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机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世界，那么原来的家庭动力就会被机构动力所代替 。

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某些患者来说，随着几年时间的流逝，

他们与精神病院这个机构以及他的工作人员的关系要比他们与各自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还要重要 。

在精神病院内部所形成的交际模式经常表现出与家庭内部的交际模式在结构上的相似性 。

在这种情况下，交际模式通常就拥有了一个慢性化的功能，
因为在日常的交际中，患者的期盼得到了证实。
他的世界观没有受到扰动，他能够保持原样，他完美的适应了他的生态小环境 。
如同在家里一样，通过把患者奇怪的行为解释成是疾病，这就生成了一个去交际的过程。
这就是说患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是疾病的症状，于是他所拥有的交际的意义就被剥夺了。

因为患者的行为不能总是并且百分之百的被看作是某种疾病的结果，所以在治疗师和患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关系模式，

它与青少年期的少年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导致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况的慢性化。

人们无法决定在解释患者行为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哪个背景应该使用哪些游戏规则。
他是一个能够自己负责有行动能力，能够自己承担过错的主体呢？
还是作为某种疾病 的牺牲者，孩子般无助的需要别人关心照顾的客体。

精神病医院以及精神科医生所发挥的作用的矛盾性:

他们的作用被看作是帮助，但是接受这种帮助却经常让患者感受到了侮辱 ，
医患关系的不对等，令患者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 。
此外，这种关系还包含着一个荒谬的内涵，如果它是成功的，那么它也就结束了。
如果想保持这种关系，那么它就永远都不能成功 。

治疗师对患者抱有的期待，出于职业的原因，他们致力于让患者的状况变得更好。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他们能够看到某个患者或某个人他原本是有些障碍的或是疾病的，

现在他重新回归生活了，那么他们就会感到特别满意 。

“更好”是一句套话，用这句套话治疗师很容易就会被敷衍唐筛过去。

虽然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建议治疗师在这里进行详细询问 。

精神科医生与来访者交往时间越长越长，共同的生活就越日常化，彼此关系就越含有家庭的意味。
如果机构里的交际模式的特点与患者所在家庭里的交际模式的特点很接近，那么症状的慢性化就也没有什么好令人吃惊的了 。
精神疾病的治疗机构没有给患者提供一个新型的体验空间，只是证实了患者原来在家里获得以往的感受 。

每个护理人员对患者所采取的做法，看起来都更像是取决于他们当时的直觉，而不是取决于一个共同的治疗理念 。

治疗师对于来访者都有最好的意图 这一点毫不怀疑 ，
但是，这是否真的能够有所帮助，一定要让患者自己来决定，我们必须要听听他的意见，他的感受 。

他是最好的专家，能够评判什么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或没有帮助的 。

所有的关心照顾都具有的基本问题，无论这关心照顾是来自父母还是来自精神病院，“谁来决定谁对于谁是好的”。
我们能够容忍一个病人，一个孩子想方设法步入不幸吗？容忍他们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去做他们最好别去做的事情。
这里所展现的是，在“自我责任与他人责任”，“自我控制和他人控制”之间界限划分的矛盾心理 。
这是精神病院所拥有的原则上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两难处境 。

父母对孩子有时也有设想，当孩子出生以后，刚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就知道孩子以后会成为律师。

确实有这这种事，有时候孩子也做了让父母高兴的事情，真的成了律师。

但是也有人说“我对此不屑一顾，我想都不去想”。

在治疗师们那里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大概没有这么极端 。

如果有人把其他人的生活变得充实了，这一并不一定总是好事，这样一来，其他人对他就会有所期待了 这是一柄双刃剑 。

建议治疗师随时去询问他谈话对对象 ，他们对谈话的感受如何，
任何一个交谈都是某种形式的合作。因此，只有经常让谈话对象进行反馈。
他们是否认为这所有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有好处的？这才是妥当的做法 。

人们在精神病院里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涉及个人的自主权 。

精神病人所做出的成绩是被算作 他本人的功劳呢？还是被算作他治疗师的功劳呢？

只要患者取得了让治疗师们高兴的进步，那么他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

患者认定精神病院对其状况好转没有帮助，他拒绝承认精神病院的成绩。
因为这与抹杀他自己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患者宁可保持着他的症状并且将其慢性化，
直到自己变成一个长期的病号，也不愿意让医院感到心满意足，感到他们的工作做的很好 。

每个症状的行程，每个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包括生病道路的选择。

如果从适应性的角度去看，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选择的结果。

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的选择拥有了这样的视角，治疗师和患者就不会把患者迄今为止的生活看成是没有价值的。即使这是一个精神病院病人的生活。

事实上，没有哪个患者能够心安理得地宣称 ，即使没有生病的状态以及与此相连的各种好处和坏处，他也能够生存下去。

把注意力聚焦在生病状况的功能性方面，可以保护治疗师，让他在“变与不变”的交锋中避免失去中立 。

根据患者的感受，精神病院所具有的一个积极的功能是：“认定他没有过错”
这就开启了一个自由空间，“愚蠢的自由范围空间”。患者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放弃自我的责任。
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有过错的行为，那些坏的事情，
而且还针对那些值得认可的行为，成绩。那些好的事情。 在此这个关系也可以被这样逆转过来。

在精神病院里拥有好的意图与达到好的效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治疗师这方面认为好的意图，并不一定能够被患者感受成好的意图。

作为一个患者，如果他看到某个人有好的意图并且想帮助他，
那么当他不想辜负这个人的时候，他就非常容易陷入困境。
患者必须要让自己符合别人的愿望，那么他就会陷入不得不放弃自己观点的危险之中。这就是我对“强求统一”理解 。

精神病院里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向患者提供的关系中存在着问题和陷阱。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说：“我给你提供某种关系 目的是结束这种关系”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

（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一样的，养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分离。而不是让孩子的身份慢性化，那样他永远无法成人，也永远无法承担社会责任。）

精神病院的另一个功能是那些对自己有着很高要求的人，或者那些面对着很高要求的人。
如果他们没能满足这些要求 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么他们对此的反应就非常容易带有负罪感，
但是精神病院却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大的自由空间，因此能够减轻他们的过错 。

如果病人没有落入精神病院的手中，没有落入助人为乐者的手中的话，

虽然病人必须得与负罪感进行抗衡，但是有了负罪感，这也可以推动他继续前进。

如果他有了负罪感 那这也有可能是个机会。

患者实际上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要比精神科医生 认为的要强的多，他对自己的命运的责任感要大的多 。
如果患者不仅仅只是被看作是某种疾病的受害者，而同时也被看作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的话，
那么在理想的状态下就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

被标注为“有些障碍的”，被剥夺了交际资格的家庭成员还具备有能力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