定，问他是否确定他可以改变人们的杏仁核。虽然没有任何人以科学的方式检验过他的方式，但他依然镇定而自信地向我保证这一点。
佩索正打算举行一个“PBSP身心治疗”的工作坊1，他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工作坊和我以往见过的小组完全不同。他坐在一张小矮凳上，坐在一个叫作南希的女士对面，他把她叫作“主角”（protagonist），其他的参加者坐在小垫子上，围绕在他们的四周。他邀请南希讲讲她的苦恼，当南希中断叙述的时候，他不时描述他的“见证”，也就是他观察到的事情。例如“观察者可以看到，你在描述你父亲抛弃家庭时是如此垂头丧气”。我很惊讶于他是如何仔细地捕捉到那些情绪的非语言表述——微小的姿势变化、面部表情、语调和眼神——这些内容在身心治疗中叫作“微捕捉”（microtracking）。
每一次佩索做一次“观察者的陈述”，南希的脸和身体就更放松一些，就好像她因为被见证和被肯定而感到宽慰一样。佩索安静的陈述似乎令南希鼓起了的勇气，让她继续深入地剖析自己的感情。当南希开始哭泣时，佩索表示没有人应当独自负担着这样的痛苦，进而，她问南希是否愿意选择一个人坐在她旁边；他把这个人叫作“联系人”（contact person）。南希点头同意，然后仔细地扫视了整个房间，指着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女人。佩索问南希想让她的联系人坐在哪里。“这里。”南希指着一只在她右边的小垫子，确定地说。
我入迷了。人们依靠右脑来处理空间关系，而我们的神经影像研究也表明，创伤的印记也主要存在于右脑（见第3章）。关怀、否认和冷漠主要都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语调和肢体动作来传递。根据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交流的发生超过90%都是通过非语言和右脑的功能领域发生的2，而这正是佩索的治疗方式所导向的方向。随着工作坊的继续，我也被“联系人”的功能震惊了——“联系人”的存在似乎帮助南希能在更大程度上容忍那些令她筋疲力尽的痛苦体验3。
但最不同寻常的是佩索创造的故事模型——他把这个叫作“主角”过去的“结构”（structure）。随着叙事的深入，小组参加者被要求扮演主角生命中的重要角色，例如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这样，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以一种空间形式呈现出来了。小组成员也被要求扮演理想化的父母，为戏剧主角提供他们在重要的时刻缺少的支持、爱和保护。戏剧主角是他们故事的导演，创造他们从未有过的过去，他们明显通过这些想象场景得到极大的生理和心理解脱。在恐惧和被抛弃的经历扭曲心灵和大脑的几十年之后，这个治疗方式可以在叙述主角的大脑中留下安全和安慰的印记吗？
因为着迷于佩索的治疗方式，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去参观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山顶的一个小农场。我们在一棵古老的橡树下吃过午饭后，艾伯特让我和他一起去他的一个饰有红色砖墙的谷仓——现在被改建成了一个工作室，去创造一个结构。我曾经花了好多年在精神分析上，所以我不觉得这个结构能让我对自我有怎样的重大发现。我当时是一个40多岁的专业人士，结了婚，成了家，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两个试着自得其乐的老年人，所以我完全不觉得我父母仍对我有着怎样的重大影响。
因为没有人可以来扮演我故事中的角色，艾伯特让我选择一件物件或家具来代表我的父亲。我选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皮沙发，让艾伯特帮我把沙发竖起来放在我的右前方。然后，艾伯特问我要不要选择一个物品来当我的母亲，我选了一盏很重的落地灯，而且几乎和那个竖起来的沙发一样高。接着，这个空间逐渐挤满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最好的朋友是放在我右边的一只小小的纸巾盒；我的妻子，是在他旁边的一只小枕头；我的两个孩子，是两只更小的枕头。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审视我的内在世界：两只巨大的、阴暗的、吓人的物体代表着我的父母，而一系列微不足道的物品代表着我的妻子、孩子和朋友们。我震惊了；我重新呈现了我在童年时，面对着严厉信奉加尔文教派父母的内心图景。我不能否认，我的大脑中处理空间的那部分揭露的事实：这让我可以视觉化地呈现我的内在世界。
