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意识到，20世纪人类的困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过去视作救赎的那些习俗的崩溃；一是个体急剧增长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论，个体不再有意义地与世界保持联系，而同时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却仍然依靠这个世界。

前者，比如说善。以前的乐于助人，如今的乘人之危，利用人之同情心而作恶，利用人之爱心而谋利，利用人性获得商机。讹人事件是一，大数据杀熟是一，还有各种割韭菜……搞明白，现在已经不是20世纪了！

后者，比如说初期的“丧”、“佛系”，到近期的“内卷”、“躺平”。这些从某种程度而言无疑不是在割离和世界的联系，却又依附于世界的存在和价值，它才得以成立。简言之，其背后的“合理性”是值得深思的！

北岛的《回答》中有这么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个人的理解是，卑鄙者往往以卑鄙为荣耀，高尚者甘愿为高尚而作出牺牲。往深了说，卑鄙对卑鄙者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赖以谋生的，高尚同样如此。这可以理解为目的，目标，或意图。卑鄙可以理解为道德层面，行为层面，动机层面，高尚亦是如此。用杜威的理论来说，那就是——任何有特定性质的经验，如果要正确地被界定为目标、目的或意图，那么它必定要遵守与之相对于的条件。

看过太多的人，忙忙碌碌一生，他们早早地结束了青春，迈入婚姻，尔后的半生虽谈不上为了子女家庭而活，为责任而活，当然他们的前半生似乎也是为此准备着，恋爱奔着结婚去的，结婚奔着生小孩去的，我理解为这是为家庭，为名誉而活，总之，如果你问他们，他们往往会给出类似这样的答案。

家庭，责任，名誉，确实都很重要。但“价值和事实的关系”问题，完全是人为的，因为它们依赖于和来自一些毫无事实依据的假设。后一句同样是杜威说的。

坦率地说，当看到“完全是人为的”这几个字时，触目惊心。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说，你怨天尤人，活该！另一方面，又很容易想到：这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这是市场规律，社会意识形态，归根结底这是你们自作自受，自寻苦果……倍感难受与不安。

想想那些为了浮名虚利的人吧！

很艺术的一个例子，电影《第十一回》中的马福礼，一件陈年旧案的真相，紧接着为了孩子不得不维护真相的父亲，权衡利弊之后剧院作出的艺术取舍，反转再反转，戏剧与冲突……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艺术的处理。然而，这些何尝不是时代偏见下的畸形事件呢？那些热衷于捕风捉影的人，热衷可能是一回事儿，也可能是社会条件之便利增加了这种热衷的成就感，满足了部分人的虚荣心和利益，以及快感。而他们的供养者，吃瓜群众，乌合之众。再往上看，那是一个体系结构里的产物，一个很小的体系，不，也许并不小，但却先后因为一系列变故而发生逆转，假装怀孕的金彩铃，神神叨叨的奇葩（土豪？嘴上说放下，却一掷千金），还有那个被不知道什么信仰惯养的律师，以及凌驾于剧院之上的领导……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好像忙了那么一大圈就是让事情不发生而已，图个心安而已……没得好名声，没得切实利益，但这么一折腾知道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说到底应该属于救赎一类的主题。

而之所以说这个，很大程度从起源说起，它就是一浮名虚利，看似为了维护名，维护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在整个运作的过程中又涉及到了他人的利益、名节，于是就有了对立，有了冲突，继而戏剧化的一幕幕上演。

最后谁在乎真相呢？谁又真正想知道整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那个小演员？她所在乎的也不过是自己那一角色背后的设定罢了。没有人真正在意真相，却又都靠着自认为的真相。这和人与世界的联系，何其相似啊？

那么，现实呢？现实可能比艺术还要残酷，因为我们是用一生去演绎。

王尔德说，人们都活在他们的生活之上（大致意思）。

简言之，不是匹配，不是属于，而是活在了某种虚无之上，比实际更重的负累，比原本所需要的更多。

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真的，人真正需要的并不多，不是吗？一日三餐为温饱，这是生存，接下来是发展吗？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发展。

就当下那么多人嘴上说“躺平”，可不也得依靠世界的存在而存在，还是得谋生不是？而真正具备条件的人是更拼还是跟着“躺平”呢？所以，都不是真正的“躺平”，但某种意义上，我们又都遗弃了过去视为救赎的习俗，不是吗？否则，那些趾高气昂的家伙，他们何以指手画脚，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互相理解之后，就没啥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