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对东汉历史有一种很流行，很刻板的认知。就是东汉中期开始由于前任皇帝早逝，继任的皇帝年纪小，无法正常行使皇权，只好由太后临朝称制，临朝称制就是我们更容易理解的垂帘听政，太后临朝往往都会对自己的父亲兄弟委以要职，掌握帝国的军政大权。由此导致外戚坐大，形成外戚专权，小皇帝幼掌深宫，势单力薄，平日里最容易接触的莫过于从小服侍的宦官，皇帝长大成人后为了夺回大权，得以亲政，就和身边服侍的宦官联手除掉外戚，皇帝感激帮自己夺回皇权的宦官，就重赏、重用这些据说心理变态，贪婪无度的宦官。然后，历史又一次轮回，原先的皇帝驾崩，新皇帝年纪太小继位，又有新的太后外戚上台，然后新的小皇帝长大再和身边的宦官联手除掉外戚集团。这观点很流行，但其实是我们对东汉王朝非常片面、刻板的印象，如果有人简单了解过东汉历史，就知道这观点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东汉太后掌权时不仅倚仗外戚，也重用宦官，皇帝亲政后也不只重用宦官，也有重用外戚的。
东汉自第三任皇帝，汉章帝31岁驾崩开始，开启了之后东汉幼主登基为皇帝的奇特历史。
西元88年，汉章帝驾崩，他十岁的儿子刘肇登基，是为汉章帝的皇后窦氏顺理成章升职加薪尊为太后，作为年幼的小皇帝的第一监护人走上人生巅峰，临朝称制。窦太后上台后，重用其兄弟窦宪为大将军，窦笃为卫卿，窦景为执金吾，窦瑰为光禄卿，兄弟当朝，贵重显赫，窦太后的叔父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等，窦家子侄任侍中、将、大夫、郎吏等官职的还有十多人。窦氏党羽满布潮堂，地方刺史、太守也多有出自窦氏门下，窦氏外戚集团在朝堂内外的势力越发庞大，尤其是窦宪北破北匈奴，勒石燕然，威望大涨而被封大将军，越发飞扬跋扈，这引起汉和帝的担忧，自家舅舅不会打算做第二个王莽把？
登基四年后，十四岁的汉和帝决定先下手为强，与宦官中常侍郑众，司空丁鸿等人合谋顺利除掉窦氏外戚，窦宪、窦笃、窦景等被迫自杀，窦太后也被软禁，禁止再参与国政，依附窦氏的党羽或是被罢官，或是被杀，汉和帝亲政，郑众也因谋划政变有功被升为大长秋，后又加封鄛乡侯，郑众被史家认为是东汉宦官干政的开端。另外说一句，在东汉以前，皇宫里也是有正常男性服侍的，不过自汉光武帝开国后，皇宫才一律全改用阉人服侍，一直到清朝灭亡。
汉和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开创了东汉“永元之隆”的盛世，是史家公认东汉最后一个明君，可惜英年早逝，不到三十岁就驾崩了，可在这位明君任内，东汉宦官干政的迹象已初露端倪，《后汉书.李法传》记载李法向汉和帝上奏提了一推意见，其中提到了宦官权重，史书记载汉和帝重用的宦官有两人，一个是郑众，另一个是造纸的蔡伦。
汉和帝驾崩后，继位的是他出生不足百日的儿子，我国历史上最年幼登基，最短命的皇帝汉殇帝。汉和帝的皇后邓绥也走上婆婆窦太后的老路，升职加薪尊为太后，走上人生巅峰——临朝称制，邓太后的兄弟邓鸷先后升为车骑将军、大将军成为帝国的首席执政官，邓太后另外几个兄弟邓悝、邓弘等也被授以要职，邓氏家族也和和帝朝初期的窦氏家族一样成为帝国新的的执政家族。这和和帝朝的窦氏外戚何其相似，窦太后临朝称制，邓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的哥哥窦宪为大将军是帝国的首席执政官，邓太后的哥哥邓鸷也是大将军是帝国的首席执政官，窦氏子弟党羽遍布潮堂，邓氏子弟党羽一样遍布朝堂，这看起来不过是历史一个新的轮回，但是，和窦太后不同的是邓太后延续了汉和帝重用宦官的政策，仍继续重用郑众、蔡伦等宦官。
《后汉书·朱穆传》记载：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和熹太后是邓太后死后的谥号。宦官势力随着邓太后临朝称制进一步得到发展。
汉和帝、邓太后这对颇受史家赞誉的夫妻为什么会启用宦官势力？这就是帝王心术，宦官从皇帝的家奴，进入帝国权力舞台，让君主多添一股可以用来平衡朝堂的政治势力。一是发展君主的亲信小弟，进一步强化内廷势力，让内廷的宦官成为君主以内制外的棋子，用以制约在帝国官场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普遍存在的豪门大族子弟世代高官的现象；还有就是制衡外戚，汉朝自从刘邦开国以来，重用外戚就是汉家传统，外戚之所以能在帝国权力中枢占据重要地位，高人一等，就是靠裙带关系被皇帝或临朝太后有意扶持起来的，但外戚做大很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王莽就是靠外戚起家，进而取代汉朝的，出于对外戚势力的忌惮、制约，宦官就作为内廷中对外戚的牵制被君主提了上去。