当我告诉艾伯特我刚才的发现时，他点点头，问我是否允许他改变我的视角。我那不置可否的感觉又回来了，但我喜欢艾伯特，而且我很好奇他的方式，所以我犹豫地同意了。他将他的身体放在我和沙发及落地灯之间，让这两个物体在我的视线中消失。几乎是立刻，我感到我身体一阵轻松——我胸中的紧张感解除了，我的呼吸也变得放松。正是这个时刻，我决定成为佩索的学生4。
��期试图放开他的过去。讽刺的是，他从来没想过，只有去接近这段过去，才能把它真正放下。
18.1重建内在地图
如果将你的内心世界投射在立体空间中，让你看到你的内心剧场发生了什么，能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过往的人和事是怎样影响你。在你将你生命中的重要角色放在不同位置的时候，你会惊讶于这个行为如何能触发你的记忆、想法和情绪。你也能体验到，当你移动你所创造的棋盘上的棋子时，你内心世界的颤动。
尽管创造结构剧场需要通过对话，心身疗法不试图解读过去。相反，心身疗法让你感觉到过去，试图重塑你曾经见过的场景，说出你在事件发生时想说却无法说出的话。这就如同拍电影一般，让你回到代表过去的场景中，重新演出那些关键场景。你可以让角色的扮演者做出那些你当年希望他们做到但不曾做到的事情，例如阻止你的父亲打你的母亲。这些静态的故事模型可以激发强大的情绪。例如，当你将你的“真实母亲”放在角落、因为恐惧而缩成一团，你会非常渴望保护她，同时体会到你还是个孩子时感的无力感。但如果你创造一个可以在父亲面前勇敢不屈，知道如何在这种虐待性关系中逃脱出来的“理想母亲”，你也许能从中体验到一种深深的解脱，卸下积存已久的负罪感和无助感。又或者，你可以直面你那在儿童时期残忍欺负你的兄弟，重新创造一个可以保护你，成为你的楷模的理想兄弟。
导演（也是治疗师）以及其他小组成员的职责，是为主角提供必要的支持，让他能够探索那些他独自一人时太害怕而无法探索的事情。小组的安全氛围让你可以注意到你一直以来的隐藏自我——通常是那些你感到最羞愧的事情。当你不再需要隐藏，这个结构可以让你将这些羞愧放回它原本的地方去——放在那些在你面前、代表着在小时候伤害过你、让你感到无助的角色中。
当你感到安全时，你就可以向你的父亲说你5岁时想要对他说的话（确切来说，是对代表父亲的角色说话）。你可以告诉她（角色扮演者）你那忧郁又惊恐的母亲是如何让你感到难过而又无法照顾她。你可以通过改变角色扮演者与你的距离，能探索重要角色与你的距离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一个积极的参加者可以在安全的状况下呈现那些无法通过简单叙述出来的经历。当你在现实中呈现你的经历时，观察者也一直陪伴着你，让你知道你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声调改变。
从我的经验理解，能够在一个安全的、支持性的“容器”中重新处理过往的体验，可以有力地创造新的、补充性的记忆：激活一种适应性的、充满感情的设定，让你逐渐远离伤害。那些结构并不能消除记忆，甚至不能像EMDR那样使记忆变得中性化。然而，结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替代性记忆，在这个替代性记忆中，你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你渴望的爱和保护得到实现。
18.2再寻过往
让我再举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例子，是发生在加利福利亚洲大苏尔（Big Sur）区沙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的工作坊中的事情。
玛利亚是一个纤细苗条的菲律宾人，年纪大概有45岁。在我们课程的头两天，她愉快又随和，专注于探索创伤的长期影响，也教我们一些自我调控技巧。但她现在，坐在距离我6英尺远的一个垫子上，她看起来恐惧而虚弱。我怀疑她自告奋勇担当结构主角，是不是为了要让那个同她一起参加工作坊的女伴开心。
一开始，我鼓励她察觉内心，与在场的人分享心中想到的任何事情。经历了漫长的沉默之后，她说道：“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脑海中一片空白。”我察觉到她内心的紧张，我回答道：“作为观察者，我能看到你现在感到很忧虑，所以你在自告奋勇作为主角参与建造‘结构’之后，你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说的是对的吗？”“对的！”她回答道，声音听起来似乎稍微放松了一点。
