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当一个家庭成员出现症状时，其他成员一定会对症状有所反应，从而引起整个系统的压力。如果家庭系统的病理机制没有改变，这些症状就可能会在不同成员身上发生转移。
林娜和丈夫经历了3年的恋爱，去年元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是研究生同学，毕业后一起来到上海，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为了将来美好的生活，发誓要一辈子打拼。他们没有房和车，有着对彼此的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半年后，林娜的梦想逐渐破灭，工作不顺，房价居高不下，美好的生活似乎遥不可及。林娜抑郁了，她觉得无望无助，没有半点动力，一回到租住的房子里就满是压抑委屈，冲丈夫发火，摔东西，甚至想到了自杀。
林娜的丈夫是个充满激情的小伙子，事业蒸蒸日上，薪水节节攀升，除了忙碌的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哄林娜开心，每天给林娜准备“一碗鸡汤”：“幸福生活贵在坚持”“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林娜逐渐厌倦了，情绪越来越糟，她觉得丈夫畅想的未来都是虚无的狂想。
丈夫为林娜预约了心理咨询。林娜的抑郁很有特点，她在单位可以微笑面对任何人，甚至感觉不到情绪低落，只要一下班，她的抑郁就来了。似乎这个抑郁是为丈夫准备的。我问这对小夫妻：“有没有可能是你们的小家庭需要这个抑郁呢？”他们面面相觑，不置可否。
林娜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需要抑郁，但是我在思考，如果我和他一样像打了鸡血似的奋斗，我们就不像夫妻了，感觉更像‘合伙人’。”很显然，抑郁可能成了林娜应对家庭生命周期发展的策略。他们处在从个体进入新家庭的生命周期中，原生家庭的系统规则会在这个新家庭中相互作用，逐渐磨合，产生新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冲突和妥协就成了新家庭的主题。
随着林娜的抑郁一天天好转，她的工作有了起色，职位得到了晋升，似乎这个小家庭在平稳度过这个艰难的阶段。但是，我观察到，当林娜的抑郁好转时，丈夫似乎有些不安。我问林娜：“有没有可能你的抑郁好了，你老公会变得不开心？”林娜笑着说：“他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我不再需要他的那些鸡汤了。”在那次咨询后，这对小夫妻就没有再来。
半年后，林娜预约了咨询。她说：“我这次是为我老公预约的，他现在情绪很糟糕，像只被斗败的公鸡，整天垂头丧气，抱怨不断。”
这不就是一年前的林娜吗？我好奇地问林娜的丈夫：“你们家的‘病’好像会转移，这次你是怎么把坏情绪转移到自己身上的呢？”林娜丈夫叹了一口气：“你上次说我妻子抑郁好了，我是不是有些不开心，我当时很惊讶。但是回去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好像她的病好了，我会有更大的压力。”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当病人开始好转的时候，家庭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变糟，就好像这个家庭需要一个有症状的人一样。家庭治疗先驱唐·杰克逊（Don Jackson）曾经治疗过一个患抑郁症的女性，当她开始好转时，她的丈夫却抱怨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当她的情况继续改善时，丈夫失业了。最后，这位女性完全好了，她的丈夫却自杀了。
在这样的家庭互动中，就像玩捉迷藏的游戏，谁生病不重要，只要有人扮演这个角色就可以，这种现象被称为“病情转移”（shifting disturbance）。更为常见的病情转移发生在家庭中的孩子身上，他们常常被标签化为“有问题的孩子”。
家庭治疗大师米纽庆曾遇到过一个典型的病情转移案例。一个有着奇怪行为的年轻人因试图抓瞎自己的眼睛而多次住院，这个年轻人在医院表现正常，可是只要回家就会有自残行为。后来得知，这个年轻人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紧密，父亲是个病态的赌徒，经常无故消失，最长达7年。当父亲神秘地归来时，儿子开始有了奇怪的自残行为。
米纽庆在治疗中对年轻人的父母说：“他在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告诉你们，他愿意被看成一个孩子，在医院他23岁，回到家，他就变成了6岁。”米纽庆又对这个年轻人说：“你为了母亲抓伤自己的眼睛，于是她就有担心的事情了。你是个好孩子，好到要为父母牺牲自己。”
这个个案说明，父母有时候会用孩子作为缓冲器，去保护他们自己不能处理的亲密关系，孩子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