权力永远是有毒的，在权力面前，没有什么真情可言；在权力面前，谁又真值得信任？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父子、兄弟、母子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大家都知道的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他同父同母的两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李世民在同一天内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亲侄子，也一并杀了个干干净净。
临朝称制的太后虽然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考虑，会倾向于重用自家父兄，用父兄辅政，但这不代表临朝的太后乐意支持娘家人一步步发展坐大到威胁皇位的地步，要是太后的娘家人真做成了乱臣贼子。谋朝篡位成功，作为前朝太后，她的权势地位反而是下降的。
本来呢，昨天太后娘娘还是万万人之上的，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在她面前也得下跪请安，可若是明天太后的父兄成功谋朝篡位，那她反过来要向别人俯首称臣，下跪磕头，单是这个心理落差正常人就受不了，哪怕她跪的这个人是她的父亲，是她大哥，所以西汉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得知侄子王莽铁了心要篡位，气得把玉玺给砸了，也不愿陪侄子王莽上演一出你推我让的禅让好戏，曹操的女儿反对曹丕代汉的态度比丈夫汉献帝还要坚决。
所以，邓太后虽用外戚辅政，却也重用宦官，用宦官去制衡自己娘家人，这是她吸取婆婆窦太后的教训，窦太后临朝称制后期已隐隐压不住因北破北匈奴，威望高涨的大将军窦宪。
邓太后死后，被邓太后和邓氏外戚压了十几年的汉安帝终于亲政，汉安帝亲政后对邓氏外戚进行反攻清算，邓氏外戚就如同之前和帝朝的窦氏外戚一样，又一次全家人走上死路，可亲政前深受外戚专权折磨的汉安帝，竟好了伤疤忘了痛，没有吸取外戚专权的痛苦教训，竟然还重用外戚，任命舅舅耿宝为大将军，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被委以要职，成为东汉皇帝亲政后倚重外戚治国的第一人。
无独有偶，不只汉安帝重用外戚，汉安帝的儿子汉顺帝刘保也如此，汉顺帝因为汉安帝的阎皇后和阎氏外戚的阻挠，作为汉安帝生前唯一的儿子汉顺帝险些无法继位，可虽深受外戚所害，可顺帝亲政后期还是选择大力扶持外戚，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东汉有名的“跋扈将军”梁冀其实是在国有掌君的汉顺帝在位时就已成为大将军，成为帝国的首席执政官，可不是在他妹妹，汉顺帝的梁皇后升职为太后才被任命为大将军，而梁冀还是接替他死去的父亲梁商生前担任的大将军一职，梁冀接任大将军差不多同时，梁冀的弟弟梁不疑被任命为河南尹，河南尹有点类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可见河南尹官位之重。
按理，汉安帝、汉顺帝作为深受外戚所害的皇帝，当他们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后，肯定不会再继续重用外戚了。因为，重用外戚的危害实在太明显了，单是为了自己儿子的安全都不应该再继续重用外戚，继续让自己的儿子走自己曾经走过的不幸。
可汉安帝、汉顺帝父子为什么还执迷不悟继续重用、扶持外戚，是不是因为他们父子就是传说的昏君，脑袋被驴踢了？连1+1=2，这种随便拉出一个小朋友都能想明白的道理，汉安帝、汉顺帝这对昏君父子愣是想不明白。
汉安帝十二岁被迎立为皇帝，做了十几年的皇帝才亲政，汉顺帝自幼就在凶险莫测的皇宫长大，饱受磨难，父子二人又不是晋惠帝这种先天智力有问题的，都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再怎么昏庸，能力再低他们基本的政治常识，政治判断力还是有的，这种简单的1+1=2的道理，他们不可能不明白。所以重用外戚只能解释为他们故意而为之或者某种不得已的原因为之。
在第一章（东汉的阶级固化，门阀政治的初步形成）我已经写过了，东汉帝国官场出现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一个个豪门大族的子弟，接连几代出任中央、地方的要职越来越常见，“家世二千旦”、“累世公卿”的官宦世家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并随着这种官宦大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大，皇帝握有的官员升降任免权，正逐渐被豪门大族一点点的侵蚀。