“观察者”会在结构一开始入场，这个是一个对结构主角全盘接收、不作判断的角色，负责反思主角的情绪和环境状况（也就是我所说的，玛利亚“在自告奋勇作为主角参与建造‘结构’”）。感觉到被肯定、被聆听和被见证，是一个人能够探索创伤或被抛弃记忆的重要前提。神经影像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听见他们的内在状况被说出来时，他们的右侧杏仁核会激活，就好像他们的看法被强化、被确认了一样。
我鼓励玛利亚像我们过去练习过的一样，专注于她的呼吸，并关注在身体上的感受。经过了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犹豫地说：“我总是感觉到害怕。我看起来并不总是很恐惧，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回应道：“我作为观察者，我可以看到你现在在强迫自己镇定，并且感到很不舒服。”她点头，微微坐直，表示同意。她继续说道：“我成长于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我总是害怕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虽然他从来没有像打我其他兄弟姐妹一样那么狠地打过我，但我总是觉得很害怕。”我以观察者的角度，指出她在谈及她的父亲时，看起来非常害怕，然后，我邀请她选择小组中的一名组员代表她的父亲。
玛利亚环视房间，选择了斯科特，一名看起来温和有礼的电视制作人，他也很积极活跃地支持小组中的其他组员。我让斯科特跟着我一起念道：“我接受邀请，代表你的真实父亲，我在你还很小的时候让你感到很害怕。”（注意，其他角色的任务不是即兴演出，而是准确地接受主角和观察者的指示，与主角对话。）然后，我问玛利亚想让她真实父亲站在哪里，她让斯科特站在16英尺之外，大约在她的右边，脸并不能对着她。我们接着组织结构，每次我在进行这种组织时，我都很惊讶，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他们的右脑。主角总是准确地知道不同的角色应该放在哪里。
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于，其他角色竟然能如此准确地表现了主角过去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这几乎立刻就构成了一种虚拟现实：那些参与到结构中的人们成为了戏剧主角过去面对的人——这种真实不仅仅对于主角而言，而且对于其他角色来说，这种真实性也是如此。我鼓励玛利亚缓慢而仔细地观察她的真实父亲，她盯着站在远处的他，所有人都能看到，她的情绪从恐惧变为一种深深的同情。她充满泪水的眼反映出他过去所处的困境——他在小时候，也就是二战时间，他目睹人们被斩首；因为缺乏食物，他被迫吃长了蛆的腐鱼。这个戏剧环境促成了一种深层的、疗愈性的改变：在这种过去与现在似乎都同时存在的恍惚中，你清楚知道你是一个成年人，但你却能像孩子一样去感受、对你的虐待者表达愤怒或恐惧，与此同时，你又清楚明白你的对话对象是斯科特，他与你真正的父亲完全不同，你还同时体验到复杂的情绪，混合了孩子对父母的忠诚、温柔、愤怒、渴望。
玛利亚开始谈论她还是小女孩时候的人际关系，而我则继续进行复述。她的父亲对她的母亲很残酷，她说。父亲持续不断地批评她母亲的饮食、身体、家务状况，而她在父亲斥责母亲的时候，总是很担心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把她的母亲描述得很体贴、很温暖；她全靠着母亲才活下来。每次玛利亚被父亲打，她母亲总是会安慰她，但她没有做任何事情去保护她的孩子免遭他们父亲的怒火。“我觉得我妈她自己也很害怕。她没有保护我们，是因为她自己也感到走投无路。”
这时，我建议玛利亚让她自己的妈妈进入结构。玛利亚扫视了一次小组，然后她微笑地请求克里斯汀——一位金发、看起来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艺术家，来演她的母亲。克里斯汀在接受请求时正式念道：“我受邀请成为你真实母亲，这位体贴温柔的女性，是你活下来的唯一支持，但她没能保护你免受父亲的虐待。”玛利亚让她坐在她右边的坐垫上，距离比她的真实父亲更近。
