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大家密集讨论电视剧《繁花》的时候，我很遗憾没参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看一部“北京版《繁花》”，而这本书的主角，则是一群来自温州的人。

北京的大红门、木樨地一带，一直是北京服装交易的重要集散地。2013年我来北京之前，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铺盖寄到了在北京木樨地做服装生意的同学。后来结婚的时候，姐姐带着我们在大红门的批发市场跑了一整天，置办了结婚的衣服。现在虽然动物园批发市场已经变成了历史，但大红门的市场依然在运作，我们一家人偶尔还会去这里逛一逛。

在读项飚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之前，我完全没有把大红门和温州人联系在一起。对温州人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大学在浙江时候的一些接触，以及网络上的各种新闻。比如温州买房团、温州民间借贷、温州人在海外做皮鞋、温州皮革厂倒闭等等。

总之，温州在我的印象里，总是很有本事、开拓进取、非常有钱的代名词。

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于从后视镜里看待事物，而忽视了他们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成当下样貌的。以至于很多人拿着当下的成就，想当然地附上了各种解读，揣测其未来发展的方向。项飚这本书，是他90年前后，在北大读书期间，以温州同乡的身份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考察调研而完成的著作。这本书里面有大量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极其详实，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对我来说，这本书不仅是“浙江村”的缩影，在这本书里还能看到很多关于社会变迁、公共治理以及决策者们态度变化。结合当下，你会发现我们这几十年老百姓有了很大变化，但也有一些规则和人一直都没变过。

读这本书，第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自下而上”。这本书为我们记录了“浙江村”的行程，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的讲述，但我们当下的决策者，习惯于自上而下去规划，大面上看起来方方正正没什么毛病，可规则越来越清晰，难免牺牲掉效率越来越低下。

决策者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有其惯性，可当下的普通人，也越来越习惯自上而下的认知方式。想起来这种认知已经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宏大叙事的共情，再到对社会规则的判断，细化到每个个体的行动方法论，自上而下的观念无处不在。

书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浙江村”的“哥伦布”——刘泽波，他在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北京，看着前门空荡荡的，只有一些散摊儿，就想着这么多人的城市肯定能赚钱。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他们随便上了17路车，乘了几站地在木樨园下来，于是就在这里以55元每月的价格租了一间房，这里后面不仅成了浙江村的发源地，也影响了北京——至少丰台地区的产业格局。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有种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壮阔感。当然，这种感觉更多来自当下成就，与书中描绘的场景巨大反差。

生于90年代的我，还有一些困难生活的回忆，但现在的舆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关注恢弘的上层建筑，而忽视了地基是如何搭建的。

关于浙江村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快速致富的，村内的一系列组织关系，同族、同系还有年龄层的关系圈等等，这本书里有非常详实的记载。这或许就是我为什么更愿意读这本书的理由，生于毫末的人们，是如何筑起一个覆盖面广泛的产业带。

我们总觉得，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公平的规则。但看完浙江人们“乱里挣钱”的发家史，我对效率与公平有了更多思考。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基础。

读完这本书，我好像把温州的各种传说联系在了一起。这本书里讲了温州人为什么早些年就开始往外面走，除了自然资源的匮乏，还讲了当地社会文化的特点，而这种基于共同文化的链接，也成了温州人走出去还能做大做强的关键因素。

书里面描绘的80年代温州人去西部谋生的故事，像极了《叫魂》里面清末的民间面貌，原来真正的巨变也就在几十年间发生。

看完这本书，联系到吴毅的《小镇喧嚣》，对于当代中国的很多基层面貌，我建立起了更加清晰立体的感知。

回到现实，这些书让我在看待当下热点事件的时候，有了更好的认知基础，遇到很多舆论群情激奋的事件，会多一些独立思考。当然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也会有更多耐心。以前总是想被动期待社会的变革，但看到浙江人的故事才会明白，等待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