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诺瓦蒂埃拉了三天肚子，腰围因此小了一圈。埃曼努尔比较不幸，他去陆军医院做了一套全面体检，结果一切正常。
那天老巷区新开一家餐馆，老板是中国人，卖的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只能暂且称作小笼包的东西。十点左右，诺瓦蒂埃和埃曼努尔从托尔斯特亚塔楼下走过，看到一条黄皮肤的队伍从等登灯巷钻了出来。他们好奇上去询问并得知新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半个小时后他们预估自己离午饭还有大约三小时的路程。
诺瓦蒂埃从没见过那么多中国人，至少从未这么高密度地见过中国人。一百平米不到的厅堂，是用老旧的石头平房改造成的，去掉桌子椅子的占地，留给每个人的面积大约有三十二开。改造时敲掉的四面墙壁不知起不起承重作用，残留的墙角上霉斑被厨房腾出的水汽熏得嫩绿。每当有人付过钱，挤到一边去，队伍得以往前挪一挪，整个餐馆就要晃一晃。放心，就算天花板掉下来，有那么多人托着也出不了事，埃曼努尔隔着一个插队的老太太对诺瓦蒂埃说。
队伍在摇摇欲坠的水汽里沉稳地前进，终究没有被天花板袭击，先是轮到诺瓦蒂埃，再是插队的老太太，不知怎地又多出一个老太太，等到埃曼努尔付过钱，已是将近五点。他找到诺瓦蒂埃——大堂里没有空着的座位——站到他身边。他看看手里那张粉红色的票子，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潦草地写了几行字，唯一他认得的是一串阿拉伯数字：一千两百九十九。他又看看诺瓦蒂埃手里的票子，一千两百九十六。刚刚那个小伙子是不是喊了九百九十三？他忐忑地问。
诺瓦蒂埃却没有听见他说话。
一位老先生背对他们坐着，一人占了两人的座位。他慢悠悠地把筷子伸进蒸笼里，夹住小笼包顶部缀着蟹黄的褶子，小心翼翼地拎起来。它像一只盛了水的气球，半透明地能看见里面汤汁的颜色，当它的底部嗖地一声与蒸笼分离时，诺瓦蒂埃的心脏都停了一下。啊！没破，真是万幸。接着他又担心起那段在半空中的旅程，盯着老先生不规律地抖动着的右手，这抖动经筷子传递到那个晃动的、脆弱的气泡上，频率有所降低，幅度不减反增。
在端着一叠蒸笼的小伙子喊出一千一百六十的时候，老先生放下了筷子。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抹了抹嘴，折好又放了回去。他从桌上拿起金色的手表，戴在左腕上，看一看，转头核对了一下悬在大胡子老板头上的挂钟。七点零八分。他拿起身边叠好的西装外套，吃力地给自己穿上，全程坐着，姿态让埃曼努尔很不舒服。他两只手抹了抹脸，又抹了抹快秃了的头顶，把三缕仅存的白发摆成了一朵雪花。紧接着，他伸出右手摸索，用大约九个回合找到了自己的拐杖。
然后他站了起来。
然后他摔倒了。
但是他没摔倒。
诺瓦蒂埃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拐杖倒是飞了出去，不过埃曼努尔很快把他从一个脑门流血的大汉那里认领了回来。
老先生接过埃曼努尔递来的拐杖，在大理石砖上戳了戳。他凭自己站稳，转过身来对诺瓦蒂埃笑了笑。他拍了拍诺瓦蒂埃的肩膀，打了个饱嗝就走了。走之前，他似乎想起什么，把拐杖交到了左手，又转身对埃曼努尔笑笑，也拍了拍他的肩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