我鼓励玛利亚看着克里斯汀。我问道：“你看着她时，你想到了什么？”玛利亚愤怒地回答：“什么都没有。”“作为观察者，我可以看到你看到真实母亲时的生硬，同时你愤怒地说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说道。一段沉默之后，我再次向玛利亚发问：“你现在看到什么？”玛利亚看起来变得更加虚弱，她重复道：“没什么。”我问她：“你想要和你的母亲说什么吗？”玛利亚最终说：“我知道你尽力了，”片刻之后，她继续说道，“我想要你保护我。”当她开始微微哭泣，我问她：“你感到了什么？”“当我的手放在胸口时，我觉得我的心脏跳得很快，”玛利亚说，“我觉得母亲很悲哀，她在我父亲面前是如此无能为力，完全无法保护我们。她只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这让我如今感到很愤怒。我想告诉她：‘妈妈，当我看到父亲挑剔你时……当我看到你的脸时，你看起来是如此厌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居然没有对父亲说‘滚开’。你不知道怎么与父亲对抗——你是这样软弱——你心中这样的部分是错误的、麻木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想要你说些什么。我只是想要你做些不一样的举动——你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因为你在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的时候接受一切。’”我复述道：“观察者会看到你非常愤怒，因为你希望你的母亲能在你父亲面前挺身而出。”玛利亚接着谈到她希望她母亲带着孩子离家出走，远离她可怕的父亲。
之后，我建议她邀请小组中的一个成员来代表她的理想母亲。玛利亚在房间里挑中了艾伦，一个治疗师和武术老师。玛利亚让她坐在她真实母亲和她自己之间，然后让艾伦用双手环抱着她。“你想要让你的理想母亲对你的父亲说一些什么？”我问道。“我想让她说，‘如果你再这么对我说话，我就要带着孩子离开你，’”她回答，“‘我们不会再待在这里听你的屁话。’”艾伦重复了玛利亚的语言。然后我问：“现在你觉得怎样？”玛利亚回答：“我很喜欢这样。我觉得有一点头痛。但我的呼吸是舒畅的。我的身体现在有了一点儿活力。不错。”“观察者可以看到，当你听到你的母亲说她不再忍受你的父亲，她要带你们离开家时，你变得轻松起来。”我回答。玛利亚开始啜泣：“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安全、快乐的小女孩。”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几个组员在默默垂泪：能够安全快乐地成长是多少人渴望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建议玛利亚召唤他的理想父亲。在玛利亚扫视小组、想象她的理想父亲时，我明显看到她眼里透出的愉快。她最终选择了丹尼。我把他的台词交给他，他温和地和玛利亚说：“我接受你的邀请，扮演你的理想父亲，他爱你，关心你，而且不会吓坏你。”玛利亚让他坐在左边离她很近的地方，然后笑了。“我的健康的母亲和父亲！”她宣布道。我回应道：“感受一下，当你看着那关心你的理想父亲时，你会感到多么快乐。”玛利亚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太美好了，”她用双手抱住丹尼，透过眼泪微笑地注视着他，“我想起我和我父亲一个真正发生过的、温柔的时刻，想起了当时我的感受。我也很想让我的母亲在我一旁。”两位理想父母都温柔地回应她，抱着她。我让他们这样抱着待了一会儿，让他们能够彻底地体会到这种情感。
我们在结束剧场时，丹尼说：“如果我是你当年的理想父亲，我会像这样爱你，而不会让你受到我残酷的影响。”艾伦接着说：“如果我是你的理想母亲，我会为你说话，保护你，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所有的这些角色都做出类似的结束声明，表示他们不再扮演那些角色，正式地回归自我。
18.3重述你的人生
没有人能在一个理想化的环境中成长——我们甚至不知道理想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就好像我的朋友大卫·瑟文·史克伯（David Servan-Schreiber）曾经说过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我们知道和怎样的父母在一起成长能帮助孩子们在日后成为一个自信而有能力的成年人：那些稳定和可预期的父母；那些会为你、你的探索和发现感到高兴的父母；那些帮助你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父母；那些在自我照顾和社会交往中都能作为楷模的父母。
