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华夏族的组成结构在春秋后出现了大变化。
按照《史记》介绍的西周之前帝王序列，以及现代甲骨文解读商王序列（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对《史记》所记述内容真实及准确性的有力支持。我们看到炎黄两帝合并成立的华夏族到西周，华夏族基本构成就是炎黄两族后裔为主体。这从西周立国封国大致情况可以见到：周王姬姓，大量姬姓诸侯拱卫周王四周，并在边陲关键之地派出姬姓诸侯监管四夷，比如北面的燕国、良渚后裔地区的吴，位于巴、楚、秦（巴蜀、西戎、南蛮）之间的“牧誓八国”之一的庸国；在山东监督东夷的鲁国；同时华族后裔，姜姓各诸侯也给予了重要位置：并在很多地方与姬姓诸侯形成相互呼应的态势：比如山东监管东夷族的齐国、纪国，在周国周围参与拱卫的申国、许国、吕国
但是进入春秋之后，周王式微，诸侯兼并加剧，镇守边陲各诸侯大力向外扩张，各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吞并。四夷各部族开始与之加速融合。至战国，山东东夷故地，逐步被齐国吞并，东夷各族融入华夏；西方从商代就立国的义渠为主的西戎族（甘肃、陕北），与秦魏交流、摩擦近400年后，被秦灭国后融入华夏；位于长江中游南蛮各族（三苗）之地被楚国占据后融入华夏；良渚故地，经历吴越争霸，后被楚灭，良渚后裔融入华夏；在淮河流域长期与华夏族对抗的淮夷最终被楚，融入华夏；西南之地巴蜀等国，长期与华夏族交往，并参与了周反商的军事行动，后因巴蜀相争，被秦国借机灭国，几十年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巴蜀之地成“天府之国”，巴蜀各族随融入华夏。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500余年，不仅是华夏族内部残酷的内乱史，也是华夏族与四夷各族加速融合的历史阶段。这种加速融合，固然有着政治强力、武力征服导致的因素。但更多是四夷与华夏族长期交流的必然结果。
比如以三星堆考古发现，证实的在距今5000~3000年存在的古蜀文化，其后裔巴蜀等国族裔，在秦灭巴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后，就悄然融入华夏一族之中，其统治阶层的反抗仅仅存在几十年：公元前316年秦伐巴蜀，30年内采用一国两制，分封蜀地，结果导致蜀地三叛，秦平叛后，与公元前285年，取消一国两制，与巴蜀之地实行郡县制。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建都江堰，整个成都平原耕地品质，由《禹贡》所言下上等，急速变化为“天府之国”，与当时天下最好上上等的关中土地也不遑多让。华夏族先进的水利技术，农耕文化的强势进入，几乎以立竿见影之势，极大改变巴蜀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这必然迅速赢得了巴蜀各族人民的认同。巴蜀之地因为进出交通困难，长期独存与西南之地，但是被秦政治统一之后百余年就成为华夏一份子，这与华夏族与东夷蚩尤之战后千年对抗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期的和平文化交流，（华夏）先进文化成就利（巴蜀）民功业，这才使得主动的政治强力手段达成了最大化效果。
于是我们看到，到战国后期，华夏族面貌较之春秋之前产生了巨变。虽然七国贵族阶层主体还是以炎黄两帝后裔为主体，但是整个华夏族人们，基本已经将东夷全部，西戎、北狄一部，南蛮大部，巴蜀大部融入自身之中。
由于华夏族内部结构的巨大变化。整个华夏族不得不面临一个崭新巨大的问题：新进的原四夷的人民既然已是华夏一份子，他们有没有资格去继承法统？
当年，炎黄两族构成最初的华夏族。因为结构简单，华族与夏人达成共识：本族最高权力在黄帝后裔中传承。但是当战国后期，大量四夷各族融入华夏，千年前华族与夏人的共识或许在其后裔中还有效力。（因为法统的传承毕竟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后人不遵循炎黄两帝的缔约，就是不孝。不孝者不能成王。）
但是，到春秋乃至战国，华夏族内部构成的复杂化，这种共识的制约性对新进华夏子民的效力必然大打折扣。法统以黄帝后裔进行传承的规定，面临不得不进行全面变革的局面。整个华夏族不仅要在炎黄后裔之间达成共识，也要在原炎黄后裔与非炎黄后裔的新进华夏子民之间形成新的共识。夏朝前，夏人以功业成王，但夏朝以后，家族血缘传承，无功也可成王。这时就算炎族后裔还能遵守前约，但是，新进华夏得前各族人民凭什么接受夏人可以无功而成王？