面对势力强大的官僚士大夫群体，所谓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感到力不从心，皇帝为了能继续有效的驾驭帝国的官僚士大夫势力，延缓甚至阻止官僚士大夫势力的继续膨胀，汉安帝、汉顺帝父子加大了对外戚的扶持力度。外戚对皇权存在一定的依附性，外戚之所以能身居高位，甚至成为执掌帝国的首席执政官，就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妹妹是皇后、太后，他们是靠和皇帝的裙带关系才成功上位，凌驾于其他官僚士大夫之上，所以汉安帝、汉顺帝明知外戚坐大是皇权的潜在威胁仍继续重用，倚重外戚。外戚的坐大，是符合皇帝意愿的，皇帝希望外戚作为自己权力的延伸，能够站在皇帝的利益帮助自己压制官僚士大夫。但皇帝又是个天性多疑的职业，有外戚出身的王莽代汉的前车之鉴在，为了限制、制衡外戚，出身低微，作为皇帝家奴，对皇权依赖最深的宦官，也被皇帝放出来，一同活跃在帝国权力舞台。
宦官都是出身低微的一群阉人，他们的权势富贵是在皇权支持下才得以扩张的，宦官永远也无法离开皇权独立存在，是皇帝相对最为放心的一群人；不管一个大宦官的势力多么庞大，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其所有的权势富贵都会随时被皇帝收回。
外戚、宦官共同构成的宫廷势力是依附于皇权之上的，豪门士大夫群体要想威胁皇权，必须先面对宫廷势力；而宫廷势力中对皇权依附最深的宦官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制约着外戚势力威胁皇权，使得弱势皇帝也能运用宫廷力量压制、平衡外朝实力越来越膨胀的官僚士大夫势力。
皇帝之所以能高高在上，就是皇帝始终维持着帝国官场两股、甚至多股力量齐头并进、相互牵制，使得君主觉得有必要要打击任何一方他觉得威胁的势力或军政大佬时，都可以调动另一股对方无法控制的势力加以打击。
于是，邓太后确立的君主以外戚、宦官两股内廷势力拱卫皇权，以内制外的国策就被汉安帝、汉顺帝沿用。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理清东汉宦官参政、干政的具体的来龙去脉，但宦官集团能逐渐发展成东汉王朝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本就是执掌国政的太后、皇帝给予他们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才能让宦官集团在东汉帝国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宦官集团至少控制着皇宫的守备军队，并且对首都洛阳的禁军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才能不止一次通过参与或成功发动宫廷政变，左右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个我后面再说。
我说过，东汉常用的选官制度就是察举、征辟，而宦官也一样有向朝廷举荐人才做官的权力，《后汉书宦官列传.孙成传》记载，汉顺帝时有一次命九卿高官推举威武勇猛的军事人才，唯独宦官良贺没有推荐，可见宦官也可以发展自己的门生故吏，也可以透过官场运作让自家子弟做官，形成依附宦官的外围势力，何况作为君主的机要秘书，“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背后本就有东汉帝国最强大的皇权撑腰。
除了外戚、宦官之外，皇帝其实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可以作为皇帝平衡朝堂的选择，就是皇族宗室。西汉早期就是运用皇族宗室制衡外戚，功臣的，不过皇族宗室是皇帝的兄弟、叔伯们，是有或多或少的皇位继承权的，皇族势力对皇帝的皇位威胁最大，所以东汉开国以来对皇族宗室就一直刻意压制、防范。
东汉外戚、宦官干政，是有深刻的时代原因、复杂的政治环境，绝不是简单可以用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皇帝昏庸等解释的通的，虽然谁都知道这套政治格局充满种种缺点，但是想设计出一种比这更好的政治格局，却真不是随便一个皇帝就能做到的。
不过，很长时间宦官只是内廷势力中作为外戚的牵制、辅佐性力量，宦官从内廷辅佐性势力走向帝国权力舞台的中心就必须提到汉桓帝的亲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