这些领域中的缺陷有可能会在日后的生活中显露出来。一个备受忽视或长期受到羞辱的小孩一定会缺乏自信。那些不被允许坚持自己的孩子们也许无法在成年时面对人际冲突，大多数在小时候受过残忍对待的成年人都消耗着大量的精力来压抑自己的愤怒。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我们经受的痛苦和分离越早，我们就越有可能用恶意揣测其他人对我们的举动，也更难明白我们如何成为他人的纠结、不安和关怀对象。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自我的复杂本质，我们就有可能将他人的举动看作一种“我们必然会受到伤害、必然遭受失望”的证明。
在讲述创伤的生理本质的章节中，我们见到创伤和被抛弃的经历如何让人们远离他们快乐和安慰的来源和他们需要照顾和滋养的部分：他们的身体。当我们的身体不能产生可靠的安全或危险信号、我们的生理状况持续处在紧张当中，我们就失去了在我们的躯体内——甚至更广泛来说，在整个世界里——感到安全的能力。只要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仅仅基于创伤、虐待和忽视，人们就很有可能寻找捷径麻痹自己。缺乏尝试的勇气，他们预期整个世界就是充满拒绝、羞辱或剥夺的。缺乏尝试新的体验让人们困在一个充满恐惧、孤立和匮乏中，几乎不可能接触到那些可能会在根本上改变他们世界观的体验。
正因如此，高度结构化的心身治疗体验显得难能可贵。参与者们处在这样一个充满真实人类的空间中，可以安全地将他们的内心世界投射到这里，探索过去的混乱和痛苦，获得一种具体的顿悟：“对，过去就是这样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应对这些事情的。如果我曾经被好好地珍惜和保护，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感受。”在亦真亦幻的结构体验中，像年幼的孩子一样获得这种被珍惜和保护的感受，可以重塑人们的内在世界，正如这个参与者说的这样：“我可以自如地和他人交往，不再需要担心被拒绝或者被伤害。”
结构具有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得以利用想象力来扭转那些驱使或限制我们行为的内在声音。人们在适当的支持下，那些曾经太过危险而无法表露的秘密，可以不仅仅告诉治疗师、临终前的告解神父，而且可以在我们的想象中，告诉那些实际伤害或背叛我们的人。
在三维世界中存在的结构将那些隐藏的、不可触摸的和恐惧的事情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在这一点上，这种治疗方式和我们在前一章叙述的家庭排序系统治疗（IFS）有一些相似之处。IFS让那些你为了生存创造出来的、互相分离的部分辨认出来，并理解他们，让你未被受损的真正自我得以呈现。相反，结构创造了一幅真实图景，描述了你过去需要应对的事件，并且再次给你机会，创造一个不同的结局。
大多数人不太愿意进入过去的痛苦和失落中，因为他们认为过去都是无法忍受的。但在他们被反映和见证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现实在被慢慢塑造。准确反应和被忽视、批判和否定完全不同，让人得以体会到当年的体会，认识到当年的认识——而这正是康复的基础之一。
创伤让人们根据不可改变的过去来解读现在。一个人在结构中创造的场景也许不能准确反映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但它表示了你的内心世界的状态：你的内在世界和你一直以来的生活准则。
18.4敢于说出真相
我最近带领了另一个结构小组，里面有一个26岁的年轻人，叫作马克。他在13岁的时候，不小心听到他爸爸在和姨妈，也就是马克母亲的姐妹，在进行电话性爱。他感到困惑、羞愧、受伤、被背叛，这件事情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他无法理解。当他试图跟他父亲说这件事时，他遇到了父亲的狂怒和否定：父亲指责他肮脏的想象力，试图用错误的指控来破坏这个家庭。马克从来不敢告诉他母亲，但从那以后，这个家庭的秘密和虚伪外表污染了他家庭生活的每个部分，让他一直感觉到没有人可以信任。放学之后，他在社区的篮球场和他房间里的电视里消磨他孤独的青春期。当他21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她死于心碎，马克说——然后他的父亲娶了这位姨妈。马克没有被邀请前往他母亲的葬礼，也没有收到他父亲的婚礼的请帖。
这样的秘密是一个人心中的毒素——这些不能让自己或他人觉察的事实，最终会成为你的生活底色。当马克一开始加入小组时，我完全不知道马克的过去，但他因为与他人显而易见的情感距离而引人注目。他在注册小组时，他承认自己似乎感到相当孤立，一片浓稠的雾把他与其他人隔绝开来。我很担心，当我们透过他冻结的、毫无表情的外表时，他会显露出什么。