但是，在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局面下，诸侯间彼此对立攻伐不断，这是不可能实现新共识的。于是诸侯不求利民功业，只求强以争王（霸），就成了这一段时间，乱世诸侯思想及实践的必然倾向。因为旧有的华夏族内部最高共识，已经不再符合新华夏族的现实状态。而新的共识也因为超长期的内部混战而无法有效形成。
华夏文明之致命危机
华夏法统内容的全面变化，新华夏族内部共识长期无法实现，直接对华夏文明的核心产生了颠覆性的危机。
因为传统华夏法统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权力传承与有德之君（利华夏万民之大功业，被后代祭祀）就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浓缩表达。
华夏族几千年来就是东亚最高生产力水平（华族所代表的农耕），夏人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反映了自强之根本。
而传统法统传承，是在有德之君之间，这就从最高权力传承的方式，对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标准进行了阐述及强力的背书——向善性。利华夏万民大功业的华夏族首领才能入祖庙而被祭祀。而到大禹治水时，大禹之德所得利者超越了当时的华夏族，而扩展到“天下万民”的范畴。因为天下万民范畴远大于华夏子民，治水的巨大功业，意味着有利于更广大的人群，因此，大禹治水使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朝向实现了一次巨大升华。“利天下”之大善远超利华夏之善。这种大善使得华夏族的视界一下就超越对（人－人）关系的狭隘关注，超越了自我族群利益的既有短视，一下就将华夏族的视野从人间提升到天地自然，将大善之利从华夏族扩展到天下。
我们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自强与向善，相辅相成。强大的自我（能力）才能实现利天下的大善。而抱有向善价值观，自我强大的能力才能正确的使用。（就如公元2020年世界面临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国拥有极其强大的自我能力，但是不持有利万民的价值观。其强大自身能力就无法有效展现出最佳效果。相反，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存在，能使自身有限能力展现出惊人的大善效果）
华夏文明的这两个关键部分，到周朝，是以礼制的形式被强化的。礼制与华夏文明内涵的关系，就如河图洛书的象数样式与对其解读一样。
前面笔者将河图的样式解读为对静态的理论世界的描述，而将洛书解读为对动态的现实世界的描述。
而周朝的礼制就如河图洛书一样，作为一种外在固化形态，来阐述周人认为的华夏文明所应具有的内涵。
但是华夏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这两个关键部分，尤其是自强（客观条件）与向善（主观价值）中的主观价值观部分遭到几乎颠覆性的冲击。
诸侯相互攻伐，杀人盈野。臣子犯上作乱如家常便饭（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诸侯纷纷称王）。礼乐崩坏是华夏族原有（法统的、文明的）共识的瓦解的外在表现，而在华夏文明的内在领域，则体现为对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颠覆性冲击。自强能使诸侯强大，赢得兼并战争中的胜利，但是向善对诸侯有什么好处呢？或许对那些被兼并的弱势诸侯，向善才有那么一些好处吧？但是如此向善又与自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相反，春秋战国历史显示，犯上者称王，杀万人者大功，倚强凌弱者称霸。这些现象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事实与理论已经出现严重的背离。华夏文明的原有理论不仅不再能指导实践，连解释实践都做不到了。于是基于残酷的现实，华夏精英阶层开始对华夏文明的内涵，开始质疑并逐步发展向有选择性推翻。最典型的就是孟子时期，华夏精英阶层对性善论、性恶论的争论。这就是对华夏文明的价值观部分，以颠覆为目的的激烈攻防。
去掉华夏文明的向善性价值观，不以天下万民之利为价值观关注所在，那么华夏文明还算是华夏文明吗？
华夏文明诞生以来，面临事关文明生死存亡的最重大危机到来了：
文明内部在长期混战中如果形不成新的共识。华夏文明的结局，要么不知道演化为一个什么新的玩意，要么文明就在长期混战中把潜力消耗殆尽，直至瓦解，湮灭。
何去何从？华夏整个精英阶层纷纷站了出来，做出自己的答案，企图给华夏找出一条解决长期战乱的成功路径。这就是后世称为的诸子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