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和发展，我们党对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对内我们则经历了几次的路线斗争，提到路线斗争，人们就会想到左和右两条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同一律的观点来解释，这也是很正常的。为此，我用所学的知识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对左右倾的观点和左倾和右倾思想的认识，进行详细解读(不接受反驳，因为立场，观点，价值观不同)。

记得在我读中学时，学的《社会发展简史》以及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本，对左倾和右倾是这么界定的，主观认识超越客观规律，就是左倾，主观认识落后客观规律，就是右倾，显然，今天看来，不具备说服力，表达的既不完美，又不击中核心。通过对世界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我想从东西方的文化，来解答左倾和右倾的问题。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有一本《易径》，亦是万经之首，其实更是中华文化之源，我们所说的道，从数学角度来解读，即相当于数轴上的原点，向左为正数，向右为负数，如果从上下，光暗，左右，顺逆等角度研究，道相当于开关，一个电灯，开即有光，关即为暗，在《易经》中，道相当于阴阳开关，开就是阳，关就是阴，我们的《易径》文化中，是终始，而非始终，举个例子，在数轴上，负数的终止是零，亦是正数的开始，这就给人一种希望和期盼，如果用始终，多么悲观。当然“始终”二字用于表决心，无可厚非，这时则是心无旁骛的意思。如果把数轴上的正数看成左倾，把数轴上的负数看成右倾，在一件事的正负相等范围内，就是合适的。如果正数在10.负数大于10，这就叫极右，如果负数在10，正数大于10，这就叫极左。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扶阳抑阴，因为晴天多于雨天，人活得就舒畅，这是大众的感觉，因此，我们党以人为本，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支左的，也是传承中华民族扶阳抑阴的美德。再让我们来看看西方人对左派和右派怎么解读的，我们得知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1年在立宪会议上，当年坐在左侧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坐在右侧的主要是贵族阶级，通俗讲，就是工农无产者坐左侧，地主资本家坐右侧，所以立法委，将坐在右侧的支持旧制度的君主主义者称为右派或右翼，把坐在左侧的工农代表称为左派或者左翼。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曾经发起的支左运动，可能就受这段世界史的启发，因为这支左，就是巩固工农(左派)政权。由此，我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召开，也是一次支左行动，不得罪坐在左边的十四亿中国劳动人民，而得罪坐在右边的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权贵们(贪腐先富者)，在今天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对于左右倾界定的维度，最直观的地理位置分布，就是地球上的东西方，如果面朝南，东方属于左，西方属于右，下面我从界定左右的四个维度来分析。首先，从思想的出发点来看，左倾致力于肯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国际歌》里，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内容也是如此。右倾致力于否定，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当年法国右派人物，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在我们的国共两党发展进程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属于右派，蒋介石为什么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他与宋美龄结合，成为基督徒，因为蒋介石本身就是大财阀，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再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什么失败，从中华传统文化上来看，你看看国民政府的国歌歌词就知道了，相当于数轴上的负数，正在向左运行发展，到达最左边的零点，再发展即是左派了，按照中华文化传统说法，就是一个始终的过程。我们的毛主席领导共产党人属于左派，以工农劳动者为基础，在数轴上从零点出发，向左是一个不断递增强大的过程，用当年的说法，就是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其次左右倾对人处事的基准点不同，左倾以正确为基准点，追求合多数人的利益即合民意，对待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尊重，没有贫富贵贱之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中都是如此，即凡事求正确，右倾则以错误为基准点，说到底，右倾相当于先否定，然后听从他们心中的上帝，始终相信上帝创造一切，上帝是正确的，与上帝不符的都是错的，这在我国体现在右倾人的懒政，享受特权，特权最大的危害是阻碍思维发展，工作中表现在不深入工农民众，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实践创新发展，甚至一些官僚主义思想的接班人，盲目引进西方的科技文明，不接地气的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医不救死扶伤，教不守文人风骨，房不安居乐业，偏面追求资本主义的金融效益，既不合中华的传统文化，又不能解工农民众的疾苦，在他们自身追求利益中，让左派的工农民众在焦虑和忧愁中折腾，因此，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制度，才能解除工农民众的身心疲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重新释放出社会主义新人的朝气，激活工农民众在民族复兴中建功立业的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解放了生产力。再次，界定左右倾的方法论也不同，左倾以自信为方法，我们党从井冈山一直到今天，都是在自信中解决问题，右倾则以怀疑为方法，因为在当年的法国，左倾的劳动人民不相信有救世主，所以只能依靠自己，自信去开创未来，右倾的权贵们，怀疑工农劳动者力量，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心中的上帝，利用他们手中的资本，可以开创未来，在资本与民粹主义较量中，左翼的工农民众，缺少我们中华文化的滋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年的法国，没有壮大起来。第四个维度即是左右倾人员的出生和童年教育，就决定他们的思维在左或在右，因为工农劳动者的子弟，接受的教育就是勤劳俭朴，自力更生，而权势者们的子女，接受的是怎样奴役劳动者，美其名叫管理，工农子弟，天生没有雨伞遮风挡雨，所以他们为了生存，天生具有左的思想，什么都依靠自己，而富贵阶级子弟，耳濡目染资本的作用，接受的是怎样管理好金融，人脉，关系，相信上帝的力量和自身的命运。通过这四个界定的维度，结合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国到今天的历程，我想人们会看清许多发展过程中的人和事。凡是以人为本，挺起脊梁开创未来，从肯定的角度，去研究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左倾，极左就是民粹主义，凡是从怀疑的角度，相信有力者的垂青，处处媚颜贱骨，去研究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右倾，极右就是保守主义。

