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对《娱乐至死》前2章的读书笔记，其中夹杂着自己的理解与体会。
《娱乐至死》这本书是新闻传播专业被推荐阅读的前十名的图书，主要讲述的是尼尔·波兹曼学者对于传播媒介方面的认识和研究结论。
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 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 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 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当时电视这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相对于广播注重话语表达的形式转向了注重形象、外表，而渐渐忽视、抛弃所表达的重要内容，只求暂时的娱乐和轻松。
一切的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娱乐化的世界，人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才的评判标准由专业能力转向了形象、外貌、是否幽默风趣。
其实可以延伸到如今的娱乐圈，目前的前一二线的娱乐明星基本上收入非常非常高，但其实他们自身的演技、情商、业务能力、学习能力等等，跟他们的收入是成反比的。仅仅凭借一个修饰好的美丽帅气形象便可以得到众多的热度、流量，拿到好的资源，但最终创作不出什么好的作品。
尤其是近几年，很少能在圈内看到能力出众、虚心学习、敬业的新生代演员，内娱的电视剧、电影作品，也常常令人唏嘘。
借用网友的锐评，美丽精致的外表下是寡淡的内涵。
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的，过度的娱乐化，会让人们渐渐忽略掉应该重视的东西，比如才能、专业能力。这些话其实对于我们如今的时代现状，也有警示的作用。
确实， 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 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 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这里作者直接讽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娱乐化的世界上人们只赞颂、关注那些带给他们欢笑、娱乐的人，沉溺于其中，很难主动思考这些东西是否正确、有益于身心，只在乎当下的、短暂的快感。
真正具备能力的人却被埋没，这里体现作者的担忧，未来人类的思想智慧，是否也会被埋没于娱乐的精神鸦片中？
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 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
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 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里作者的观点是，相对于广播以声音的表现形式，电视以形象画面的表现形式，使人们会更关注于人物画面，而不是人所表达的语言、逻辑，从而忽略了重要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内容，人们渐渐成为真正的“视觉”动物。
但有一点，作者说“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我看来有些片面，可能在尼尔·波兹曼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新闻传播这一类政治性的电视节目还没有兴起和发展，因此他觉得电视和政治哲学没有办法联系和互相促进，但在时代发展进步的今天，电视作为一个重要媒介传播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的信息内容。
可见，很多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是比较难预判的，尽管作为研究专家，也有预判错误的可能。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 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
于是，雅典成为优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表了犹豫不决的忧思，爱丽丝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求秩序。
媒介即隐喻，隐喻创造了文化的内容。任何的词组、经历、文字都可以赋予它们一定的意义和象征。
比如千里马，最初的意义就只是对于能日行千里的马的一种赞誉的成为，后来因为通过韩愈《马说》的文章，引申为富有才华的青少年的含义。
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 口头语言。
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 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
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 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书本如同真理的载体，是经过无数学者推敲而产生的，比脱口而出的口头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
就像清北精英学者的学术研究报告和不知名小网站的来源不明的信息相比，哪个更有可信度呢？答案显而易见。
真理需要一定的介质、媒介来展现，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