我邀请马克聊聊他的家庭。他说了一些，但他似乎显得更冷漠了。所以我鼓励他邀请一个“联系人”。他选择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小组成员理查德，然后他让理查德坐在他旁边的垫子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随着他故事的讲述，他选择乔作为他的真实父亲，站在他面前10英尺远的地方，然后他让卡洛琳代表他的真实母亲，蹲在一个角落，不露出脸。马克接下来让阿曼达扮演他的姨妈，让她带着藐视的眼光、双手交叉在胸前站着，代表一个精于算计，残忍狡诈地追逐男人的女人。
当马克审视着这个他自己创造的结构时，马克坐直了，睁大了双眼；很明显，他的雾消散了。我说：“观察者可以看到，你在目睹自己需要处理的情况时，你是有多么惊讶。”马克感激地点头，但依然保持着阴沉。过了一会儿，他盯着他的“父亲”爆发了：“你这个混蛋，伪君子，你毁了我的人生！”我邀请马克向他的“父亲”说出那些他想告诉、但从未开口的事情。于是他说出了一长串的指控。我让他的“父亲”表现出被打了的样子，这样马克可以看到他的愤怒落到了实处。所以，随后当马克突然说他很担心自己的愤怒会失控，而且这种恐惧让他无法在学校、工作和其他人际关系中坚持自我时，我毫不惊奇。
马克直接与他的“父亲”发生冲突之后，我问他是否愿意让理查德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他的理想父亲。我让理查德看着马克的眼睛说：“如果我是你的理想父亲，我当时会倾听你的叙述，而不是指责你的思想很肮脏。”当理查德重复这句话时，马克开始颤抖：“天啊，我的生活本来应当如此不同，如果我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父亲，而且我能够跟他倾诉的话。我本来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父亲。”然后，我让理查德说：“如果我是你的理想父亲，我会在当时接受你的愤怒，这样你就会有一个足以信任的父亲。”马克显然变得轻松起来，他说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父亲，他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不同。
然后，马克开始向他站着的姨妈发话。马克明显是在辱骂他的姨妈，小组所有成员都惊呆了。他说：“你这个阴险恶毒的妓女，你这个表里不一的叛徒。你背叛了你的姐妹，摧毁了她的生活。你摧毁了我们的家庭。”说完后，马克开始啜泣。他说，他总是怀疑任何对他有兴趣的女人。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逐渐设立了两个新的女性角色：他的理想姨妈——没有背叛她的姐妹，而是帮助他们这个孤独的移民家庭，以及他的理想母亲——努力抓住她丈夫的兴趣和忠诚，没有死于心碎。马克查看着这个最终的场景，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在接下来的工作坊里，马克成为小组中坦诚而珍贵的一员，3个月之后，他给我发电子邮件，他说他体会到他生活发生的变化。他最近开始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同居，尽管他们对于同居安排有一些激烈的争论，但他可以从她的角度看问题，而不再是紧咬着不放、一边抵抗对方一边回到恐惧或愤怒中、同时觉得女朋友在拒绝自己。他问在他附近是否有治疗师可以帮助他度过这个重大的人生变化，而我幸好认识一名同事，可以推荐给他。
18.5痛苦回忆的解药
正如我在第13章讨论过的防卫术课程一样，心身治疗的结构提供了构造虚拟记忆的可能，帮助那些拥有痛苦记忆的人们，获得一种被见到、被保护、被支持的切身感受。这些感受和记忆，是那些被伤害和背叛的记忆的解药。为了从创伤中康复，改变感受方式，人们需要能够在身体深处熟悉这些与创伤相反的感受，并且将这些植根于安全、自主、快乐和联系的感受取代一成不变的瘫痪或恐慌的感觉。正如我们在EMDR一章中见到，做梦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将令人沮丧的事件和我们剩余的生活交织起来创立联系。和我们的梦境不同，即使心身治疗的结构存在于客观现实中，但它依然能重新编制过去和记忆。
我们当然不能改写过去，但我们可以创造足够强烈、足够真实的场景，去混淆、去对抗一些旧有的场景。治疗性的故事舞台让参加者可以体验到那些他们从不相信会实现的体验——他们能被这样的世界接受——人们可以喜欢他们，保护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感到家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