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情爱：亲情、友情和爱情，一直都是文学创作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更是不胜枚举。
宋代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中写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宋代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这样歌咏七夕：“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而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则在他的代表作《西厢记》中用“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来表达自己希望所有“有情人”都能够尽力摆脱世俗的偏见，得愿所偿的夙愿。
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在《西厢记》中至臻完美，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为后人所熟知的背后，是从唐代以来，不同时期多位作家根据自身时代背景进行改写和补充的结果。
崔莺莺与张生是唐代诗人元稹所作的自叙传性质的唐代传奇小说《会真记》（ 又名《莺莺传》）中创造出来的人物，元稹是古代诗人中出了名的风流浪子，他有才情也多情，一生艳遇不断，他也都来者不拒，最后始乱终弃。
《会真记》里崔莺莺的原型就是他的初恋情人双文，讲述的是崔张两人悲剧的爱情故事。元稹一方面以婉曲深挚的笔触描述张生与莺莺的相爱；另一方面又肯定张生“非礼不可入”的行径。元稹对张生始乱终弃的不义行为，从封建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多方维护，更指莺莺为“妖于人”的“尤物”，为张生开脱罪责。
从这也表现出了元稹的真性情，在文学作品中为自己的始乱终弃进行如实描述，或许他的行为在后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但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元稹的行为有违道德规范，但也不至于如此这般罪不可恕。据我所知的野史中，元稹的好朋友大名鼎鼎的诗人白居易也有不少风流韵事，而且在自己的府邸豢养歌姬，在元稹的要求下，白居易还曾借过一个歌姬给他。这是题外话了。
金代下层文人董解元根据唐传奇《莺莺传》改写成叙事体的说唱《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诸宫调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作。董解元一反《莺莺传》的基调，运用崔张的爱情故事，热情地讴歌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叛逆行动，并把悲剧性的结局改为私奔和胜利的喜剧性收场。
由于董解元对原作中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因此董《西厢》成了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
作者借助说白与唱词，把张生的痴迷、莺莺的娇羞，还有婢女红娘的爽朗机灵，写得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董《西厢》根本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歌颂了莺莺和张生为共同幸福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并明确提出“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要求，以反对从封建家族利益出发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
不过，董解元尽管歌颂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但又竭力表明他们的越轨行为有其合礼的一面，他所塑造的莺莺是深受封建思想束缚，为了报答张生的恩情，羞羞答答地追求爱情的大家闺秀。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唯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封建礼教樊篱的举动。
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如在第五本第四折中，他鲜明地提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他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要男女间彼此“有情”，就应让他们同携白首，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则都应受到鞭挞。
值得一提的是，除张生、莺莺外，在王《西厢》中的红娘这一角色也变得举足轻重。
她是崔家的婢女，性格爽朗、乐观、聪明而勇敢，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老妇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作品里对封建礼教最具有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
红娘一开始对于张生第一次遇见她就询问小姐莺莺的行踪的鲁莽行为表现出比较冷淡的态度，但在逐渐看到崔张间的真挚爱情和老妇人的背信弃义之后，便由对崔张的同情进而积极帮助他们斗争，为他们出谋划策、递简传书，并率直而善意地嘲讽他们的弱点，促进他们的结合。
红娘完全是出于同情心和正义感来为崔张奔走出力的。张生曾许她金帛拜谢，她立即生气责备了他，这就突出了她热心为人的高贵品质。
她是足智多谋的“军师”，她的智慧不但高出于老夫人，而且也高出于莺莺和张生，他巧妙的周旋于这三个人中间，为了撮合崔张婚事，她既要蒙蔽威严而多疑的老夫人，又要鼓励软弱傻气而常常不知所措的张生，还要小心对待顾虑重重、表里不一的莺莺，面对一个个高难度的问题，她应付自如，计谋频生，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撮合婚事的任务。
我为什么觉得莺莺才是第一主角，太完美了，这是剧作家创造的给观众爱的人物角色啊！
从元稹的《会真记》到董《西厢》再到王《西厢》，在展现崔张令人叹惋的美丽爱情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出一条封建文化思想演变发展，逐渐注重人性的解放的无形之路。
现代社会，自由恋爱已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愿现代社会的天下有情人，能够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不被世俗标准而禁锢，毕竟，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不是其它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