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第一段“臣光曰”原文如下：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突出“名”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份的重要性，为什么身份很重要呢？司马光给出了论证：凭借四海之广，众多百姓，都受一人统治。即使有超凡的力量、过人的智慧，也没有人敢不奔走效命的，难道不是因为有礼教作为法纪吗！熊逸老师解释说：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推测司马光想错了，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而且不管有礼还是无礼，人类组织都会形成寡头结构，这是群居动物的天性所决定的。

其实不仅在成人世界，即便是儿童群体，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甚至猴子、猩猩和狒狒等灵长类动物群体同样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等级结构。问题是等级结构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个体成员之间的强弱消长，成王败寇的戏码总会上演，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光向往的政治结构是礼制恒久远，每一个层级的上的个体都安守自己的本分，不做非分之想，这样的自上而下、逐级管理就变得简单、自然。

但如果某位平民就是不服气，想追问一句，凭什么我就不能当皇帝呢？这是司马光必须面对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在司马光看来，周文王把乾坤两卦排在六十四卦的开头是因为乾象征天，坤象征地。天和地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那么天和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孔子的解释是天和地的关系是尊和卑的关系，天是尊贵的，地是卑贱的。尊卑关系已经确立世界的秩序，随之确立人际关系自然应当遵循秩序，让尊贵卑贱之人各安其位。

司马光要把各安其位论证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假如人人都真诚的把各安其位当成一种义务，社会就会变得高度稳定，从管理学角度讲，只要君主有能力为这份义务打造出一个合法性神话，任何社会的每个成员都笃信不疑，视之为天经地义，那么这应该就是司马光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了。

还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暴君在位，臣民该怎么办？难道只能服从尊卑秩序，俯首帖耳的任他宰割吗？儒家圣人体系里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不都是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人吗？难道他们非但不是圣人，反而是乱臣贼子吗？这是儒学体系里的一个经典难题。我们看看司马光怎么说。

原文如下：

《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春秋》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周王室的使者虽然地位低微，但排序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对于君臣关系，未尝不恳切关注。如果没有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德，使人心归附、天命眷顾，君臣的名分，就应该坚守节操，至死不变。所以如果微子取代商纣做天子，那么成汤就可以永享祭祀；如果季札做吴国国君，那么太伯就可以永享祭祀。然而这两个人宁可亡国也不做国君，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不可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

司马光认为，汤武革命只是罕见的特例，后人当然有权反抗暴政，但必须集合汤武革命的全部条件才行，也就是说在位的天子像夏桀与商纣一样暴虐，带头反抗的人像商汤和周武王一样仁德，并且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如果这些条件无法齐备，那么君臣关系就绝对不能动摇，臣民就算去死，国家就算灭亡，也不能以下犯上。

司马光指出两个典范人物，商朝的微子和吴国的季札。微子是商纣的哥哥，一个很贤明的人。还曾经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纣王无道，微子曾经多次劝戒，却毫无效果。后来商朝亡国，周朝对微子不错，封他为诸侯，建立了宋国。

司马光认为，如果微子当初取商纣王而代之的话，完全可以拨乱反正，商朝就可以国运长久。微子既有资格，也有能力取代纣王，取代之后也必然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微子就是谨守为臣之道，不做非分之想。

再看季札，他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贤能的一个儿子，寿梦想让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辞让到底，绝不接受，结果长子诸樊顺利接班，诸樊很想完成父亲的心愿，于是安排了一个兄终弟及的继承次序，相信最后总能传到季札，好容易真的传到季札了，没想到季札还是不干，逃到国外去了。结果四兄弟的下一代为了王位争得你死我活，没过两代，吴国就灭亡了。

司马光认为，如果季札一开始就爽爽快快的答应父亲，后来的吴国一定顺风顺水，但季札也和微子一样。宁肯亡国也要服从礼的约束，绝不破坏礼制所规定的尊卑秩序。

看来在舍身取义的问题上，司马光比孟子还要激进，为了坚持自己心中正确的价值观，孟子最多做到的就是拼上自己一条老命，而司马光可以拼上整个国家。礼高于一切。非礼的国家不值得存在，非礼的人生不值得活。

司马光“礼高于一切”的思想在当时既有积极影响也有局限性。积极方面，为统治阶层提供治理依据，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威，传承弘扬儒家礼教观念，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但局限性在于可能抑制社会创新变革，对渴望突破传统等级束缚的人形成思想束缚。