再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看左右派的思想和行为，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结果。首先我们从人性与信仰层面看，左倾认定人的理性，排斥基督的信仰。实践证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靠孙中山，蒋介石，等具有基督信仰的人，虽有救国之心，但实践行动起来，救不了国，而毛泽东，运用毛泽东思想，依靠左翼的工农民众，将中华民族从屈辱中站起来，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右倾认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从本性上来说，具有恶的一面，他们相信基督教。这与我们传统的“人之初，性本善”又不一致。左倾的工农民众，一穷二白，站在井冈山零点，向数轴的左边前进，随着时间的递增，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什么都有了，这符合《易经》文化中的终始原理。所以，我们在民族复兴伟业中，还是要继续传承起我们的老祖宗，对人性和信仰的解读。其次，从哲学层面看，世界上的左派大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的建构主义哲学，而右派在历史上以休谟，哈耶克为代表，是经验主义哲学，他们认为穷人的出路在于信仰基督，只有上帝的爱向劳苦大众开放，并通过信仰，得到财富，地位，晋升，甚至认为信仰上帝，是改变劳苦命运的开始，我在新加坡做建筑工人时，就有牧师和传道人，向我传扬“普世价值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你徐卫军，有个聪明的会思考的脑袋，是上帝馈赠的礼物，在基督里，就可以通过改变婚姻的方式，进入富贵权势的天堂，我们基督教堂里有金融小姐，音乐女神，舞蹈天才和艺术家们，还有专门服侍上帝的牧师，这些都是上帝的作品，你进来，上帝会专为你打造好另一半，你就不用每天在工地上流汗，日晒雨淋。我开始听了，眼睛一亮，后来想想，觉得不对劲，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我的良心，我的糟康之妻，带着三个孩子，上帝眷顾我，怎么不眷顾她们呢？他们是不是在寻找为巩固资本的工具或是资本扩张的代理人呢？我越想越不对劲，果断拒绝他们的好意。

从社会层面看，左派主要是乌托邦学派，圣西门，欧文，傅立叶，肯定人自身可以改造世界，肯定人自身可以沿着自己设定的目标，通过努力奋斗，一定能实现。说到这，我们这些人，就都是左派了，因为我们曾设置一个又一个目标，努力奋斗后，一个又一个目标变成了现实，这么发展过来的。而右派哈耶克，完全反对这观点，认为设置的目标，恰恰是用黄金铺满了道路，试图把人类导向天堂，最终反而走向地狱。哈耶克有句的经典的话是，只有金钱向穷人开放，权力不向穷人开放，这点我不赞成，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就大胆的启用工农劳动者，陈永贵，孙建，吴桂贤等名字，均进入了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他们握有权力，在各条战线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在待遇享受上，陈永贵，董加耕等拿他们大队的工分，孙建，吴桂贤拿他们几十元的工资，毛主席在选人用人上，始终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哈耶斯说这种话，只能反映他受阶级和视野的局限，他如果生活在中国，对中华文化又深入研究，生活毛泽东时代，或许会通过生活实践，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层面，左派坚持有形的手，能够创造美好生活，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主要代表人物凯恩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激活工农民众的潜力，发挥每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更好的配置资源，从而将生产力发展到时空中的极致。右派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主义，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说到底，就是每个人凭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进行角逐，或组团垄断。实践证明，美西方曾经组织的美联储，在香港想做空香港的股市计划，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香港金融股市较量，以失败告终。从这点来看，左派更适合我们的民族复兴，因为，中华民族向来是提倡做君子，扶正驱邪，反对市侩和不择手段的待人接物，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处理和解决民族复兴中的金融问题和市场盲点。我们的中华文化，向来提倡德才兼备，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宽松公平的全民自由的生存环境，任何职业和行业都会自发成长，经济根本不需要刺激。相反需要刺激的经济，那是因为经济被资本家(少数人)掌控，市场货币被资本占有收藏，货币失去流通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民营企业根本不需要扶持，普通人都未来的住房，医疗，教育的预感好，就会量力消费；民营企业家的宗旨，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社会效益，是对国有经济项目拾遗补缺，是对个体经济必要的社会搀扶。总之，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融合发展，总体目标是助力民族复兴。那么有人肯定要问我，外资企业的位置如何呢？实质外资企业是与我们的民营企业地位是平等互利，共谋发展，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下，合作伙伴。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学术氛围，科学家们就会一门心思的搞科研，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等科学家们，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出了科技成果，有目共睹，毋庸多言。社会主义制度拥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我们都记得，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的冼星海，唱响起《黄河大合唱》，用文字挺起中国脊梁的魏巍，书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用奔马绘出中国精神的徐悲鸿，绘就了《八骏图》等等，他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成为杰出的人民文艺艺术家。在新时代，传承这些老艺术家精神的新生代们，凭借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定会在生活实践中，开发智力，努力创作，释放出自己对劳动人民，在民族复兴时代的才艺。

关于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在生产力中起主导的要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有了热情，就心无旁骛的应用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已具备的劳动技能，在实际具体工作中反复学习，不断精进，从而不断创新的劳动，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另一要素，是劳动资料，而劳动资料中约生产工具的创新，也要依靠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追求快，准，精的过程中，充分开发智力，创新工具，社会主义制度更大的优势，就是让劳动者轻松愉快的从事自己的劳动实践，这样，劳动资料就会不断改进，尤其是当下新质生产力的介入，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中的第三要素是劳动对象，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每个劳动者乐意接受社会分工，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中，劳动光荣，职业没有贵贱，奉献社会是每个劳动者光荣的使命，这在雷锋生活的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民族复兴中，我们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新质生产力是配套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是激发劳动者不断创新，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催生生产力发展的途径，新质生产力既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又紧密结合我们民族道德要求和审美标准，是民族复兴中最切合中国实际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展现出来的就似一幅新时代的《八骏图》。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民族复兴中的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